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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联] 鮑·瓦西里耶夫

第一部 第一章

　　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一生中从来没有象最近三周这样，遇到那么多意料不到的喜事。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普鲁日尼科夫等待已久的授予军衔的命令终于颁布下来了，继这一命令之后，意料不到的喜事又纷纷而来，乐得柯里亚常常在睡梦中都笑出声来。

　　早上列队的时候，宣读了命令，随即就把他们带到军需库去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发放学员用品的、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发放军官用品的军需库，那里发给了他们漂亮的皮靴、咯吱作响的佩带、硬壳的手枪皮套、带漆亮图囊的军官挎包、双排纽扣的大衣和地地道道斜纹布的军装。之后，全体毕业生又拥到学校的裁缝那儿，希望把自己领到的军装改得完全合身，穿上去仿佛是专门量体缝制的一样。他们在那儿有说有笑，你推我搡，直闹得天花板底下的一个搪瓷灯罩都摇晃起来了。

　　晚上，校长向每一个毕业生表示了祝贺，并授予“工农红军军官身分证”和一支沉甸甸的图拉托卡列夫手枪。初出茅庐的中尉们响亮地报出了手枪的号码，使劲地握了握将军瘦骨磷峋的手。在酒宴上，他们都兴高采烈地把自己排里的教官们抬起来向上抛，并设法报复司务长。总之，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这次晚会也是前所未有的、最称心如意的一次——自始至终都是欢快的、美好的。

　　不知为什么正是在这次宴会后的当天夜里，普鲁日尼科夫中尉发现自己浑身作响。这种响声令人振奋而已徽决。新皮革的佩带、笔挺的军装、油光很亮的皮靴都在作响。宛如一张崭新的卢布，他全身上下都发出清脆的响声，当年的孩童们逗趣地称这为“脆”。

　　其实说起来，事情要比这发生得还早些。在宴会后的舞会上，昨天还是学员的军官们，都带着姑娘来了。可是柯里亚没有女朋友，他羞怯地去邀请图书馆管理员卓娅。卓娅踌躇地抿着嘴唇，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一定，不一定去……”但她毕竟还是来了。他俩一起跳舞，柯里亚为了摆脱窘境，一个劲儿地对她说话，又因为卓娅是在图书馆工作，所以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俄罗斯文学来了。卓娅起初还随声附和，最后终于噘起那口红涂得难看的嘴唇生气地说：“您可是真‘脆’呀，中尉同志。”

　　用军校学员们的话说，这就意味着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有点儿装腔作势。柯里亚当时也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可是回到兵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的确确“脆’定来了，而且“脆”得令人愉快。

　　“我‘脆’起来了，”他不无骄傲地对自己邻铺的朋友说。

　　他俩坐在二楼走廊的窗台上。六月初的夜晚，军校校园内的丁香花散发着馥郁的芳香，这花儿可是禁止任何人攀折的。

　　“你‘脆’尽管‘脆’好了，”朋友说，“只是别到卓娜面前去‘脆’；她是个傻瓜，柯里亚。她傻极了，要知道，她嫁给了军需排的一个准尉。”

　　但是柯里亚心不在焉，因为他在琢磨“脆”的含义，他非常喜欢这种“脆”。

　　翌日，伙伴们纷纷准备上路：各自去度假。告别声喧嚣不已，他们相互交换地址，彼此应允通信，接着便一个个消失在军校的铁栅门外。

　　然而柯里亚的通行证却迟迟没有下发（诚然，他的路程很短，只到莫斯科）。两天后，柯里亚正待去问个究竟，哪知远处突然响起了值日官的喊声：“政委召见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政委的模样酷似骤然变老了的演员契尔科夫，他听到柯里亚的报告以后，跟他握了握手，接着指了指座位，示意他坐下，并默然地把香烟递到他的面前。

　　“我不吸烟，”柯里亚说罢脸就红了，他这个人动不动就好脸红。

　　“行，小伙子！”政委说。“而我，你知道，怎么也戒不了，毅力不够。”

　　他随即点燃了一支香烟。柯里亚本想就如何锻炼毅力谈一点体会，可他还没开口，政委就又接着说道：“我们了解您，中尉，您为人非常诚实可靠。我们还知道，您母亲和您妹妹住在莫斯科，您有两年没回家了，很想念她们。按规定您应该有假期，”他停了下来，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两眼凝视着脚下。“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不过还是决定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这——不是命令，是一个请求，请您理解这一点，普鲁日尼科夫。我们已无权对您下命令了……”

　　“我听候您的指示，团政委同志。”柯里亚突然意识到是要派遣他去执行侦察任务，顿时精神抖擞，准备响亮地作出回答：“是……”

　　“我们的军校要扩大，”政委说，“局势很复杂，欧洲在打仗，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作战指挥员，因此我们还要开设两个学员连。但是目前编制人员尚未配全，而军需品却源源运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您，普鲁尼日科夫同志，帮助安置这些东西。负责接收和登记……”

　　就这样，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被留在军校里，担任“往哪儿派就到哪儿去”这样一个说不出名堂的职务。他同年级的同学早就各奔前程，早就在那谈情说爱、沐浴阳光、游泳和跳舞了，而柯里亚却在勤奋地统计着有多少套行李、多少米裹脚布和多少双皮靴，还得编写各种各样的报表。

　　转眼间两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两个星期里，柯里亚从早到晚，任劳任怨地接收、清点和登记各种物品，没有度过休息日，也没有出过军校大门，仿佛他依然是个学员，在等待爱生气的司务长解除他的职务。

　　六月，军校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几乎全部野营去了。柯里亚平时跟谁也不来往，没完没了的统计、表格、手续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惊喜地发现，人们向他敬礼了。这种敬礼完全遵循军人规章守则的要求，以学员式的优美姿势把手掌迅速举到鬓角，同时矫捷地把下巴一仰。柯里亚则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随便的样子给予还礼，可他的心却陶醉在开始滋长的虚荣感里。

　　打那以后，他每天傍晚出去散步。他背着手，径直向临睡前站在兵营门口吸烟的三五成群的学员们走去。他面无表情，两眼注视着前方，两耳朵却伸得很长，竭力想捕捉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指挥员……”

　　他知道，学员们的手掌眼看就要刷地飞举到鬓角向他敬礼了，就使劲皱紧眉头，竭力使自己那容光焕发的圆脸显出无限沉思的表情……

　　“您好，中尉同志。”

　　这是在第三个晚上，卓娅倏然在路上出现了——与他面面相对。在和煦的薄暮中她那洁白的牙齿闪烁着寒光，虽然一丝风儿也没有，但她衣裙上的无数绉边却在颤动。而这种动人心魄的颤动尤其令人惊然。

　　“怎么总也见不到您，中尉同志。您连图书馆也不去了……”

　　“工作使我脱不开身。”

　　“您留在军校了吗？”

　　“我有特殊任务，”柯里亚闪烁其词地说道。

　　他们不觉已并肩走在一起了，走的并不是柯里亚适才漫步的方向。卓娅不停地说这道那，笑声不绝。柯里亚没有去揣摩其中的含义，他在为自己如此顺从地步往另一方向而感到惊奇。后来他惴惴不安地思忖，自己浑身上下的军装是否还在发出那种浪漫的脆响呢，他耸了耸肩，那佩带立即回报以令人愉决的发紧的嘎吱声……

　　“……真叫人哭笑不得！我一直在说啊笑啊……可是您听也没听，中尉同志。”

　　“不，我在听。您是笑来着。”

　　她停了下来：黑暗中她那洁白的牙齿又闪着晶莹的光。此时，柯里亚已被她的笑靥迷得飘飘然了。

　　“就是说，您喜欢我，是吗？说呀，柯里亚，喜欢我，是吗？……”

　　“不，”他低声回答，“只不过是……我说不上来。要知道，您已出嫁了。”

　　“出嫁了？……”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出嫁了，是吗？是有人告诉您的吗？那又有什么，出嫁了，什么叫出嫁了？我不过是偶然嫁给了他，那是个错误……”

　　他不知怎么一下子楼住了她的肩膀。也许，他并无此举，而是她把肩头妇熟地靠过来，以致他的双手刹那间落到了她的肩头上。

　　“况且，他已经到外地去了。”卓娜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沿着这条林荫小路径直走到围墙，再顺着围墙走到我家，那就准也不会发现我们。您想喝点茶，是吗，柯里亚？……”

　　他已经想去喝茶了，但在这当几，林荫道的晦暗处有个人影向他们走来，接着从他们身旁掠过，只听得说了一声：“对不起。”

　　“团政委同志！”柯里亚不顾一切地喊道，向着从身旁掠过的那个人影追去。“团政委同志，我……”

　　“是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您怎么把姑娘撇下不管了？哎呀呀。”

　　“是，是的，不应该，”柯里亚转身往回跑，急匆匆地对卓姐说，“对不起，卓娅。我有事，有公事。”

　　柯里亚和政委由丁香树的林间小路步往军校靶场那一片静溢的开阔地，一路上柯里亚对政委叨唠着，但说了些什么没过一会儿就记不清了。似乎谈到裹脚布的宽度不合标准，要不，也许谈到宽度虽然合乎标准，但布不是纯棉的……政委只是默默地听着，可随后便问道：“怎么，那是您的女朋友吗？”

　　“不，不，您说到哪儿去了！”柯里亚吓了一跳，“您怎么啦，团政委同志，她是卓娅，图书馆的。我有一本书没还，所以……”

　　他沉默了，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他为自己扯了个谎而感到羞愧，因为他对这位上了年纪、心地善良的政委是怀有深切敬意的。然而，政委岔开了话题，柯里亚这才渐渐恢复了平静。

　　“您能遵守借书规则，这很好，在我们军人生活里，涉及纪律方面的这些小事，我们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比如说，一个普通公民有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可我们，红军指挥员干部们就不能那样。再比如说，跟有夫之妇成双散步，这也是忌讳的，因为我们是干部，我们必须每时每刻为我们的部下作出遵纪守法的榜样。您明白这一点，那太好了……明天，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十一点半钟您到我那儿去一趟，商谈您下一步的工作问题，可能我们还要一起到将军那里去。”

　　“是……”

　　“好吧，那就明天见。”政委伸出了手，他握着柯里亚的手轻声说，“看来，那本书应当归还图书馆，柯里亚。一定得还回去……”

　　是的，欺瞒团政委同志的确很不应该，但柯里亚却并未过于感到内疚。他期待着与军校校长的会见，要知道，昨天还是学员的他，是怀着焦灼、恐惧、忐忑不安、犹如姑娘初次赴约似的心情渴望着这一会见的。次日，起床号未响，他就爬起来了，把咯吱作响的皮靴擦得锃亮，给上衣缝了一个崭新的衬领，连每个纽扣都擦干净了。坐在军官食堂里，柯里亚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他可以自己点菜付款。此时他什么也不想吃，只喝了三杯果子水。整十一点钟他就去见政委了。

　　“啊，普鲁日尼科夫，你好！”柯里亚以前学员排的教官、中尉戈罗勃佐夫端坐在政委办公室门外，也是上下笔挺、一尘不染。“近来怎么样？还是跟那些裹脚布打交道吗？”

　　普鲁日尼科夫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详细地诉说了自己的工作情况，但内心暗自思忖，为什么戈罗勃佐夫中尉对他——柯里亚来这里的缘由丝毫不感兴趣。最后他终于暗示道：“昨天团政委同志也详细询问过我的工作。并且让我……”

　　“喂，普鲁日尼科夫，”戈罗勃佐夫突然压低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把你派给维耶里契柯，那你不要去。你要求到我那里，好吗？就说我俩是老搭当了，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

　　维耶里契何中尉也是学员排的教官，属于第二排，他同戈罗勃佐夫中闹事无巨细都争论不休。柯里亚一点儿也没弄懂戈罗勃佐夫的话意，但他礼貌地点了点头。他正欲请戈罗勃佐夫进一步解释时，政委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衣着漂亮、满面春风的维耶里契柯走了出来。

　　“给了我一个学员连，”他对戈罗勃佐夫说，“祝你同样如此！”

　　戈罗勃佐夫一跃而起，习惯地整了整上衣，他那么一扯就把所有的衣褶全赶到后面去了，于是迈步跨进了政委办公室。

　　“你好，普鲁日尼科夫，”维耶里契柯说着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喏，你的事情总的来说怎么样了？该交的交了、该接的接了吧？”

　　“总的来说是这样。”柯里亚复又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自己的工作情况。只是他没来得及提起政委召见一事，因为性急的维耶里契柯打断了他的话头：

　　“柯里亚，上面征求你的意见时，你就要求到我那里。我已经向上面提过，不过你，总的来说，还得再提一下。”

　　“要求到哪儿？”

　　说话间，团政委和戈罗勃佐夫中尉从办公室走出来了，维耶里契柯同柯里亚立即起身，柯里亚开始报告“按照您的指示……”，但政委没有所下去：“走吧，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将军在等着您。没你们的事儿了，指挥员同志们。”

　　他们前往军校校长那里没有打值班员的接待室过，而是穿过一个空房间。该房间的尽头有一个门，政委从那里走了进去，撇下柯里亚单独一人，柯里亚感到局促不安。

　　在这以前，柯里亚曾与将军见过一面。那是在将军亲自授予他军官身分证和一支沉甸甸的手枪的时候。不过，除此之外，还见过一次。但是回忆起那一次见面的情景，柯里亚觉得很是窘迫，但看来将军早就忘个干净了。

　　那是在两年前的某一天，柯里亚当时还是个普通老百姓，一不过已留了平头，他同其他留手头的小伙子们一起刚刚从火车站来到军校。他们直接在练兵场上卸下了手提箱，一个蓄着胡子的司务长（就是在宴会后他们想要报复的那个）命令全体到浴室去洗澡。于是大家蜂拥而去，也不列队，一路上大声地说笑嬉闹。然而柯里亚此时却因脚被磨破而光着脚坐在地上。当他勉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全体已拐过了墙角。柯里亚迅速站起来，想追上去，在这当儿有人突然喊住了机“往哪儿跑，年轻人？”

　　一个干瘦的、个子不高的将军面带温色地盯着他。

　　“这里是军队，而军队的命令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命令您看守这些东西，那您就应当好好看守，直到有人来接替您或者命令被撤销。”

　　谁也没给柯里亚下达过什么命令，但柯里亚此时已不怀疑，这道命令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他笨拙地直了直身子，大声回答道：“是，将军同志！”就这样他留在那里看守提箱了。

　　可是伙伴们呢，仿佛故意捉弄他似的，压根儿不知钻到哪里去了。事后才知道，他们洗完澡后，每人领了一套学员制服，随后司务长又把他们带到裁缝那里，为的是使每个人领到的衣服都能改得合身。这些事情把他们忙活了好一阵子，而柯里亚却始终规规矩矩地看守着那堆没人需要的东西。他站在那里并为此而感到不胜骄傲，仿佛是在守卫一个弹药库。谁也没去注意他，直到两个愁眉苦脸的学员由于前一天的放纵行为被罚勤务去搬运这些东西以前。

　　“不许你们动！”柯里亚厉声喝斥，“不许靠近！……”

　　“你要干什么？”被罚者之一粗暴地挑衅说，“当心敲你的脖子……”

　　“退后去！”普鲁日尼科夫怒不可遏地喊道，“我是守卫！我命令你们！……”

　　其实，他身上并没有武器，但他如此号叫，致使这两个学员决定不跟他纠缠下去。他们去找司务长，但是柯里亚对司务长的话也不听，他要求或者换岗，或者撤岗。由于根本不存在换不换岗的问题，大家就质问他是谁派的岗。柯里亚拒绝回答，直闹到军校值班员到来为止。红袖章起了作用，但是柯里亚交了岗以后，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值班员也搞不清楚。等到柯里亚弄明白了的时候，浴室已经关门了，就这样，柯里亚不得不再当一昼夜的老百姓，可为此招来了司务长对他的极度不满和报复。

　　如今面临的是同将军的第三次会见。对于这次会见，柯里亚既心切又畏惧，因为人们私下里传说这位将军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这一点他是相信的。既然相信，那就不能不惧怕他那双不久前目睹过真正法西斯匪徒和战争实况的眼睛。

　　终于，门轻轻启开了，政委招手示意他进去。柯里亚忙不迭地整了整衣服，舔了一下忽而发干的嘴唇，便走进了挂着厚实帷帘的门里。

　　这一人口对着将军办公室的正门，因此柯里亚正好出现在弓着腰的将军身后。这多少使他有点局促不安，他向将军报到的喊声竟也不象预期那么清晰了。将军听了他的报告，指了指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柯里亚坐下了，两手扶膝，很不自然地直起了腰杆。将军仔细打量了他一眼，随即戴上了眼镜（看到这副眼镜，柯里亚很是犯愁……），开始翻阅订在红壳夹子里的一页页材料。柯里亚没有想到，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的“人事档案”原来是这等模样的。

　　“全是五分，怎么会有一门三分？”将军诧异地问，“这个三分是怎么回事？”

　　“‘军需’课得了三分，”柯里亚说，声音低沉，脸上象个姑娘似的泛起了红晕，“我重考一次，将军同志。”

　　“不，已经晚了，中尉同志，”将军冷笑了一下。

　　“共青团组织和群众的评语都很好，”政委低声说。

　　“嗯，”将军点了点头，复又埋头翻阅。

　　政委走近敞开着的窗户，开始抽起烟来，他象对待老相识似地对柯里亚美尔一笑。柯里亚斯文地动了动嘴唇作为回答，接着又紧盯着将军的鼻梁。

　　“看来您枪法很准，对吗？”将军问道，“得过奖，可以说是神枪手罗。”

　　“维护了军校的荣誉，”政委证实道。

　　“好极了。”将军合上了红夹子，把它往旁边推了推，接着摘下了眼镜。“我们对您有个建议，中尉同志。”

　　柯里亚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在全权负责裹脚布这一职务之后，他对委派去执行侦察任务已不抱希望了。

　　“我们想把您留在军校里担任一个学员排的教官，”将军说道，“担任这个职务责任是重大的。您哪一年出生？”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柯里亚面无表情，象背书般地口答。

　　他之所以这样机械地回答，是因为此刻他正在激烈思考对所提建议应该如何回答。毫无疑问，对一个刚毕业的学员来说，担任这样的职务是不胜光荣的，但是柯里亚不能那么幕地站起来响亮回答：“乐于听从您的命令，将军同志！”他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坚信，一个指挥员只有到部队里去，同战士们共甘苦，学会指挥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指挥员。而柯里亚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指挥员，正因为这样，当大家都迷恋空军或者至少也要到坦克部队去的时候，他却自愿来到普通的步兵军校。

　　“三年以后您将有资格进军事科学院，”将军继续说，“从各个方面来看，您应当继续深造。”

　　“我们甚至给您提供了选择的权利。”政委微微一笑。

　　“喏，您想到谁的连去：戈罗勃佐夫还是维耶里契柯？”

　　“大概，戈罗勃佐夫使他烦透了，”将军冷冷地一笑。

　　柯里亚想说，戈罗勃佐夫根本没使他厌烦，那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但是说这些话已没有意义，因为他，尼古拉·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留校的念头。他需要的是到部队去，跟班排战士一起流汗，一同拉练——简单地说，需要的是“服役”这个词所意味着的一切。柯里亚想这样说，但一时舌塞神窘，不知从何说起，顿时又满脸通红。

　　“您可以抽支烟，中尉同志。”将军收敛了笑容。“抽支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不行。”团政委叹了口气。“他不会抽烟，真糟糕！”

　　“我不抽烟。”柯里亚证实道，小心翼翼地清了清嗓子。“将军同志，允许我谈谈吗？”

　　“说吧，说吧。”

　　“将军同志，我感谢您，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晓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我还是请求您允许我回绝，将军同志。”

　　“为什么？”团政委脸色一沉，由窗口向前挪了一步，“这岂非咄咄怪事，普鲁日尼科夫？”

　　将军一声不吭地瞅着他，显然被诱发了好奇心，柯里亚的胆子壮了起来：“我认为，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首先到部队里去服务，将军同志，军校里一再这样教导我们，就连团政委同志本人在隆重的毕业晚会上也说过，只有在作战部队里才能锻炼成为备符其实的指挥员。”

　　政委茫然失措地千咳了一声，转身回到窗口。将军依然瞅着柯里亚。

　　“正因如此——不消说，我非常感谢您，将军同志，——我诚恳地请求您，把我派到部队去。任何部队和任何职务都行。”

　　柯里亚顿了一下，办公室里霎时悄然无声。然而不论是将军还是政委都没有察觉到这种沉寂，唯独柯里亚感觉到时间的难捱而窘迫不已。

　　“我当然明白，将军同志，……”

　　“他可真是个好小伙子，政委，”校长忽而笑眯眯地说道，“好小伙子，中尉，真的，是个好样的！”

　　而政委竟出人意料地笑出了声，并使劲拍了一下柯里亚的肩膀：“谢谢您还记得我的话，普鲁日尼科夫！”

　　三个人一下子都笑开了颜，仿佛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就是说，把您派到部队里去？”

　　“是的，将军同志。”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校长突然改用“你”来称呼，以后他再没有改变。

　　“不需要了。”

　　“就是说派到哪儿去都行吗？”政委问道，“那么您的母亲和您的妹妹呢？……他的父亲已去世了，将军同志。”

　　“我知道。”将军收敛了笑容，严肃地望着柯里亚，手指在红色档案夹上得得地敲着点子。“派你去西部特军区行吗，中尉？”

　　柯里亚激动得两颊泛红：到特别军区去服务，简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幸运。

　　“去当个排长，好吗？”

　　“将军同志，……”柯里亚陡然站起，但一想起纪律又立即坐了下来。“多谢，多谢您，将军同志……”

　　“不过有一个条件，”将军非常严肃地说，“中尉，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在部队里锻炼。不多不少，一年以后就把你调回来，调回军校，担任学员排的教官。你同意吗？”

　　“同意，将军同志。假如您去调令的话……”

　　“我们会去调令的，一定会去！”政委笑了起来。“我们特别需要不吸烟的人。”

　　“中尉，美中不足的只是你不能休假了。最晚你也得在星期日赶到部队报到。”

　　“而且，你到了莫斯科也不可能去妈妈那里作客了，”政委笑吟吟地说，“她住在莫斯科什么地方？”

　　“奥斯托仁卡街……就是现在叫做‘地铁工程’的那条大街。”

　　“在奥斯托仁卡街……”将军舒了口气，接着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了柯里亚，“好吧，祝你幸福，中尉。一年以后我在这里等你，可要记住！”

　　“谢谢，将军同志。再见！”柯里亚声音洪亮地说，随后迈着正步走出了校长办公室。

　　那个时候办理火车票是很费周折的，好在政委送柯里亚从秘密房间里走出去的时候，答应帮他弄到车票。整整一天柯里亚都忙着交代事务，手持离校手续单跑东跑西，又到作战处领取各种证件。在那里他还遇到了一件没有料到的喜事：校长发布了一道命令，表彰他圆满完成特殊任务。傍晚，值班员把火车票交给了他，于是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同大家一一告别之后，便取道莫斯科到新的服务岗位上去了。离星期六尚有三天时间……

第二章

　　火车到达莫斯科是早晨。柯里亚到克罗波特金大街是乘地铁去的——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他总是忘不了这一点，所以走进地铁的时候，总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他在“苏维宫”站走出了地铁，对面是一堵严密的围墙，围墙后面敲击声、咝咝声和轰隆声响个不停。看着这座围墙，柯里亚同样感到莫大的骄傲，因为围墙里面正在为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物——苏维埃宫打地基，它的顶端将矗立起巨大的列宁塑像。

　　柯里亚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了下来，两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去上军校的。这是一座最普通的莫斯科式的住宅大楼，有拱形大门、内天井和许多猫眼似的小窗户。这座楼房使他感到特别亲切。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楼梯、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墙角上的每一块砖头。这里是他的家。如果“故乡”这个概念使人感到太大的话，那么，“家”就可说是世上最亲切的地方了。

　　柯里亚站在楼房近旁，面带微笑地想道，也许玛特维耶娃正坐在内天井的向阳处，一边织着总也织不完的长简袜子，一边同从她身旁走过的人说话呢。他想象着她会怎样叫住他，问他上哪儿去，是谁家的人和打哪儿来。不知为什么，他确信马特维耶娃怎么也认不出他了。想到这里心中就有点高兴。

　　正在这时，从大门里走出两个姑娘。个子稍高的那个，穿的是短袖连衣裙，而两个姑娘的差别也全在于这衣袖的长短上：她俩的发式一样，白色的短袜和白胶底鞋也都一样。矮个儿的姑娘扫了一眼武装带束得紧紧的、拎着手提箱的中尉，转身就跟着女友走了，但她突然放慢了脚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维拉？”柯里亚轻声问道，“维尔卡，鬼东西，这不是你吗？”

　　顿时响起了连马涅日广场都能听见的惊喜的尖叫声，妹妹一下子跑上前去搂住了他的脖子，象小时候那样把腿弓了起来，柯里亚差点儿没站稳：她已经相当重了，这是他的妹妹呵……

　　“柯里亚！柯里奇卡！柯里卡……”

　　“你简直成了大姑娘了，维拉。”

　　“十六岁啦！”她骄傲地说，“你以为就你自己在长大，是不是？……啊呀，你已经是中尉啦！瓦留什卡，快来祝贺中尉同志。” 高个子姑娘笑着走了过来：

　　“你好，柯里亚。”

　　他的目光凝视着她那被印花布衣服裹得紧紧的胸脯上。他还清楚地记得以前这两个小姑娘干瘦的样子，又细又长的腿，象蚱蜢似的。他赶紧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小姑娘们，简直认不出你们啦……”

　　“哎呀，咱们还得到学校去呢！”维拉叹息道，“今天是最后一次团组织活动，不去不行。”

　　“晚上见，”瓦丽雅说，她用非常平静的目光毫不羞怯地瞅了他一下。这一瞥把柯里亚弄得很不好意思，也叫他有点儿生气，因为他比她们大，按理说，该感到不好意思的，应当是她们。

　　“一晚上我就要走了。”

　　“去哪儿？”维拉惊奇地问。

　　“到新的岗位去，”他不无骄做他说道，“我是路过这里。”

　　“那么，中午见。”瓦丽雅又与他目光相遇，嫣然一笑。“我把唱机带来。”

　　“你知道吗，瓦留什卡的唱片可好哩！……波兰的，你一听就想跳舞！……符施斯柯，姆尼耶德诺①（①波兰文音译，意思是“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维拉唱了两句，“好吧：我们该快点跑啦。”

　　“妈妈在家吗？”

　　“在家！……”

　　她们当真跑了——往左一拐，朝学校跑去，他自己也是顺着这条路跑了十年啊。

　　柯里亚望着她们的背影，看见她们的头发在飘动，看见她们连衣裙的裙边拍打着黝黑的腿肚，他多么希望姑娘们能回首看他一眼。他想：“要是她们回过头来，就……”没等他想好那时将会怎么样，那个高个子姑娘已经突然转过身来看着他。他挥了挥手回答她，并立即弯下腰去提手提箱，感到自已的脸红了。

　　“这可不妙，”他满意地想道，“试问，我为什么要脸红呢？……”

　　他穿过光线暗淡的门洞，向左边院子里朝阳的一面看了看，玛特维耶娃并不在那里。这使他有点儿怏怏不乐。“柯里亚走到自己家的楼道前、一口气登上了五楼。

　　妈妈的模样一如当年，就连在家里穿的带花点的罩衫也还是原先的那件，一看见他，她就突然哭了起来：“天哪，你多象你父亲！……”

　　柯里亚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一九二六年他就到中亚细亚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总政治部把妈妈叫了去，并通知她说，普鲁日尼科夫政委在土尔克斯坦的柯兹·库杜克村附近与反革命匪徒激战时牺牲了。

　　妈妈给他端上了早饭，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柯里亚只是不停地点头，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自始至终都在想着四十九号住户的那个一下子就长大成人的瓦丽卡，而且非常希望妈妈谈起她。但妈妈感兴趣的是另一些问题。

　　“……我对他们说：‘天哪，我的天哪，孩子们哪能成天听这么哇啦哇啦响的收音机呢？要知道孩子们的耳朵是很娇嫩的，再说这根本不符合教育学的要求。’不用说，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因为那是上面批准的，扩大器还是安上了。但是我到区委会去过，把情况都反映了……”

　　妈妈是幼儿园的主任，有许多古怪的操心事。两年来柯里亚对这一切早已淡忘，此刻本该兴致勃勃地听一听，但瓦丽雅－瓦莲金娜的形象总在他的脑海里打转转……

　　“对了，妈妈，我在大门口碰见维罗奇卡了，”他不合时宜地说，在母亲说得最激动的节骨眼上打断了她的话，“她同那个姑娘在一起……噢，她叫什么来着？……是同瓦丽雅一起……”

　　“是呀，她们是到学校去。你还要咖啡吗？”

　　“不要了，妈妈，谢谢。”柯里亚在房间里踱步，得意地把鞋底弄得咯吱作响。妈妈又谈起幼儿园的什么事情。但他打断了她：“这个瓦丽雅还在念书，是吗？”

　　“你怎么啦，柯留什卡，不记得瓦丽雅了吗？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妈妈一下子笑了起来。“维罗奇卡说，瓦留莎曾经爱上了你。”

　　“这简直是蠢话！”柯里亚生气地说，“蠢话！……”

　　“当然是蠢话，”妈妈忽然轻易地表示同意说，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可是个大美人儿了。我们的维罗奇卡也很漂亮，但瓦丽雅完全是个美人儿。”

　　“算得上什么美人儿呀！”他嘟哝说，尽力把突然攫住他的兴奋心情掩饰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我们国家有成千上万……你最好说说，玛特维耶娃过得怎么样？我进院子的时候……”

　　“我们的玛特维耶娃死了，”妈妈叹息道。

　　“怎么会——死了？”柯里亚没弄明自。

　　“人总是要死的，柯里亚，”妈妈又叹了口气，“你是幸福的，还用不着去考虑这一点。”

　　柯里亚也这样想，他的确是幸福的，既然在楼门口遇到了这样漂亮的姑娘，而从同妈妈的谈话中又了解到，这个姑娘曾经爱过他……

　　一吃完早饭，柯里亚就到白俄罗斯车站去了。他要乘的那趟火车是晚上七点钟开出，这怎么行呢。柯里亚在车站上徘徊多不时地叹气，后来犹豫不决地去找铁路军事运输指挥值勤副官。

　　“想晚一点走？”值勤副官也很年轻，不大庄重地向他挤了挤眼睛。“怎么，中尉，是谈恋爱了吧？”

　　“不，”柯里亚低着头说，我妈妈好象病了，“非常重……”说到这里，他有点害怕了、怕真的会给妈妈念叨出病来，于是又忙不迭地改口说：“不，不怎么重，不怎么重……”

　　“明白了。”值勤副官又挤了一下眼睛。“关于妈妈的事，现在让我们来解决一下。”

　　他翻了一阵簿子，接着就开始接二连三地打电话了，但他说的好象都是旁的事情。柯里亚一边耐心等待，一边看那些铁路运输表。值勤副官终于放下了话筒：“中途要换车，行吗？零点零三分开车。莫斯科到明斯克，在明斯克换车。”

　　“可以，”柯里亚说，“多谢您，上尉同志。”

　　拿到车票以后，他立刻就去高尔基大街食品商店，皱着眉头，盯着酒类看了很久。他终于买了一瓶香摈酒，因为他在毕业宴会上喝过这种酒；又买了一瓶樱桃甜酒，因为妈妈做过这种酒；还买了一瓶马德拉酒，因为他在一本描写贵族的小说里读到过它。

　　“你怎么了，疯啦！”妈妈生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每人一瓶吗？”

　　“嗨！……”柯里亚满不在乎地挥了一下手，“喝就喝个痛快！”

　　一家人相见，很是热闹。这是从隆重的晚餐开始的，为了准备这顿饭菜妈妈还向邻居借了个煤油炉。维拉在厨房里忙个不停，不时地探出身子问这问那：

　　“你打过机枪吗？”

　　“打过。”

　　“是马克辛吗？”

　　“是的，别的型号也打过。”

　　“真棒！……”维拉羡慕地赞叹道。

　　柯里亚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换了一个干净的白衬领，把皮靴擦得锃亮，连身上的皮带也咯吱作响。由于内心的激动他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而瓦丽雅迟迟没有到来。

　　“他们会给你房子吗？”

　　“会，会给的。”

　　“是单间？”

　　“当然。”他宽厚地望着维罗奇卡，“要知道我是指挥员呐。”

　　“我们会去看你的，”她神秘地低声说，“我们让妈妈跟幼儿园一起到别墅去，我们就到你那儿去……”

　　“‘我们’——指的是谁？”

　　他什么都明白，心儿在甜蜜地跳动。

　　“你说，‘我们’——指的是谁？”

　　“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就是我们：我和瓦留施卡呗。”

　　柯里亚干咳了几声，为的是掩饰来得不是时候的笑容，随即又一本正经他说：“大概，需要通行证的。你事先写封信来，我跟指挥部说一下……”

　　“哎呀，我把土豆煮烂了！……”

　　她打了一个转身，连衣裙象把伞以地张了开来，门砰的一声被随手关上了，柯里亚只好宽容地笑了。门一关上，他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连身上的皮带也发出了美滋滋的响声，就是说，她俩今天说好了要去一趟；就是说，她俩已经订好了这次旅行的计划了，就是说，她俩想与他相见，就是说，……但最后一个“就是说”的后面是什么，柯里亚对自己也没说出来。

　　后来，瓦丽雅来了。不巧的是，妈妈和维拉仍然在忙着做饭，没有人开个头说话，一想到瓦丽雅完全有理由立即拒绝作这次夏天的旅行，柯里亚的心就凉了半截。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莫斯科再呆几天吗？”

　　柯里亚摇了摇头，表示不能。

　　“真的那么紧急吗？”

　　柯里亚耸了耸肩。

　　“是吗，边境上不平静？”她压低声音问。

　　柯里亚谨慎地点了点头，实在说，一开始他就想到了保密的问题。

　　“爸爸说，希特勒正在我们周围布置一个包围圈。”

　　“我们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柯里亚声音嘶哑他说，因为他不能用点头或耸肩来回答，“关于德国军队在我国边境集结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这只是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所带来的结果。”

　　“我是从报上看到的，”瓦丽雅有点不高兴地说，“爸爸说局势很严重。”

　　瓦丽雅的爸爸是一位领导干部，但柯里亚想，他爸爸怕是有点儿惊慌失措。于是他说：“应当警惕挑拨离间。”

　　“要知道，法西斯主义—一简直太可怕了！你看过《马门教授》这部电影吗？”

　　“看过：是奥列格·扎科夫主演。法西斯主义——这当然可怕，可是帝国主义，在你看来，是不是就好一些呢？”

　　“你以为会不会发生战争？”

　　“当然会发生，”他坚信不疑他说，“开办那么多速成军校，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但这将是一场速决战。”

　　“你相信这一点吗？”

　　“我相信。第一，要看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第二，受到希特勒镇压的德国本土的无产阶级。第三、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红军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力量。我们能够在敌人的领土上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可是芬兰呢？”她突然低声问道。

　　“什么芬兰？”他好不容易才掩饰住自己的不满，心想这都是她那可爱的爸爸的惊慌使她变得这样沮丧。“芬兰曾有一条纵深防御线，可是我们的军队一举把它摧毁了。我不懂，这里有什么好怀疑的。”

　　“如果你认为不可能有怀疑；那就是说，根本没有怀疑。”瓦丽雅嫣然一笑。“你想看看爸爸从比亚威斯托克①（①波兰一城市名。）给我带了些什么唱片吗？”

　　瓦丽雅的唱片都非常好：波兰狐步舞、《黑眼睛》、《两眼乌溜溜》，甚至还有弗兰切斯卡·加里本人在影片《彼得尔》里跳过的探戈舞怒曲呢。

　　“听说她已经瞎了！”维拉说，两眼睁得很大，“她在拍一部片子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眼主投光灯，一下子就瞎了。”

　　瓦丽雅怀疑地微微一笑。柯里亚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有点怀疑，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说话间，他们已经喝过香摈酒和甜酒，而马德拉酒、只不过尝了一下就不愿喝了，原来，它一点儿也不甜，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德·普列西子爵①（①可能指前面提到过的那本描写贵族的小说主人公）怎能以松糕蘸这种酒当早饭吃呢。

　　“当电影演员真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维位继续说：“他们不仅要骑着发疯似的马飞奔，要从火车上跳下来、而且光线的照射对他们也非常有害。非常有害！”

　　维罗奇卡喜欢收集电影明星照片。柯里亚又是既怀疑又愿意相信这一切。他的头有点儿晕了，因为旁边就坐着瓦丽雅。柯里亚怎么也不能收起险上的笑容，尽管他已感到这笑显得有点儿傻气。

　　瓦丽雅也在微笑、象一个成年妇女那样温厚地微笑着。她总共比维拉大半岁，却已迈过了那一条界线，由昨天的小姑娘变成了少言寡语的大姑娘了，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维拉想当电影演员。”妈妈说。

　　“那又怎么样？”维拉挑衅似地高声问道、甚至还用胖乎乎的小拳头轻轻敲着桌子：“不允许吗？”

　　“正相反，这好极了，农业展览馆附近就有一所这种专业的学院哩……”

　　“好，好，”妈奶和蔼地表示同意，“等你十年级毕业时都考了五分，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有志愿就好嘛。”

　　“还得有天才，”瓦丽雅说，“你知道，那里要经过什么样的考试？随便找一个十年制毕业的考生，就叫你跟他接吻。”

　　“那有什么！接吻就接呗！”维罗奇卡兴奋地嚷了起来，她由于喝酒和争论而面颊绯红。“让他们下令好了！我就演给他们看，一定演得叫他们相信我好象真是在热恋中。一定！”

　　“我呀，如果没有爱情，决不会跟人接吻。”瓦丽雅向来说话声音很低，但总能让大家听得见。“依我看，没有爱情的接吻有伤人品。”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有……”柯里亚开始说。

　　“这要加以区别！”维罗奇卡突然嚷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应当区别开来。”

　　“我不是在谈艺术，我谈的是考试。考试有什么艺术可言？‘勇敢精神？’”维罗奇卡咄咄逼人地进攻，“难过演员不需要有勇敢精神？”

　　“天哪，这是什么勇敢精神，”妈妈叹了气，开始收拾桌子，“姑娘们，帮我一下，然后咱们跳舞吧！”

　　大家开始收拾桌子，各忙各的，只剩下柯里亚一人。他走到窗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还是那张嘎吱作响的沙发，整个中学时代他就在上面睡。他很想和大家一起收拾桌子：碰碰撞撞，嘻嘻哈哈，两个人同时去抢一把餐叉。但他把这种愿望压了下去，因为安然地坐在沙发上会显得更庄重些。况且，从这个角落还可以悄悄地打量瓦丽雅，捕捉她的微笑、睫毛的颤动和偶尔投来的秋波。一旦他捕捉住它们，他的心就直跳，就象地铁“苏维埃宫”车站附近那个汽锤一样。

　　十九岁的柯里亚从来没有接过吻。他定期休假，看看电影，看看戏，要是有钱的话，也吃冰琪凌。可就是舞跳得不好，他从不去跳舞，因此两年学习期间，除了图书馆管理员卓娅，他跟任何姑娘都不相识。

　　今天，柯里亚却为自己不曾给识过任何姑娘而感到高兴。往日使他感到隐秘痛苦的那种原因，一下子反过来了。此时此刻，他端坐在沙发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未跟别的姑娘根识，只是因为世上有瓦丽雅存在。为了这个姑娘是值得去忍受痛苦的，而这痛苦又赋予了他能够骄傲地和直接地正视她那羞涩目光的权利。所以柯里亚对自己非常满意。

　　随后她们又放起了唱片，但已经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跳舞。柯里亚红着脸、舞步错乱地跟瓦丽雅跳了一次，跟维罗奇卡跳了一次、接着又跟瓦丽雅跳。

　　“符施斯柯，姆尼耶德诺，”维罗奇卡一面抱着椅子一本正经地跳，一面小声地哼唱。

　　柯里亚只顾跳，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可瓦丽雅不需要任何谈话，但是柯里亚不理解这一点，所以颇感苦脑。

　　“一般来说，会给我房间的，”为了使自己保持沉着，他清了一下嗓子说道，“不过，万一不给的话，我也可以向别人借一间。”

　　瓦丽雅沉默。柯里亚尽量使他与瓦丽雅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他觉得瓦丽雅的微笑一点也不象在半明不暗的树荫下使他头晕目眩的卓娅的微笑。因此他压低了声音，红着脸又说了一句：“通行证我会预备好的。只是你们要早点写信告诉我。”

　　瓦丽雅又一声没吭，但是柯里亚一点也没有不愉快。他知道，她全都听见了，全都懂得了，他由于她沉默不语而感到幸福。

　　现在，柯里亚全明白了，这就是爱情。这就是他在书本里经常读到过、至今尚未碰到过的爱情。卓娅……他忽然想起了卓娅，而且想起她就有点害怕，仿佛非常了解他的瓦丽雅也会有一种奇妙的方式来提起卓娅，那时，柯里亚似乎就只好自杀了。于是他决心驱散对卓娅的一切思念，可卓娅却毫不害羞地晃动着裙边，怎么也不愿隐退，这时柯里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他感到束手无策。

　　瓦丽雅却一直在微笑，目光越过他，好象看见了某种大家看不见的东西似的。何里亚心醉了，因而变得更加笨拙了。

　　后来，他们在窗前站了很久，妈妈和维罗奇卡突然都走开了。实际上她们是在厨房里洗碗碟，但此时此刻，这就等于她们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了。

　　“爸爸说，那里有许多鹳雀。你见过鹳雀吗？”

　　“没有。”

　　“它们在那边就住在房顶上。象燕子一样。谁也不去惹它们，因为它们会带来幸福。白色的，白白的鹳雀……你一定要看看它们。”

　　“我一定看，”他答应说。

　　“写信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样子。好吗？”

　　“一定写。”

　　“白色的，白白的鹳雀……”

　　他抓住了她的一只手，但立刻又为自己这种无礼的举动而吓了一跳，想马上松开，可又做不到。他还怕她把手抽回去或者责怪他什么。可瓦丽雅什么也没说。后来她说话了，但没把手抽回去：“如果你是去南方，去北方或者哪怕是去东方也好……”

　　“我很幸福。把我派往西部边陲特区，你知道这是多么幸运吗？”

　　她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我等你，”他轻轻他说，“非常，非常盼望你来。”

　　他胆怯地抚摩着她的手，接着，又把它贴向自己的面颊。他感到她的手心有点发凉。真想问一声，瓦丽雅会不会想念他，可最终也下不了决心。随后维罗奇卡一阵凤似地跑了过来，一到门口就没完没了地讲起了卓娅·费多罗夫娜。柯里亚悄俏地放开了瓦丽雅的手。

　　十一点钟的时候，妈妈一个劲儿催他去车站。柯里亚匆忙而又随便地跟妈妈告别，因为姑娘们已经把他的手提箱拎到楼下去了。妈妈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哭了起来（声音很轻、脸上带着笑），他没有觉察到她的眼泪，一心只想快点走。

　　“写信来，孩子。经常来信。”

　　“好的，妈妈。我一到就写信。”

　　“别忘了……”

　　柯里亚最后一次亲了亲她斑白的鬓角，快步走到门口，一步迈三个台阶地往楼下奔去。

　　火车到零点三十分才开，柯里亚担心姑娘们赶不上地铁末班车，但更怕她们马上就要离开，所以老是重复着同一句话：“你们回去吧。你们会赶不上车的。”

　　而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肯走。当列车员吹过哨子，列车启动之后，瓦丽雅突然一个人向他跑上前去，他多么盼望这样啊，他猛地迎了上去，以致两人的鼻子都碰到了一起，随即又都不好意思地互相分开了。维罗奇卡喊道：“柯里亚，你要来不及了！……”说着，把妈妈做的一包油炸包子塞给了他，他匆忙亲了一下妹妹的面颊，接过一包东西跳上了车厢上的踏板。他一直站在那里，凝望着两个身穿薄薄的浅色连衣裙的姑娘的苗条身影徐徐向后飘去……

第三章

　　柯里亚第一次出门去远方。在这之前，他只到过军校所在的城市，但是，那十二个钟头的路途怎能与他这次在这炎热六月的一个星期六所作的旅行相比。这一次旅行很有意思，也很重要，柯里亚简直舍不得离开车窗，而当他疲倦已极，在铺位上刚坐下来的时候，就听有人嚷道：“鹤雀，快看，鹤雀！……”。

　　所有的人都涌向了窗口，柯里亚却慢了一步，未能看到鹤雀。不过，他并不难过，因为既然出现了鹤雀，那就是说，迟早总能看得见，而他，是一定要看看它们的。那时，他要给莫斯科写信，告诉她们这些白白的鹤雀是什么样子……

　　这时火车越过了涅戈列累依——旧的边界线，他们已行驶在白俄罗斯的大地上了。列车常常在一些小站上停靠，车站上总是熙熙攘攘。白衬衫与黑粗布衫，带檐草帽与厚绒圆帽，深色的围布与浅色的连衣裙，混杂在一起。每到了站，柯里亚总要出来走走，但不离车厢太远，车站上响彻着白俄罗斯语、犹太语、俄语、波兰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以及一些只有天晓得的语言和方言，乱哄哄的。

　　“呵，这个乱乎劲！”邻铺的那个谈笑风生的上尉惊讶地说，“在这儿，柯里亚，应当买块表。伙伴们都说，这里的表多的是，而且很便宜。”

　　然而就连上尉本人也没有走得离车厢太远。他钻进人群里，比比划划在打听什么，然后挥挥手就走回来了。

　　“这里，老弟，跟欧洲一样，弄不好就会被害死。”

　　“都是特务。”柯里亚表示同意。

　　“鬼知道呢，”上尉毫无政治立场他说，他喘了口气又钻到人群里去了。“表！滴答响的！莫捷尔①！……（①一种表的名字）”

　　妈妈做的油炸包子，柯里亚已经同上尉一起吃完了。作为酬谢，上尉请柯里亚吃了不少家制的乌克兰香肠。但是他们的谈话总不投机，因为上尉津津乐道的只有一个话题：“啊，她的腰，柯里亚，美极了，象高脚玻璃酒杯一样……”

　　柯里亚有点儿局促不安。上尉眨巴着眼睛陷入了沉思。幸亏他在巴拉诺维契下了车，分手时他喊道：“表嘛，中尉，可别犹豫呵！手表——这是好东西呵！……”

　　家制香肠随着上尉的下车不见了，妈妈做的油炸包子也吃光了。火车，仿佛故意跟人作对，在巴拉诺维契停了很久，这时柯里亚想的不是鹤雀，而是一顿美味的午餐。终于，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满载的货车从旁边轰轰隆隆地开过去了。

　　“开往德国去的，”一个上了岁数的大尉说道，“我们白天黑夜不停地给德国人运送粮食。您说，这该怎样理解呀？”

　　“我不知道，”柯里亚慌了神，“要知道，我们跟德国订有条约。”

　　“完全正确，”大尉立即表示同意，“您的想法绝对正确，中尉同志。”

　　这辆货丰过去之后，他们乘坐的列车才启动，而且越开越快。每一站的停车时间缩短了，列车员要大家不要下车，一路上柯里亚只记得一个车站的名字：扎宾卡。下一站是布列斯特。

　　布列斯特车站原来是木头造的，车站里的人如此之多，柯里亚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当然，首先应该打听一下他要找的部队驻扎在哪里，但考虑到保密，柯里亚只能相信官方人士，于是乎，他到铁路军事运输值班室那里去打听，足足排了一个钟头的队。

　　“到要塞去，”值班副官瞥了一眼出差证件说，“沿着栗树大街一直走。”

　　柯里亚离开了排队的人群，突然感到肚子饿得厉害，于是他不是先去找栗树大街，而是找食堂。然而没有食堂，他踌躇了一下，便向车站餐厅走去。他正欲往里进，门摹地开了，走出一个矮壮的中尉。

　　“哼，肥头大耳的鬼东西，一副宪兵的嘴脸，一个人就占了一张桌子。你拿他毫无办法：外国人嘛！”

　　“谁？”

　　“德国宪兵，还能有谁！一些拖儿带女的妇女坐在地板上，可他却独占一张桌子，大喝啤酒，有这种人！”

　　“当真是宪兵？”柯里亚惊奇地间，“能看一看吗？”

　　中尉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随你的便。等一等，你怎能提着手提箱进去？”

　　柯里亚放下手提箱，象走进将军办公室之前那样扯了扯衣角，屏住呼吸，走进了厚重的大门。

　　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德国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活生生的德国人：身穿带着金属牌子的制服，脚穿一双高得出奇、宛如用铁皮做的皮靴。他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怡然自得地用一只脚打着拍子。桌上摆满了啤酒瓶，他不是用杯子，而是用半公升的茶缸喝酒，一倒就是一瓶。红红的脸上长着粗硬的胡子，胡子上沾满了啤酒泡沫。

　　柯里亚从他身旁来回走了四次，使劲睨视着他。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料想不到的事情：离他一步远坐着的这个人竟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希特勒奴役下的德国。柯里亚很想知道，他从法西斯帝国来到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此刻想的是什么，然而在这个作为被奴役的一员的脸上，除了毫无表情的踌躇满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看够了吧？”帮着柯里亚看守手提箱的那个中尉问道。

　　“一只脚敲着点子，”不知为什么柯里亚轻声他说，“胸前挂着金属牌子。”

　　“是个法西斯，”中尉说，“喂，朋友，你想吃东西吗？大伙都说，离这儿不远有个‘白俄罗斯’餐厅。要不，咱们去吃它一顿象样的晚饭？你叫什么名字？”

　　“柯里亚。”

　　“呵，咱俩同名。把手提箱存起来，咱们去快活快活。听说那里有个世界水平的小提琴手，《黑眼睛》这曲子拉得棒极了……”

　　寄存处也得排队，柯里亚决定随身带着手提箱，打算从餐厅直接去要塞。尼古拉中尉只是在布列斯特换车，所以对要塞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但他安慰柯里亚说：“在餐厅里大概能碰到咱们的人。今天是星期六。”他们沿着狭窄的天桥穿过停满车皮的一条条铁路线，这是城里了。下了天桥的台阶，有三条马路向外伸展，两个中尉站在那里有点犹豫不决，不知该往哪儿走。

　　“‘白俄罗斯’餐厅，不知道，”一个口音很重的行人很不耐烦地回答。

　　柯里亚不愿意打听，是尼古拉中尉在不停地问路。

　　“也许您知道，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小提琴手。”

　　“那肯定是斯维茨基先生！”行人微微一笑。“哦，鲁维姆·斯维茨基，——伟大的小提琴家。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那肯定是错的。就是这么回事。餐厅——往前走。在斯退茨凯维奇大街。”

　　斯退茨凯维奇大街原来就是共青团大街。几座低矮的小房子掩映在绿荫丛中。

　　“我是苏姆斯科依炮兵学校毕业，”当柯里亚向尼古拉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尼古拉说道，“瞧，多有意思，我们俩都是刚毕业，又都叫尼古拉……”

　　他突然不说话了，寂静中远处传来了小提琴声。两个中尉都停住了脚步。

　　“世界上第一流的演奏！咱们没白跑啊，柯里亚！”

　　小提琴的声音是从挂着“‘白俄罗斯’餐厅”招牌的两层楼房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的。他俩登上了二楼，把帽子和手提箱存在一个很小的存衣处，随即走进一个不很大的大厅。人口处对面是小卖部，左边的角落里是一个小乐队。小提琴手的手很长，老是奇怪地眨着眼睛，他刚刚奏完一曲，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里很少我们的人。”尼古拉小声说。

　　他俩站在门口，耳中充满了掌声和欢呼声。一个身穿烟焰闪亮的黑色西装的胖胖的公民从大厅深处匆勿向他们挤了过来：“欢迎长官老爷光临。请到这边来，请这边来。”

　　他敏捷地领着他们穿过一张张摆得很挤的桌子和欣喜若狂的顾客们。在瓷砖壁炉后面有一张空桌子，两个中尉遂坐了下来，带着青年人的好奇心审视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他为什么叫我们‘长官’？”柯里亚不高兴地低声说，“长官，而且还加上个‘老爷’！资产阶级的一套……”

　　“哪怕叫瓦罐子也行，只要不往炉子里放就好，”尼古拉中尉冷笑了一下，“这儿，柯里亚，人们还很落后。”

　　当穿黑色西服的公民在记他们点的菜时，柯里亚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大厅里的谈话声，力图捕捉哪怕一句能够听懂的话，但是这里的人讲的话他听不懂，这使他很不自在。他正欲把这一点告诉同伴，突然背后响起了说得很蹩脚、但显然是俄语的谈话声：“我很抱歉，我抱歉得很，但我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的短裤人们怎么能穿得出去。”

　　“生产这种裤子的计划，他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还得到了奖旗。”

　　柯里亚转过身：邻桌围坐着三个上了岁数的男人。其中一个与柯里亚的目光相遇，并且微微一笑：“您好，指挥员同志。我们在讨论生产计划。”

　　“您好，”柯里亚腼腆他说。

　　“您从俄罗斯来？”对方和蔼地问，不等回答又继续说。“喏，我晓得。时髦，赶时髦——这就是灾难，是可怕的灾难，这好比地震，但这又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不过，用一百条缝得差劲的裤子去代替五十条好的，为此还能获得奖旗——对不起，这我可不于。我很抱歉。您同意吗，年轻的指挥员同志？”

　　“同意，”柯里亚说，“就是说，当然罗，只是……”

　　“不妨请您谈谈，”另一个人说道，“你们那里对德国人有什么看法？”

　　“对德国人？没什么。就是说我们同德国有和约……”

　　“是啊，”邻桌有人叹了口气，“每一个犹太人，只要他不是十足的傻瓜，都明白，德国人会到华沙来。但是德国人到不了莫斯科。”

　　“您怎么啦，那还用说！……”

　　邻桌的人一下子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交谈起来了。柯里亚出于礼貌又听了一会儿，但一点儿也不懂，就转过身来。

　　“他们懂俄语，”他轻轻地告诉尼古拉。

　　“我这阵子想来点伏特加酒，”尼古拉中尉说，“为我们的相遇干一杯好吗，柯里亚？”

　　柯里亚想说自己不会喝酒，但他不知怎么想起了另一次的相遇。于是他向尼古拉中尉谈起了瓦丽雅和维罗奇卡，当然，讲得最多的无疑是关于瓦丽雅。

　　“你以为怎样，也许她真的会来，”尼古拉说，“只是到这里来要有通行证。”

　　“我会申请的。”

　　“可以跟你们坐在一起吗？”

　　桌旁出现了一位高个子中尉坦克手。握过手以后，他自我介绍说：“安德烈。去军事委员部接收增征兵，路上耽搁了。不得不等到星期一了……”

　　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是那个手很长的演奏者又拿起了小提琴，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

　　柯里亚不知道这个体格不匀称、手很长、奇怪地老是眨巴眼睛的人拉的是什么曲子。他没去想是好是坏，只是听着，只感到有一团东西堵在喉咙里。这时他本会听任眼泪流出来的，但小提琴手恰恰在泪水即将夺眶而出的时候停止了演奏，柯里亚只是轻轻舒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您喜欢吗？”邻桌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间道。

　　“非常喜欢！”

　　“这是我们的鲁维姆契克。在布列斯特城里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比鲁维姆·斯维茨基更好的小提琴手了。如果鲁维姆在婚礼上演奏，那么新娘就一定会幸福。如果他在葬仪上演奏的话，……”

　　柯里亚终究没有明白，要是斯维茨基在葬仪上演奏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有人在嘘他们了。上了年纪的人点了点头，听了一会儿，然后贴着柯里亚的耳朵轻声说：“请记住这个名字：鲁维姆·斯维茨基。无师自通的鲁维姆·斯维茨基，灵巧的手指，绝妙的听力，善良的心灵……”

　　柯里亚久久地鼓掌。菜肴端了上来，尼古拉中尉把酒斟满了高脚酒杯，压低声音说道：“音乐——这很好。但是你再听听他说。”

　　柯里亚疑惑地看了一眼坐在他们旁边的坦克手。

　　“昨天取消了飞行员的休假，”安德烈低声说，“边防战士们说，每天夜里布格河对面都有马达的吼声。坦克，牵引车。”

　　“说得很有趣，”尼古拉举起了高脚酒杯，“为我们相识干杯。”

　　他们干了杯。柯里亚赶紧吃了一口菜，一面咀嚼一面说道：“莫不是挑衅？”

　　“一个月以前从那面跑过来一个大主教，”安德烈又低声说，“透露德国人正在准备战争。”

　　“可是塔斯社正式声明说……”

　　“轻点，柯里亚，轻点，”尼古拉微笑了一下，“塔斯社——在莫斯科。这里是布列斯特。”

　　晚饭端上来了，他们一齐动起手来，把德国人、塔斯社、边境和大主教统统忘到了一边。柯里亚怎么也不能相信大主教的话，因为他毕竟是为偶象服务的。

　　后来小提琴手又奏了起来。柯里亚不吃了，他在听，拼命鼓掌。邻座的人也在听，但更多的是在低声谈论传闻，谈论每天夜里听到的反常的噪音，谈论德国飞行员经常越过边界线的问题。

　　“可是又不能把它们打下来，有命令嘛。这不，咱们就只好团团转了……”

　　“拉得多好啊！……”柯里亚兴奋极了。

　　“嗯，拉得是有水平。朋友们，似乎要发生什么事情。可究竟是什么事呢？这还是个问号。”

　　“没关系。总会有答案的，尼古拉微微一笑，举起了酒杯，“中尉同志们，为任何问题都有答案而干杯！……”

　　天色已暗，大厅里点亮了灯。电力不足，灯泡的亮度时强时弱，墙壁上飘忽着暗影。中尉们把点的饭菜吃得净光！这时尼古拉便与穿黑色西服的公民结账：“今天，伙伴们，我请客。”

　　“你打算去要塞？”安德烈问，“我劝你别去，柯里亚，天黑路远，不如跟我到军事委员部去，你就在那儿过一夜。”

　　“何必到军事委员部去？”尼古拉说，“咱们回车站去得了，柯里亚。”

　　“不，不。规定我今天去部队报到。”

　　“那怎么行，中尉，”安德烈叹了口气。“提着箱子，深更半夜，穿越整个城市……”

　　“我有武器。”柯里亚说。

　　也许，他们本可以劝住他，因为柯里亚自己也开始动摇了，尽管身上有武器。如果他们能劝住他，那末，柯里亚就会去车站或者去军事委员部过夜了，可是在这当儿，邻桌那个上了岁数的人走近他们：“十分抱歉，红军指挥员同志们，十分抱歉。这位年轻人非常喜欢我们的鲁维姆·斯维茨基。鲁维姆此刻正在吃晚饭，我同他谈过了，他说他愿意专门为您，年轻的指挥员同志，再演奏一支曲子……”

　　就这样，柯里亚哪儿也不去了。他留了下来，等待小提琴家专门为他演奏。那两个中尉走了，因为他们得去安排过夜的地方。他们紧紧握了握柯里亚的手，满脸笑容地同他告别，投进了夜的怀抱里，安德烈去捷尔仁斯基大街的军事委员部，尼古拉中尉则前往挤满了人的布列斯特车站。他们迈进了最短的夜，却如同永远消逝了一样。

　　餐厅里的人渐渐稀少了，夜色正浓，无风的夜从敞开着的窗口潜了进来，平房林立的布列斯特渐渐进入了梦乡。一条条笔直的街上行人寂寥，掩映在丁香和茉莉花丛中的窗户里已熄了灯，只是偶尔有马车隆隆地驶过。静谧的城市渐渐沉入安宁的夜——这是一年之中最沉静、最短暂的一夜……

　　柯里亚有点头晕，他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美好：不论是餐厅里渐渐减弱的喧哗，还是从窗口俏然而入的温暖的夜色；也不论是窗口外面神秘的城市，还是对那个打算专为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独奏一曲的、体格不匀称的小提琴家的期待——这一切他都觉得很美好。诚然，有一个情况打乱了他的期待心情，柯里亚不知道音乐家为他演奏他是不是需要付钱，不过随即又想了想，终于断定，自愿干好事是不用付钱的。

　　“您好，指挥员同志。”

　　小提琴手无声无息地走了过来，柯里亚立即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地嘟哝了句没有必要的话。

　　“伊萨克说，您从俄罗斯来，您喜欢听我拉琴。”

　　他长长的手中拿着弓子和小提琴，照样奇怪地眨着眼睛。柯里亚仔细一看，方才明白了原因，原来斯维茨基的左眼珠被一层白膜遮住了。

　　“我知道俄罗斯指挥员们喜欢听什么。”小提琴手用尖下巴紧紧夹住小提琴，右手举起了弓子。

　　于是小提琴奏了起来，乐声如怨如诉，大厅里又鸦雀无声，生怕不小心弄出声音来会使这个体格不匀称、眼珠上有一层白膜的小提琴手生气。柯里亚就站在他旁边，看着他那细长的手指如何在琴弦上抖动，又一次想哭而未能哭，因为斯维茨基不允许这些泪水涌出。柯里亚只是轻轻地叹息和微笑。

　　斯维茨基演奏了《两眼乌溜溜》和《黑眼睛》，还拉了两首柯里亚初次听到的曲子。最后一支尤为凄婉、悲怆。 “门德尔松①（注：①门德尔松［１８０９～１８４７］，德国作曲家）。”斯维茨基说，“您听得很专心，谢谢。”

　　“我说不出……”

　　“承蒙赏光。您是不是去要塞？”

　　“是的，”柯里亚顿了一下承认说。“粟树大街……”

　　“应当叫一辆轻便车，”斯维茨基笑了。“按你们的说法就是找个‘马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送您，我的侄女也要去要塞。”

　　斯维茨基把小提琴放好，柯里亚在空空的存衣处领出了手提箱，他们走出餐厅。街上阒无一人。

　　“请往左拐，”走到拐角的时候，斯维茨基说。“米罗奇卡——这是我的侄女，她在军官食堂里当厨师已经一年了。”她很有才能，是个真正的天才，她定能成为一个最了不起的主妇，我们的米罗奇卡……”

　　灯光突然熄灭了。稀落的路灯、住宅窗户里和火车站上的亮光一下全熄灭了。全城陷入了一片黑暗。

　　“真怪，”斯维茨基说。“我们怎么办呢？好象十二点了吧？”

　　“莫不是出了故障？”

　　“非常奇怪，”斯维茨基重复了一句。“您知道，我对您直说吧，自从东方人……就是说你们苏联人来了之后，对，是从你们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再摸黑了。我们不再摸黑，也不再失业了。我们城市再也没有失业的人了，这简直是奇迹，要知道，真的没有这种人！人们开始热闹地举行婚礼，大家一下子都需要鲁维姆·斯维茨基了！……”他轻轻地笑了。“对音乐家来说，事情多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只要不是在葬仪上拉曲子的话。如今我们会有音乐家，因为在布列斯特办起了一所音乐中学和一所音乐专科学较。这是完全正确的。都说我们：犹太人是喜爱音乐的民族。是的，我们是这种人。如果几百年来您常常侧耳倾听哪条街上有士兵的皮靴声以及隔壁胡同里是不是您的女儿在呼救，你也会成为音乐爱好者的。不，不，我不想触怒上帝，看来，我们还是走运的。看来，是福星高照呵，我们犹太人才感到自己也是人。啊，感觉到自己也是人这有多好！可是犹太人的脊梁怎么也直不起来，犹大人的眼睛怎么也笑不起来——多么可怕呵！婴儿一生下来就带着一双忧伤的眼睛，多么可怕啊。您记得我给您拉的门德尔松的的那支曲子吗？那支乐曲写的就是饱含忧伤的孩子的眼睛。这是无

　　法用语言来解释的，这只能用小提琴来表达……”

　　街灯、车站上和几家住户的窗户里一下子都亮了。

　　“大概发生了故障，”柯里亚说，“现在已经修好了。”

　　“啊，是格鲁兹尼亚克老爷。晚安，格鲁兹尼亚克老爷！生意怎么样？”

　　“在布列斯特能有什么生意，斯维茨基老爷？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健康。都愿意步行……”

　　这两个男人开始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了起来，这时柯里亚站在一辆拉散座的四轮马车跟前。车上坐着一个人，但是路灯太远，照不见他的样子，柯里亚不知道车上坐的这个人是谁。

　　“米罗奇卡，好孩子，快跟指挥员同志认识一下。”

　　模糊的身影在车上扭动了一下。柯里亚忙点了点头，自我介绍说：“普鲁日尼科夫中尉。尼古拉。”

　　“指挥员同志是初次来我们城里。你要做个好主人，姑娘，给客人好好介绍介绍。”

　　“我们会介绍的，”车夫说，“今夜真美啊，咱们又不急着上哪儿。晚安，斯维茨基老爷。”

　　“一路平安，格鲁兹尼亚克老爷，”斯维茨基把细长的手伸给了柯里亚，他的手很有劲，“再见，指挥员同志。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对吗？”

　　“一定，斯维茨基同志。谢谢您。”

　　“请赏光，米罗奇卡，好孩子，明天来看看我们。”

　　“好的。”她的声音有点胆怯而怅惆。

　　马车夫把手提箱放进车座里，自己爬上了驭手座。柯里亚站在马车踏板上，再一次向斯维茨基点了点头。姑娘的身子挪到了角落里。柯里亚坐下了，深深陷在弹簧座里，马车在石板路上一摇一晃地起动了。柯里亚本想向小提琴手挥挥手，但座位太低、车帮太高，车夫宽阔的脊背又挡住了视线。

　　“我们上哪儿去？”坐在角落里的姑娘突然低声问。

　　“不是让你给客人介绍介绍城市吗？”马车夫说道，连头也不回。“真抱歉，我们这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有什么可介绍的呢？要塞？他正是要到那里去。运河？明天天一亮他就会看见。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还有什么呢？”

　　“布列斯特大概很古老吧？”柯里亚尽量加重语气问。

　　“如果从犹太人的人数来看，它跟耶路撒冷是同庚（角落里发出了轻轻的笑声）。瞧，米罗奇卡高兴了，她笑了。我一高兴，不知怎么就不想哭了。由此可见，世上的人兴许不是分为俄罗斯人、犹大人、波兰人、日耳曼人，而是分为非常愉快、愉快和不怎么愉快的人，是不是呢？长官老爷，您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呀？”

　　柯里亚想说，第一，他根本不是什么老爷，第二，他不是长官，而是红军指挥员，但他没来得及说，园为马车突然停住了。

　　“既然城里没什么值得看的，那还介绍什么呢？”马车夫一面从驭手座上下来一面问道。“那就只好让客人看一块石柱，都说它很著名。你就带客人去看看那个石头柱子吧，米罗奇卡。”

　　“哎呀！”听得见角落里传来一声叹息。“我？……您带客人去吧，米哈西大叔！”

　　“我还有别的事，”驭手走到马跟前，“喂，老马呀，今天咱们跑它一夜，明天再休息……”

　　姑娘站起身来，拙笨地迈步跨向踏脚板。马车一晃，柯里亚一把抓住了米拉的胳膊，扶住了她。

　　“谢谢。”米拉的头垂得更低了，“咱们走吧。”

　　他糊里糊涂地跟着下了车。十字街头空荡无人。柯里亚摸了一下手枪套，以防万一，又瞅了姑娘一眼，只见她一瘸一拐地向人行道旁的围墙走去。

　　“这就是。”她说。

　　柯里亚走近一看，靠围墙的地方竖着一截离地面不高的石柱子。

　　“这是什么？”

　　“不知道。”她口音很重他说，有点难为情。“上面写的是有关要塞的边界。但现在天太黑。”

　　“是的，现在大黑了。”

　　因为有点尴尬，所以他们对这个并无出众之处的石块反倒看得异常认真、仔细。柯里亚摸了摸它，怀着崇敬的心情说道：“很古老。”

　　他们又沉默了，当车夫喊“长官老爷，请上车吧！”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松了一口气。

　　姑娘一瘸一拐地朝马车走去。柯里亚跟在后面，走到踏脚板前才想起来伸手扶了她一把。车夫已端坐在驭手座里。

　　“现在去要塞吧，长官老爷？”

　　“我不是老爷！”柯里亚生气他说，扑通一下坐到弹性很足的车座上。“我是同志，您懂吗？是中尉同志，根本不是老爷。就是这样。”

　　“不是老爷？”车夫扯了一下疆绳，吆喝了一声，马儿慢悠悠地在石板路上走了起来。“既然您坐在我的后面，随时都可以拍拍我的背，您当然就是老爷。您瞧，我坐在马的后面，对马来说，我就是它的老爷，因为我可以抽它的背。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安排好了：老爷后面还有老爷……”

　　现在他们行驶在用大鹅卵石铺砌的路上，马车颠得很厉害，无法再辩论下去了。柯里亚坐在弹簧座里直摇晃，他用一只脚顶住手提箱，竭力使身子在角落里坐稳。

　　“栗树大街，”姑娘说，她也颠得够呛，但对付得比较轻松，“快到了。”

　　过了铁路交叉口，马路往横向漫开了，楼房少了，路灯一盏也没有。不过夜空很明亮，马儿沿着熟悉的道路慢悠悠地走得很轻松。

　　柯里亚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能看见类似克里姆林宫那样的建筑。但前方是一个轮廓看不清的、黑糊糊的东西，车夫勒住了马。

　　“我们到了，长官老爷。”

　　趁着姑娘下车的时候，柯里亚忙不迭地塞给车夫一张五卢布的钞票。

　　“您很阔气呵，长官老爷。也许您有一个庄园，要不就是您在厨房里能印钞票吧？”

　　“为什么？”

　　“白天我往这里拉了一趟，只要了四十戈比。但是夜里，况且又是从您手里，我就收一个卢布。您给我一个卢布咱们就再见好了。”

　　他付钱的时候，米罗奇卡走到一边，等着。柯里亚有点难堪，他把五卢布塞进口袋里，又找了半天一卢布的票子，嘴里嘟味着说：“当然，当然。是的，对不起，等一会儿。”

　　终于找到了一张一卢布的钞票。柯里亚再次向车夫表示感谢，提起手提箱，走到米罗奇卡的跟前：“现在上哪儿？”

　　“这里是检查站，”她指了指路旁的哨卡，“要出示证件。”

　　“难道这就是要塞？”

　　“是的。我们走过环城河上的桥，那儿就是北门。”

　　“要塞！”柯里亚轻轻地笑了，“我还以为有城墙和炮台呢。 原来这个布列斯特要塞竟是这种样子……”

第四章

　　在通行检查站，柯里亚被扣留了，因为单凭出差证件，岗哨不能放行！姑娘嘛，他们倒是放她过去了，所以柯里亚特别坚决他说：“叫值日官来。”

　　“他在睡觉，中尉同志。”

　　“我说过了，叫值日官来！”

　　终于来了一个睡眼惺松的中士。他把柯里亚的证明信看了半天，歪着下巴打了个呵欠。

　　“您迟到了，中尉同志。”

　　“我有事。”柯里亚含糊地解释道。

　　“您应当到小岛上去……”

　　“我带他去。”姑娘小声说。

　　“而‘我’是什么人呢？”中士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是你呀，米罗奇卡？你想代替值班？”

　　“是的。”

　　“好吧，你是我们的人。直接领他去三百三十三团兵营，那儿有出差来的人的往房。”

　　“我要到自己的团部去。”柯里亚郑重他说。

　　“明天早晨，咱们再弄清楚，”中士打了个呵欠。“早晨比夜里头脑要清醒得多……”

　　穿过长而低矮的拱形门洞，他们来到了要塞。它的第一道即外围防御线，由沟壑和陡峭的壁障构成，那里已是灌木丛生。这里很安静，只听得见好象是从地底下的什么地方传来的低沉的酣睡声和马儿均匀的鼻息声。在朦胧的夜色里隐约可见几辆运货的马车、帐篷、汽车、干草的垛捆。右面模模糊糊地显现出驻军的一排高射炮的黑影。

　　“真安静，”柯里亚轻声悦，“一个人也没有。”

　　“夜，就是这样的。”她大概在微笑。“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兵营了。看见灯火了吗？那是指挥员宿舍。答应在那里给我一间房，不然，从城里来太远了。”

　　她拖着步子，走得很慢，却尽量显出轻松的样子而不落在后面。柯里亚只顾观看沉睡中的要塞，常常走到了前面。她吃力地赶上去，累得直喘。现在，他放慢了脚步，而且为了改变不愉快的话题很关切地问：“一般来说，这里的住房情况怎么样？指挥员的住房能保证吗，您知道吗？”

　　“许多人是租房住。”

　　“难租吗？”

　　“不难。”她从侧面瞥了他一眼。“您有家眷吗？”

　　“不，没有。”柯里亚不作声了。“只是为了工作方便，您知道……”

　　“在城里我能为您找个房间。”

　　“谢谢。暂时还不着急……”

　　她突然停住脚步，往下拉住一棵树枝说：“丁香。已经开过了，还有香味呐。”

　　柯里亚放下手提箱，规规矩矩地把脸凑向满是尘土的树叶。但是树叶没有一点好闻的气味，他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这里的绿树真多呀。”

　　“很多。丁香，茉莉，金合欢……”

　　她显然并不着急，柯里亚明白，由于她走路困难，现在累了要休息一下。夜异常静谧而和煦，柯里亚有点儿头晕，他也不急于上什么地方去，因为他还没有编人名册。

　　“在莫斯科听到关于战争的消息吗？”她压低嗓门问。

　　“关于战争？什么战争？”

　　“我们这里的人都说要打仗了。”姑娘很认真地接着说，“人们在忙着购买食盐、火柴和其它商品，商店里几乎空了。西方人……就是那些从西方跑到我们国家来的人，是来躲德国人……他们说三九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怎么叫‘也是’？”

　　“买不到食盐和火柴。”

　　“真是胡说！”柯里亚很不满意他说道，“这跟食盐有什么相干，您说说，有什么相干？”

　　“不知道。不过，没有盐就做不成菜汤。”

　　“菜汤！”他轻蔑他说，“让德国人去储存食盐做菜汤好了。我们……我们将在敌人的国土上打击敌人。”

　　“可敌人知道这一点吗？”

　　“会知道的！”柯里亚不喜欢她的讥讽，他觉得这里的人很可疑。“要不要告诉您，这叫做什么？煽动性的流言蜚语，就是这么回事。”

　　“天哪，”她叹了口气。“叫什么都成，只要不打仗就好。”

　　“您不用怕。第一，我们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您显然低估了我们的威力。您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吗？我当然不能泄露军事秘密，不过，看来您是被允许接触保密工作的……”

　　“我被允许熬菜汤。”

　　“这无关重要，”他郑重地说道。“重要的是您被允许进入部队驻地。因此，您大概亲眼见到过我们的坦克……”

　　“这儿什么坦克也没有，只有几辆装甲车罢了。”

　　“您干吗要跟我说这些？”柯里亚皱起了眉头。“要知道，您不认识我，却把应当保密的情况告诉了我……”

　　“这点情况全城都知道。”

　　“太遗憾了！”

　　“连德国人也知道。”

　　“您根据什么说他们也知道呢？”

　　“唉！……”她挥了一下手，“您喜欢把别人看成傻瓜是不是？随您的便吧，不过，您哪怕有一次会想到，边境那边的人不都是傻瓜，那您最好马上跑到店铺里去，把全部工资都买了火柴。”

　　“但，您知道……”

　　柯里亚不想继续这场危险的谈话。他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打了个呵欠，心不在焉地问道：“这是什么房子？”

　　“卫生所。如果您歇过来了……”

　　“我？！”柯里亚有点恼火了。

　　“我看得出，您拎东西很吃力哩。”

　　“好吧。”柯里亚气冲冲他说，拎起手提箱。“上哪儿？”

　　“把证件准备好，桥前面还有一个检查站。”

　　他们默默地朝前走去。灌木丛越来越密了，砖砌便道的边缘是白色的，在黑暗里看得分外明显。迎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柯里亚知道他们快到河边了。这个想法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因为他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他很不喜欢这个跛脚姑娘的消息灵通，她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她不傻，一张嘴能说会道，这些他都能听其自然。但她关于要塞里装甲力量的配备，关于部队已分散到各个兵营，甚至关于火柴和食盐等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就决不是偶然的了。柯里亚越是这么想，就越坚信不疑：同她的相遇，乘马车游览城区，诱导性的长谈——这一切全非偶然。他回想起自己在餐厅里的情形，回想起邻桌的人关于短裤的谈话、专门为他演奏的斯维茨基，这才恍然大悟，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有人在监视他，原来把他同另两个中尉分开，也是特意安排的。把他们分开了，同他聊够了，用小提琴曲麻痹了他的警惕性，又塞给他一个姑娘，现在就……现在他象一头山羊似的跟着她，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只有灌木丛，也许，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布列斯特要塞，何况他没有看见任何城墙和炮台。

　　发现这一点之后，柯里亚的两肩不由得紧缩了起来，武装带顿时发出轧轧的响声，作为亲切的回答。这种轻轻的声响只有柯里亚自己听得见，它使他稍微平静了一点。然而为了防备万一了他还是把手提箱倒换到左手上，右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手枪套。

　　“哼，让他们带我走吧，”他怀着痛苦的骄傲想道。“我付出生命是要高代价的，就这样……”

　　“站住！通行证！”

　　“来了……”柯里亚想，扑通一声把手提箱放在地上。

　　“晚安，是我，米拉。有一个中尉跟我一起来啦。他是新来的，前面检查站没给你们打电话吗？”

　　“证件，中尉同志。”

　　一束微弱的亮光向柯里亚照来。柯里亚用左手遮住眼睛，弯下了腰，右手不由地伸向手枪套……

　　“卧倒！”检查站里有人喊叫，“卧倒，我开枪啦！值日官，快过来！中士！警报！……”

　　通行检查站的哨兵大声喊了起来，吹起了口哨，拉开了枪栓。桥上有人咯咯咯地跑了过来，柯里亚习惯地卧倒，趴在地上。

　　“他是自己人！自己人！”米罗奇卡喊道。

　　“他在摸手枪，中士同志！我问他话，他却摸手枪！”

　　“照一照，”光线照在趴在地上的柯里亚身上，另一个人——也是中士——命令道：“起来！缴枪！……”

　　“我是自己人！”柯里亚一面爬起来一面喊道。“我是中尉，知道吗？是到这里来就职的。请看，这是证件，这是出差证件。”

　　“既是自己人，你干吗摸手枪？”

　　“我不过是抓痒！”柯里亚大声叫道。“抓抓痒，不过如此！可是他却喊‘卧倒！’”

　　“他做得对，中尉同志，”中士说，一边翻看柯里亚的证件。“一星期以前，有一名哨兵在墓地被杀害了，这儿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懂。”柯里亚生气他说，“可干吗一下子就来那一套呢？怎么，连抓痒也不许吗……”

　　米罗奇卡第一个忍不住了。她拍着手吃吃地笑，笑弯了腰，笑得直擦眼泪。中士也粗声粗气地跟着她大笑起来，哨兵也噗哧一声笑了，柯里亚也笑了，因为这件事闹得非常愚蠢，也很可笑。

　　“我是在抓痒！只是抓了一下痒……”

　　锃亮的皮靴、绷得紧紧的军裤、熨得平整的上衣，全都沾满了路上的尘土。柯里亚的鼻子上和圆圆的脸腮上也沾满了灰尘，因为他当时趴着，鼻子和脸腮都碰到了地上。

　　“您抖落不掉的！”当柯里亚笑够了以后想拍去身上的尘土时，姑娘对他大声说。“尘土越拍越往衣服里去。得用刷子刷。”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去找刷子？”

　　“能找到！”米罗奇卡乐滋滋他说，“我们可以走了吗？”

　　“走吧，”中士说，“米罗奇卡，你好好帮他刷一刷，要不然，到了兵营同志们会笑破肚皮的。”

　　“我会刷干净的，”她说，“放过什么电影啦？”

　　“边防军那里放过《最后一夜》，团里演了《瓦列里·契卡洛夫》。”

　　“世界水平的影片！……”哨兵说，“好家伙，契卡洛夫驾着飞机从大桥底下一钻——嘿，一下就过去了！……”

　　“可惜我没看到。好吧，祝你们值班愉快。”

　　柯里亚提起手提箱，向愉快的哨兵点了点头，跟着姑娘走到了桥上。

　　“这是布格河？”

　　“不，这是穆哈维茨河。”

　　“哦……”

　　他们过了桥，走过三拱大门，向右拐，顺着一座低矮的两层楼房向前走去。

　　“这是环形兵营。”米拉说。

　　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几百人的鼾声。兵营厚厚的砖墙里面，值班灯还亮着，柯里亚看见了双层床铺，看见了熟睡的士兵、折叠整齐的军服和一字排开的笨重的皮鞋。

　　“我领导的排也睡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想。“不久我就该值班查夜了……”

　　有的地方，灯光照亮了一些埋头读书的值班员的光脑袋，照亮了一堆堆架成角锥形的枪支，还照亮了一位嘴上无毛的中尉，黎明前他一直坐在那里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不大好懂的第四章。

　　“我也将这样坐在那里，”柯里亚想。“备课，写信……”

　　“这是哪个团？”他问道。

　　“天哪，我把您带到哪儿来啦？”姑娘突然轻轻地笑了起来。“向后转！跟我开步走，中尉同志。”

　　柯里亚有点踌躇，他不明白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在指挥他。

　　“为什么？”

　　“您先得把尘土刷一刷，拍一拍，掸一掸。”

　　自从在桥头通行检查站闹了那个笑话之后，米拉再也不拘束了，有时还要吆喝几声哩。不过柯里亚也不见怪，他觉得，既然可笑，就应当笑嘛。

　　“您打算在哪里拍打我呢？”

　　“跟我走吧，中尉同志。”

　　他们从环形兵营旁的小路上拐了过来。右面出现一座教堂，教堂后面还有一些建筑物，听得见有的地方战士们在低声交谈，附近还有马儿的鼻息声。空气里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干草味和马汗味，柯里亚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部队气息，不觉为之一振。

　　“我们是到食堂去吗？”他问了一句，想起姑娘是专门负责熬菜汤的，便尽量摆出自己无须他人指点的样子。

　　“这样满身灰尘的人，难道能进食堂吗？”她高兴他说，“不，我们先去仓库，赫里斯嘉大婶会帮您刷干净灰尘的。然后，也许还会请咱们喝茶呐。”

　　“不，不，谢谢，”柯里亚郑重他说，“我得去团部值班室。我必须今天报到。”

　　“还今天报到呐，星期六都过完了两个小时啦。”

　　“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赶在早晨到来之前，您懂吗？一天总是以早晨开始的。”

　　“对我可不是。当心，台阶。请弯腰。”

　　他跟在姑娘身后，沿着又陡又窄的梯级往地下走去。米拉打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里面的微弱灯光照亮了梯级，柯里亚看见了低矮的拱形天花板、砖砌的墙壁和粗糙笨重的石头台阶，不禁一惊。

　　“是地下通道吗？”

　　“仓库。”米拉又打开了一扇门，喊道：“您好，赫里斯嘉大婶！我带来了一位客人！……”

　　说着，退了一步，让柯里亚走到前面去。但是柯里亚立在原地，犹豫地问：“是这里吗？”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您别怕！”

　　“我不怕。”柯里亚认真他说。

　　他走进一间宽敞、幽暗的房间，顶上是沉重的拱形天花板。三盏暗淡的电灯勉强照亮了地下室，柯里亚只看清了面前的一堵墙，墙的上端，紧接着天花板的地方有儿个象射击孔似的通风口。地下室里很阴凉，而且很干燥，砖头地板上有的地方垫着河沙。

　　“我们来啦，赫里斯嘉大婶！”米拉一边大声说，一边把门关上。“您好，安娜·彼得罗夫娜！您好，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大家好呵！”

　　她的声音在这个掩蔽室的拱顶下嗡嗡回响，这声音不是消失了，好象溶化了似的。

　　“你们好。”柯里亚说。

　　他的眼睛慢慢地适应了这半明不暗的环境，他看见了两个妇女——一个很胖，一个不太胖——和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准尉，他正蹲在铁炉于旁边。

　　“啊，爱唱歌的小鸟儿来啦，”蓄着胡子的准尉笑着说。两个妇女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桌上堆满了各种布袋、纸袋、罐头和一包包的茶叶。她们正在用纸包东西，对于他们的到来毫无反应。就连准尉也没有象通常见到上级军官时那样站起身来，他无动于衷地在点炉子，把一块块旧木箱板条塞进炉膛里。炉子上放着一把大铁壶。

　　“你们好，你们好！”米拉搂着两个妇女的肩膀，挨个儿吻了吻她们。“东西全领来了？”

　　“我是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个胖胖的妇女严厉地问道，“我让你八点钟以前回来，可你天快亮了才来，连觉也不睡。”

　　“啊，赫里斯嘉大婶，别骂人，我会睡个够的。”

　　“在哪儿搭上了个军官，”那个叫安娜·彼得罗夫娜，年纪轻一些的妇女有点不高兴地说，“是哪个团的，中尉同志？”

　　“我还没有编入名册，”柯里亚郑重其事他说，“刚到……”

　　“可是已经弄了一身上了，”姑娘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在平地上摔了一跤。”

　　“常有的事，”准尉宽容他说道。

　　他划了一根火柴，炉火一下呼呼地着了起来。

　　“能找个刷子就好了，”柯里亚叹了口气。

　　“摔得够呛啊，”赫里斯嘉大婶板着脸孔嘟哝道，“我们这里的尘上特别粘身。”

　　“快帮他一下吧，米罗奇卡，”安娜·彼得罗夫娜笑了，“看得出来，他是因为你才在乎地上摔了一跤。”

　　这里都是自己人，所以说话很随便，用不着害怕刺伤对方。柯里亚一下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没言语。这时，米拉去找了一把刷子来，又在角落里的洗手盆里把它洗干净了，然后象个大人似他说：“走，去刷刷干净吧，唉，真是……”

　　“我自己来！”他忙说，“我自己来，您听见没有？”

　　但是姑娘左脚一破一跛地向门口走去，一点也不生气，柯里亚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只好跟在她的后面走了。

　　“瞧，她可真行！”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准尉满意他说，“做得对，小鸟儿：对咱们的弟兄就应当这样。”

　　米拉不顾柯里亚的抗议，使劲地在给他刷，冷淡地下达着命令：“胳膊！”“转过身去！”“别动！”柯里亚起初还争辩几句，后来就不吭声了，因为他知道，说也没有用。他驯顺地抬起胳膊、转过身去抑或相反，站着不动，气呼呼地按捺着自己的懊恼。不，他倒不会因为这个淘气的姑娘此刻高兴地让他转来转去而生气，但她的语气里明显流露出保护者的声调，使他有点心烦意乱。何况，他至少也比她大三岁，他是个指挥员，有权支配整整一排人的命运，而这个黄毛丫头的表现，似乎当指挥官的不是他，而是她，所以柯里亚很生气。

　　“请不要叹气！我给您刷灰，您却叹个没完。这对健康有害呀。”

　　“有害，”他随声附和说，“哦，是有害！”

　　当他们再顺着那个很陡的梯级走到仓库里的时候，天已经有点亮了。桌子上只留下了面包、白糖和几只茶缸，大家围坐在桌旁，不急不忙地在聊天，等候大铁壶里的水烧开。除了两位妇女和蓄着胡子的准尉，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面带愁容的上士，一个是头发推得很可笑的年轻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不停地打呵欠，上士则生气地在说：“大家都去看电影，首长却把我叫住了。‘等一等，’他说，‘费奥多尔楚克，有件事交给你。’‘能有什么事呢？’我想。原来是这么一件事：他说，‘你把所有的弹盘都卸下来，费奥多尔楚克，他说，‘你把子弹带里的子弹都取出来，’他说，，把它们统统擦干净，涂上润滑油，再装进去。’好家伙！这活得一个连不停顿地干三天才能干完。而我，就一个人呐：两只手，一个脑袋。‘派个帮手吧，’我说。于是就让瓦西亚·沃尔科夫这只公鸡来帮忙了，他是一个头发剃了还不满一年的新兵。他会干什么？他会睡觉，会用槌子砸伤手指，眼下别的都不会。我说的对不对，沃尔科夫？”

　　作为回答，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又美美地打了个呵欠，咂了咂两片厚嘴唇，竟出乎意料地笑了：“真想睡觉。”

　　“睡觉！”费奥多尔楚克不满意他说，“到妈妈身边睡去吧。在我这儿，瓦西亚特卡，你就得从机枪子弹带里把子弹取出来，一直干到起床号响。你懂吗？现在我们喝点茶，一会儿就回去执行任务。赫里斯嘉·雅可夫挪，你今天可不要舍不得给我们喝点热茶呀。”

　　“我给你喝焦油，”赫里斯嘉大婶一边说，一边往滚开的茶壶里放了一小方茶砖。“现在咱们把桌子摆好，吃点东西。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中尉同志？”

　　“谢谢，”柯里亚说，“我得到团里去，去找值班的。”

　　“来得及，”安娜·彼得罗夫娜说，“您的职位跑不了。”

　　“不，不，”柯里亚一个劲儿地直摇头，“就这样我也迟到了：本应星期六报到的，现在已经是星期天了。”

　　“现在既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而是静静的夜，”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说，“而夜里嘛，值班的也该打一会儿盹嘛。”

　　“最好还是坐到桌前来吧，中尉同志，”安娜·彼得罗夫娜笑着说，“让我们一起喝点茶，互相认识一下。您打哪儿来？”

　　“莫斯科，”柯里亚犹豫不决地在桌前坐了下来。

　　“从莫斯科来，”费奥多尔楚克怀着敬慕的心情慢慢说道，“那里的情况怎样？”

　　“什么情况？”

　　“一般情况。”

　　“越来越好，”柯里亚认真他说。

　　“工业品情况怎么样？”安娜·彼得罗夫娜关心地问，“这里的工业品不怎么样。您要有数呀，中尉同志。”

　　“工业品关他什么事？”米拉笑着说，也坐到了桌旁，“我们这里工业品对他毫无用处。”

　　“这就很难说了，”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摇了摇头，“要买件波士顿呢料西眼可是一件大事，不容易呀。”

　　“我不喜欢穿便服，”柯里亚说，“况且，我的衣服全由国家供给。”

　　“国家供给，”赫里斯嘉大婶不知为什么叹了一口气，“它就给您皮带：让您好套车去。”

　　睡眼惺松的红军战士瓦西亚瞒珊着从炉子那边走到了桌子眼前。他坐在柯里亚的对面，直楞楞地望着他，不停地眨着眼睛。柯里亚老是与他的目光相遇，也总是皱着眉头把视线移开。而这位年轻的战士却毫不在乎，象小孩子那样，仔细、认真地注视着他。

　　姗姗而来的黎明懒洋洋地从狭小的通风口爬进了地下室。它聚集在拱形天花板下，慢慢地驱赶着黑暗，但黑暗并不消失，而是退到角落里去了。发黄的灯光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地下室里变暗了。准尉关了电灯，室内反而更昏暗更阴沉了，所以，妇女们嚷嚷开了：“大黑了！”

　　“应当节约用电。”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嘟哝了一句但又打开了灯。

　　“今天城里停过电，”柯里亚说，“大概是出了故障。”

　　“这是可能的。”准尉懒洋洋他说，“我们有自己的小电站。”

　　“我喜欢黑暗，”米拉说了句直话，“当一片黑暗的时候——就不害怕了。”

　　“恰恰相反！”柯里亚说，但他立刻感到不对头，又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这都是对黑暗的各种神秘的想象而已。”

　　瓦西亚·沃尔科夫又美美地放声打了个呵欠，费奥多尔楚克还是带着满脸的不高兴说：“黑暗，对小偷倒是方便。偷盗抢劫——为了这才有黑夜的。”

　　“干别的事也用得着呀。”安娜·彼得罗夫娜笑着说。

　　“哈！”费臭多尔楚克掩住了笑，瞟了一眼米拉，“说得对，安娜·彼得罗夫娜。这就是说，我们也偷偷摸摸，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不偷偷摸摸，”准尉严肃他说，“我们是躲着。”

　　“好事用不着躲躲藏藏，”费奥多尔楚克毫不妥协地又嘟哝了一句。

　　“要避开毒眼啊，”赫里斯嘉大婶一边看了看茶壶，一边意味深长他说，“好事也得离毒眼远点。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的茶烧好了，拿糖吧。”

　　安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每人一块很硬的颜色已经有点儿发蓝的白糖。柯里亚把糖全放进了缸子里，其他人则把糖分成更小的小块。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把水壶拎了起来，给大家倒开水。

　　“吃点面包吧，”赫里斯嘉大婶说，“今天烤得还算不错，面没发过头。”

　　“喂，给我面包头！”米拉立刻说。

　　拿到面包头，她得意地看了柯里亚一眼。但是柯里亚早已过了这种孩子气的年龄，所以他只是宽容地笑了笑。安娜·彼得罗夫娜瞥了他们一眼，也笑了，但似乎在偷偷地笑。这使柯里亚不大高兴。

　　“好象我在追求她似的，”他这样想，心里有点委屈，“大家干吗都爱瞎想呢？……”

　　“女主人，你这里没有马加林油①（①一种人造奶油）吗？”费奥多尔楚克说，“光吃面包顶不了劲儿呀……”

　　“我去找找。也许有。”

　　赫里斯嘉大婶走到地下室晦暗的角落里去了，大家在等她，都不去碰茶缸。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双手捧起缸子，打了最后一个呵欠就完全醒了。

　　“你们喝茶呀，喝呀，”赫里斯嘉大婶在角落里说，“这就找到……”

　　从狭小的通风口射进来一道阴森森的蓝光。天花板下的电灯泡摇晃了起来。

　　“是下雷雨了？”安娜。彼得罗夫娜惊奇他说。

　　地面上响起了沉重的轰隆声。霎时间，电灯灭了，一道道刺目的闪光不时从通风口射进地下室里。墙壁在抖动，天花板上直往下掉灰尘，透过震耳欲聋的吼声和呼啸声愈来愈清晰地听见重磅炸弹轰隆隆的爆炸声。

　　他们都沉默了。各自坐在自己的位于上一声不吭，机械地拂去从天花板上掉落在头发上的灰尘。在透进地下室的绿色亮光里，一张张面了、显得苍白而紧张，似乎大家都在努力倾听某种被排炮急骤的吼声永远压下去了的声音。

　　“弹药库！”费奥多尔楚克突然叫了一声，他直摇头，“弹药库爆炸了！一点儿没错！我忘了关灯！忘了关灯！……”

　　附近的什么地方也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沉重的大门在抖动，桌子移动了位置，天花板上掉下来一整块灰泥。窒人的黄色浓烟冲进了通风口。

　　“战争！”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喊了起来，“这是战争，同志们，是战争！”

　　柯里亚暮地站了起来，碰翻了茶缸。茶水洒在他刷得干干净净的裤子上，但他并没有觉察到。

　　“站住，中尉！”准尉跑过去抓住他，“你上哪儿去？”

　　“放开！”柯里亚喊道，他在挣脱，“放开我！放开，我应当到团里去！到团里去！我还没有报到呢！还没有列入名册，懂吗？！”

　　他推开了准尉，冲向被碎砖块堵塞了的大门，侧着身子沿着难以通过的阶梯向上爬去。脚下，又一块灰泥重重地掉了下来。

　　外面的门已被爆炸气浪掀掉了，柯里亚看到了橙黄色的大火。狭窄的走廊里浓烟滚滚、尘土飞扬，炸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掩蔽室摇晃得很厉害，周围一片哀号声和呻吟声。

　　这一切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斯科时间四点十五分……

第二部 第一章

　　当普鲁日尼科夫跑到了上面——他所不熟悉的、熊熊燃烧着的要塞正中心时，炮轰仍在继续，但似乎已经放慢了节奏：德国人把火力圈移到了外围。炮弹仍在下落，却不再是盲目地滥炸了，而是严格地针对一定的方位发射，因此普鲁日尼科夫得以仔细地观察一番。

　　周围一切都在燃烧。环形兵营、教堂附近的房屋、穆哈维茨河岸的汽车库在燃烧。停车场上的汽车、岗楼、临时建筑物、商店、菜窖——所有这一切，凡是能够燃烧的统统在燃烧，甚至不能燃烧的也在燃烧。在烈焰的怒吼声中、在炮弹的轰隆声和炽热弹片的交错纷飞中，一些几乎是赤身裸体的人们在东奔西突。

　　还有马在嘶鸣。它们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在普鲁日尼科夫背后的马厩附近嘶鸣不己，这种泅非寻常的、骇人的叫声一时压倒了其它的一切声音，就连偶尔从燃烧的汽车库里传出的可怕的、非人的呼喊声也给淹没了。那里，在满是油污和汽油、被牢固的铁栅窗户封闭着的汽车库里，此刻人们正在被活活烧死。

　　普鲁日尼科夫不熟悉这个要塞。他是同米拉姑娘一起在夜里走来的，而现在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个要塞正是一片浓烟烈火、弹片纷飞。他仔细看了一会儿，勉强认出了三拱大门，于是他决定向那里跑去，固为检查站的值班员应当记得他，并且会告诉他现在他应该往哪儿去。而到什么地方去、向什么人报到——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柯里亚两手捂住后脑勺，越过一个个弹坑、土堆和砖堆，向三拱大门跑去。他正是捂住了后脑勺，因为他可怕地感到，那锋利的、炽热的炮弹片时刻都会扎进他那精心理过而又没有保护的后脑勺里。困此他怪模怪样地将两手交叉在后脑勺上，跌跌撞撞、笨拙地向前奔跑，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

　　他没有听见炮弹的撕裂吼声，在这一吼声到来之前，他整个背部都感觉到某种庞然大物的逼近，因而两手死死抱住后脑勺，一头扑进邻近的一个弹坑里。在等候炮弹爆炸的瞬间，他的两手两足以及整个身体，象螃蟹似地往坚硬的干沙里钻。随后他还是没有听见爆炸声，而只是感觉到，突然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把他往沙土里推去，这股力量如此猛烈，使他都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压迫下他蟋缩了起来，张着大口贪婪地吸着气。但在这突然出现的天昏地暗中他又吸不到空气。接着，有一种沉重的、但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倾倒在背上，于是吞一口空气的希望破灭了，断断续续的知觉最终彻底失去了。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知觉，他完好无恙，渴望活着。他苏醒了过来，头疼得厉害，胸腔很闷，四周阎寂无声。他以为炮火停息了，但是后来意识到，那只是由于他刚刚苏醒、神志恍愧、听不见了的缘故。这一点儿也没有使他害怕；他从压在身上的沙土底下爬了出来，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吐出令人生厌的血和弄得牙齿咯吱作响的沙土。

　　“爆炸，”他拼命回忆，苦思冥想地搜索着这个字眼，“准是哪个仓库坍塌了。而准尉和那个跛脚的姑娘也都……”

　　他费力地和漠然地回忆着，宛如回忆某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事情，他力图搞清楚，他是要往哪儿跑和干什么去，但是头脑还不听使唤。他只是坐在弹坑底部，一个劲儿摇晃着脑袋，吐着嘴里血染的沙上，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由于什么和为什么坐在这里。

　　弹坑里散发着难闻的硝烟气味。普鲁日尼科夫木然地想道，应当爬到上面去，在那里他会快一点缓过气来和使头脑清醒一些，但身子怎么也不想移动一下。他那压伤了的肺部呼呼直喘，他吞咽着这种令人作呕的臭气，每吸一口都感到它那讨厌的苦味。他又一次不是听到、而是感觉到有人滑到了坑底，出现在他的背后。他的脖子已动弹不得，所以整个身子转了过去。

　　一个穿蓝背心、黑裤权和戴航空帽的小伙子坐在斜坡上。他的脸腮上淌着血，他一直不停地用手掌擦，惊讶地看看手掌上的血，又擦起来。

　　“德国人在俱乐部里，”他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半是根据他嘴唇的动弹，一半是听见了。

　　“德国人？”

　　“千真万确。”战士不慌不忙他说，他只顾着擦顺着脸腮徐徐流淌的血。“向我猛扫了一梭子。是冲锋枪打的。”

　　“他们人多吗？”

　　“谁还去数过呢？有一个朝我猛扫，所以我的脸颊破了。”

　　“是子弹打的吗？”

　　“不。是我自己摔了一跤。”

　　他们安然地交谈着，仿佛这一切只是一场游戏，仿佛说的是邻院那个男孩的弹弓打得很准。普鲁日尼科夫试图恢复自己的意识，试图恢复对自己的手和脚的感觉，他口中在问但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他只是用心地去听对方的答话，因为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听见了还是只是猜到了这个摔破面颊的小伙子说的话。

　　“康达科夫被打死了。他从左面跑，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抽搐了起来，两脚直蹬，象个癫痫病人。昨天白天值过班的那个古尔吉斯人也被打死了。比康达科夫还早。”

　　这个战士还讲了点什么，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摹地停止了对他的谛听。不，他现在几乎听见了一切——既有马厩附近受伤的马的嘶鸣，又有爆炸声，既有烈火的怒吼声，又有远处的射击声，——他什么都听见了，因而也就平静了下来，不再去听那小伙子说了。他回味了一下这个红军战士刚才告诉他的一切，领悟了至为重要的一点：德国人闯进了要塞，而这就意味着的确是爆发了战争。

　　“……他的肠子都流出来了。肠子好象还会呼吸。真的，肠子自己会呼吸！……”

　　这个喋喋不休的小伙于的声音一瞬间钻进了他的耳朵里，可普鲁日尼科夫——此时他已能够控制自己——立即把这种哺哺自语当作耳旁风了。他作了自我介绍，讲了自己要到哪个团里去，问了怎样走法。

　　“你会被打伤的，”战士说，“既然他们占据了俱乐部——这是在一所昔日的教堂里，——就是说，他们必然用冲锋枪猛扫。从那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了如指掌。”

　　“那您是往哪儿跑呢？”

　　“去取弹药。派我和康达科夫去弹药库，结果他被打死了。”

　　“谁派的？”

　　“一个什么指挥员。一切都乱了套了，你都弄不清楚，哪是你的指挥员，哪是别人的。起初我们跑了好一阵子。”

　　“派你们到哪儿去取弹药？”

　　“可德国人就在俱乐部里。守在俱乐部里，”战士恰然自得地、津津乐道他讲着，简直象是在给孩子讲故事。“不论往哪儿派，也甭想过得去。他们猛扫得多厉害啊！……”

　　他喜欢用“猛扫”这个词儿，而且说得尤其绘声绘色，仿佛从这词儿里听得见子弹的嗖嗖声。但普鲁日尼科夫此刻最关心的是弹药库，他期望在那里弄到冲锋枪，或者自动步枪，最次也得弄到一支普通的三线步枪和足够的子弹。武器不仅可以使他投入战斗，使他向盘踞在要塞中心的敌人射击；而且也可以保证他个人的自由，因此他想尽可能快点把武器弄到手。

　　“弹药库在哪里？”

　　“康达科夫知道。”战士不大乐意他说。

　　面颊上，血已经不流了——显然，瘀结了，但他依然不停地用手指小心地去摸那深深的伤口。

　　“见鬼，”普鲁日尼科夫火了，“呶，这个弹药库能在哪儿呢？是在我们左面还是右面？在哪儿？要知道，如果德国人深入到要塞里来，他们也就有可能撞上我们，这您想过没有？用手枪是无法打退他们的。”

　　最后一个理由显然使小伙于感到窘迫，他惊惧不安地和有所领悟地瞧着中尉，不再摸面颊上的血痴了。

　　“好象是在左面。我们跑的时候，他是在右面来着。要不——不对，康达科夫嘛是在左面跑。等一等，让我瞧瞧他躺在哪儿。”

　　他翻过身趴在地上，敏捷地往上爬去。爬到坑沿上他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神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摘下了航空帽，小心翼翼地把头发推去了不久的脑袋探到坑外。

　　“瞧，康达科夫，”他压低了声音说，没有回过头来。“一点儿也不动了，完了。我们差一点就跑到了弹药库：我看得见它。似乎没有被炸毁。”

　　普鲁日尼科夫猫着腰走上斜坡——他不愿意当着这么年轻的这个红军战士的面爬——伏在战士的身旁，向外眺望。不远的地方的确躺着一个穿军服和马裤、但没有皮靴和航空帽的死人。在白秃秃的沙地上他那黑乎乎的脑袋显得特别突出。这是普鲁日尼科夫看到的第一个死人，一种恐怖而又好奇的感觉不由得袭上他的心头。为此他沉默了许久。

　　“瞧，那就是康达科夫，”战士叹了口气，“喜欢吃糖，乳脂糖。可他吝啬得很，连一小块面包你也要不出来。”

　　“好啦。弹药库在哪儿？”普鲁日尼科夫问道，竭力把视线从曾经非常爱吃乳脂糖而又悭吝的那个死者康达科夫身上移开。

　　“瞧，那边有个土丘似的地方。您看见了吗？只是它的入口在什么地方，这我可说不上来。”

　　离弹药库不远、被炮弹炸得枝权脱落的绿树后面，望得见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这就是俱乐部，按照这位战士的说法，那里已被德国人占领。普鲁日尼科夫听到从那里射出了短促的几排冲锋枪予弹，但他弄不清楚，那是朝什么方向打的。

　　“是朝白宫打的，”战士说，“您再往左看，那是工程部大楼。”

　　普鲁日尼科夫往那边一瞧：在一座被大炮瞄准射击过的建筑物那低矮的围墙里面，趴着一些人。他清晰地看到他们密集的、不规律的射击的火光。

　　“按我的口令，我们跑到……”他顿了顿接着说，“……跑到康达科夫那里。即使德国人没有开火，也要在那里卧倒。明白了吗？注意。准备。前进！”

　　他直着身子往前跑去，没有弯腰，不只是由于他的头还有点晕，而且为了不在这个惊慌失措的蓝背心小伙子眼里显得自己胆小。他一口气跑到死者那里，但是没有按照他自己所下达的命令在那里卧倒，而是继续往前跑，朝弹药库跑去。刚一跑到那里，他突然害怕了，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被打死似的。顷刻间，战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普鲁日尼科夫赶忙排遣了内心的恐惧，甚至还对这个令人发笑的推光了头发的红军战士莞尔一笑：“你呼哧什么？”

　　战士没有回答，也笑了一笑，他俩的笑有如两滴水珠似的相象。

　　他们围着上丘转了三次，但哪儿也找不到类似人口的地方。周围一切都被炸得底朝天，不知是入口被炮轰堵塞了呢，还是前来的这位战士记错了地方，抑或康达科夫当时根本不是往这个方向跑的，普鲁日尼科夫此时只明白了一点：自已是从远处那个安全的弹坑换到了这个靠近教堂的、几乎是完全暴露的地方，身边却只有一支手枪。他忧心仲仲地看了看白宫低矮的围墙，看了看不规律的射击的火光：那里是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迫不及待地要到他们那里去。

　　“往我们的人那儿跑，”他头也没回就说，“我数到‘三’就开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战士叹了口气，“可他们会向我们的前额猛扫的：正好是朝这边瞄准。”

　　“他们不会猛扫的，”普鲁日尼科夫说道，心里也有点儿打鼓。“我们是自己人嘛，是红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红的”，就象小时候在院子里游戏时扮演恰巴耶夫那样，但是谁也不承认他是恰巴耶夫，所以他只好满足于当骑兵连长日哈廖夫这一角色。

　　按照他的命令他们又开始跑了，跨过弹坑和尸体，既不卧倒也不弯腰。他们迎着火力跑，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喊“是自己人！”，但是对面依然朝他们射击再射击，好几次他都清晰地听见子弹就在身边噗噗地响。这一次他们又十分幸运：他们跑近围墙，一越而过，气吁吁地伏在地上，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和自己人中间。然而，衣纽整齐但军服肮脏不堪的那个凶狠的上尉却气冲冲地嚷道：“应当采取跃进的方式，懂吗？跃进的方式！……”

　　喘过气来以后，普鲁日尼科夫本想汇报一下情况，但是上尉没有听他的汇报，而是派他到防线薄弱的左翼去执行任务：对杰列斯波里大门作专门的观察。他深信，德国人是从那里冲进来的。于是十分简短地向普鲁日尼科夫介绍了一下情况以后，上尉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答，就皱着眉头补充道：“在中士那里领一支步枪。仔细盯着大门，明白了吗？我们只要能坚守到自己人来就行。”

　　上尉指望坚守到哪些“自己人”来以及他们将会从哪里出现，普鲁日尼科夫没有进一步询问。他自己就相信，自己人眼看就会到来，一切也都会井然有序。现在只需要坚持。不过是向敌人射击，如此而已。

　　来到左翼以后，普鲁日尼科夫什么中士也没找到：楼房的一角在徐徐燃烧，懒洋洋地从浓烟里吐着火舌，而在围墙跟前趴着几个裸露身体的战士和两个带杰格佳廖夫①（注：①杰格佳廖夫［１８８０～１９４９］，苏联军械工程师）式手提机枪的边防战士。

　　“为什么不救火？”普鲁日尼科夫怒冲冲地问道。

　　谁也没有回答他。他们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带一个高大水塔的大门。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自己的命令不合时宜，便向机枪手打听中士在什么地方。年岁大的那个把头一甩：“在那儿。”

　　一个身材不高的人俯伏在地上，穿一双破靴子的两脚撇得很开。他那黑乎乎的脑袋，其前额紧靠在步枪的瞄准尺上。当普鲁日尼科夫摇了摇他的肩膀时，他的头沉重地晃了一下。

　　“中士同志……”

　　“他已经死了。”一个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立即缩回了手，惶惑地环顾了一下，但此刻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他想要死者手里的那支步枪，可他不愿再去触及死者，于是就抓住枪柄往外拉，但是死者依然紧紧握住了它，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拉呀拉呀，而死者那黑乎乎的圆脑袋木然地抖动着，额头直碰瞄准尺。

　　“他们又在跑，”有人说了一句，“这是八十四团的小伙子们。”

　　“是乐队的，”第二个人说，“他们的兵营在那里，在大门顶上……”

　　俱乐部方向响起了几排短促的干巴巴的射击声。普鲁日尼科夫弄不清这是往哪儿打的枪，但他立即卧倒在死者中士身旁，继续从他僵硬的手中使劲拉那支三线步枪。死者一度紧抓不放，但是后来他那僵硬的手指突然松开了，普鲁日尼科夫把枪抓到手以后，头也不回地向围墙稍远处的一角爬去。

　　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有几个战士在东奔西突。有一个手中拿着一把擦得锃亮的号，它时不时闪烁出太阳的耀眼的反光。德国人的枪声稀疏零落，这些乐队的小伙子们时而卧倒，时而跃起，继续辗转前进。马厩附近，马在挣扎，发出了剧烈的响鼻声，普鲁日尼科夫更多是在眺望它们，当他重新把视线移向大门方向时，乐队的小伙子们已经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太阳的欢快跳跃的光点也被随身带走了。

　　“瞧这八十四团的！”边防战士对一号机枪手大声说，“莫不是向我们这里跑？”

　　从环形兵营那里，红军战士们以正规的跃进方式向前推进。他们不是那些惊慌失措的乐队小伙子，而是手待武器的战士，因此，德国冲锋枪手立即加强了火力。

　　身旁猛烈响起杰格佳廖夫式机枪的射击声：边防战士向教堂射去了几排短促的子弹，掩护着自己的同志。

　　“开火！”普鲁日尼科夫喊道。

　　他为自己而喊，因为他必须发号施令不可。但是，命令是下了，可他怎么也无法射击，原来中士的这支步枪里没有子弹，普鲁日尼科夫只是枉然地拼命扳动枪机，反复拉开枪栓。

　　“快命令上子弹，中尉！”二号机枪手喊道，他是个黑头发的高个子，军服上别有伏罗希洛夫狙击兵徽章。“子弹快没了！”

　　普鲁日尼科夫穿过布置稀疏的散兵线跑向大楼。他拖着步枪在着火了的大楼附近转悠了好久，哪儿也找不到那位上尉。

　　“子弹！子弹在哪儿！”

　　“到地下室去要，”一个头上缠着绷带、晃着膀于的中士说，“小伙子们都是从那里往上搬的。”

　　散发着臭味的浓烟徐徐漫进了地下室。普鲁日尼科夫顺着陡直的磨损了的梯级摸索着走下去，不停地咳嗽和擦着眼泪，好不容易在半明不暗的地下室里看清了一些伤兵，于是问道：“子弹在哪里？”

　　“全光了，”黑暗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妇女的声音，“上面的情况怎么样，知道吗？”

　　普鲁日尼科夫很想看看说话的这个妇女是谁，但他左看右看，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楚。

　　“从兵营那里正在向我们突围，”他说，“好象是第八十四团的。您没见到上尉吗？”

　　“过来吧。当心点：地板上躺着人。”

　　靠墙的地方躺着上尉，身上的军装上衣污迹斑斑，直撕到腰。他那胡乱地缠着绷带的胸部微微起伏，随着每一次呼吸，闭成了一条线的惨白的嘴唇上便冒出一些粉红色的泡沫。普鲁日尼科夫跪在他的跟前，呼唤道：“上尉同志，同志……”

　　“已经唤不醒了，”还是那个妇女的声音，“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快就会从城里开过来，什么也没听说吗？”

　　“会开过来的，”普鲁日尼科夫边站起来边说，“按说是会开过来的，”他又回顾了一下，模模糊糊看到一个晦暗的身影，随即悄声缀了一句：“上面起火了。赶紧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呢？这里是伤号。”

　　“留在这里很危险。”

　　这个妇女没再吱声。与其说是由于缺少子弹，不如说是由于指挥员的死，使普鲁日尼科夫感到沮丧，他从乌烟瘴气的地下室往上面走去。在上台阶的地方，简直直不起腰来，因为头上就是顶盖。中士还象先前那样坐在人口的台阶上，象在家里似的不慌不忙地卷着烟卷。

　　“应该从地下室里把伤号转移出去，”普鲁日尼科夫说，“大火会把入口给封住。里面还有一位妇女。”

　　“应该是应该啊，”中士慢吞吞他说，表示同意，“可是往哪儿？周围全在着火。”

　　“这——我也不好说。随便往什么地方……”

　　“别转悠啦，”中士猛然打断了他的话，“上尉刚才就是在你站的那个地方受了伤的。”

　　普鲁日尼科夫匆匆离开了。院子里枪声已停，只听见一片混乱的嘈杂声。普鲁日尼科夫想起了子弹的事，又想回去向中士打听一下，但是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拖着没子弹的步枪向人们跑去。

　　人们正围着一位黑头发的副指导员，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黑头发人说话既果断又凶狠，大家听着他那严厉的声音，神情明显地变轻松了一些。

　　“……按照我的命令。不要停顿，什么也别想。只是一直往前冲！冲进俱乐部，消灭敌人的冲锋枪手。任务清楚了吗？”

　　“清楚啦！”战士们象平常一样，精神抖擞地回答道。

　　“可是用什么去消灭呢？”一个不太年轻的战士蹩紧着眉头问道，他显然属于增征兵，穿一件蓝背心。“枪上没有刺刀，而我手里一无所有。”

　　“用牙去咬！”副指导员大声说道，“那不是吗，抓起那块砖头：为什么要提出些愚蠢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团结一致，一齐高喊着‘乌拉！，往前冲。不要卧倒！冲啊冲啊，一直冲到俱乐部里去！”

　　“就象在电影里那样！”一个象孩子模样的圆头战士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连普鲁日尼科夫也笑了。这并不是因为圆头战士说了什么非常可笑的话，而是因为此时大家都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心情，明确了任务，看到了面前这个挑起了重担——替大家作主的人。

　　“谁手里没有枪，那就用铁锹、石头、木棒，随便什么武装起来，只要能够敲烂法西斯的脑袋就行。”

　　“那玩艺儿就在他钢盔里！”又是那个圆头大声说道，他是全连有名的滑稽家。

　　“就是说，要狠狠地打！”副指导员微笑了一下，“就象一个好主人狠揍强盗那样。给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去找武器。全体都参加冲锋！谁要是留下——就是临阵脱逃……”说到这里，他发现了普鲁日尼科夫，于是停顿了片刻。随后问道：“哪个团的，中尉同志？”

　　“我还没有编入名册。这里是委派证明……”

　　“证件以后再说。团政委命令我亲自领导冲锋。”

　　“当然，当然！”普鲁日尼科夫连忙表示同意，“我——完全服从您的指挥……”

　　“您负责拿下窗口，”副指导员想了想，说道，“十个人——听中尉指挥！”

　　人群里单个地走出来十个人：两个边防战士、蹙着眉头的那个增征兵、全连有名的俏皮话大王、头部缠着绷带的中士、穿裤权背心、面颊擦伤的那个年纪很轻的战士，还有普鲁日尼科夫来不及注意的几个人。他们都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等候指示和安排，而他却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年长的那个边防战士象扛一条木棍似的扛着一挺杰格佳廖夫式机枪，枪筒尚未冷却，他却不停地用手指在上面敲着点子，就象在吹小号似的。中士在抽卷烟，增征兵则贪婪地望着他，俏声说：“留一点，中士同志。给吸一口，好吗？”

　　“就是说，目标是窗口，”普鲁日尼科夫说，“那里有玻璃吗？”

　　“玻璃全飞了，”中士说着把烟蒂递给了增征兵，“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姓——普里日纽克，”那人说，贪婪地吸了口烟。

　　“唉，有个手榴弹就好啦！”皮肤黝黑的边防战士叹了口气。

　　“对了，什么武器都行，”普鲁日尼科夫忽然想起，“呶，各自去找，找什么都行。只是要快一点。”

　　战士们都分头走了，只剩下两个边防战士，因为年长的那个有一挺杰格佳廖夫式机枪，而年轻的那个，已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把旧的骑兵马刀。

　　“真是想也想不到、猜也猜不着的事情，”年长的那个边防战士苦笑了一下，“今天莲卡在等我。晚上七点钟，你能想象得到吗？”

　　“莲卡哪儿也跑不了，”另一个说，“能让你吻够的。”

　　“问题是：什么时候……”

　　战士们陆续返回，有的找到马刀，有的找到工兵锹，有的从围墙上截下一根铁棍。普鲁日尼科夫从死者手里弄到的那支步枪也不带刺刀，但他想起自己还有一支手枪，于是把步枪给了那个面颊擦伤的战士。

　　“不必啦，”战士说道，并把工兵锹拿给他看，“我在石头上把它磨得锋快，说不定用它能去缴获一支冲锋枪哩。”

　　“光着屁股，还想冲锋枪呢，”年长的那个边防战士说，“保住你的脑袋就算不错了。”普里日纽克拿起了那支步枪。他象耍木棒似地舞弄了一阵，嘟囔说：“能派上用场。”

　　“窗口我们怎么分呢？”带机枪的那个边防战士问道，“第一个窗口是我的还是您的？”

　　“第一个是我的，”普鲁日尼科夫连忙说，因为他内心里深信无疑，第一——这是个吉利的数字。“第一个是我的……”

　　“都准备好了吗？”副指导员大声问道，“只要我们的人一开火，我就下令。”

　　时间又过去了几分钟，象过去了几个钟头似地难熬。普鲁日尼科夫站在着了火的楼房的拐角上，由于烟呛而不停地咳嗽。他的手心出汗了，因此常常把手枪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并且往军装上擦擦手。背后灼热，提机枪的那个边防战士呼味直喘，急不可耐。

　　“唉，怎么还不开始呢？”

　　“静得很，”普鲁日尼科夫说，“一次普通的冲锋……”

　　这是一次真正的冲锋，因而他为自己孩子气的话语感到不好意思。但此时已没有人会去注意说了什么话或者去注意这个谁也不认识的中尉。只是可以听见人们那急速的呼吸声、偶尔发出的铁器的碰撞声。砖墙后面烈火的怒吼声和对整个环形兵营的密集射击的枪声。还有——在布列斯特城里厮杀的暄嚣声。普鲁日尼科夫几乎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谛听这种喧嚣声：那里有自己人，那里正在给德国人以毁灭性的打击，眼看就会从那里开过来增援部队。

　　无论普鲁日尼科夫怎样期望听到近旁发出射击声，但一旦听到了他还是被这种射击声弄得惊慌失措了，他本能地从角落里一跃而起，但边防战士按住了他的肩膀，因为命令还没有下达。普鲁日尼科夫仔细一瞧，看见了兵营窗口里射出的密集的火网以及教堂里发出口击的一排排扇形的火力，就在这一瞬间，副指导员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冲啊！为了祖国！……”

　　“冲啊！”普鲁日尼科夫一面扑向围墙，一面喊道。

　　他不去注意脚下的路，一直往前冲去，边冲边喊“乌拉”，直到喉咙喊不出声来。“乌拉”声很短促，但他那大张着的嘴接着又吸了口气，然后在拖长的喊声中再把它呼出。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脚旁的尘土被搅起在空中飞旋，完整无恙的矮树丛被削得枝叶纷飞。他是第一批跑到教堂墙根的人，他紧贴着墙壁，因为窗口里不停地射出一排排密集的子弹。附近的什么地方发出了愤怒的、紧张的喊声，什么东西发出了铮铮的响声，而冲锋枪的排射始终不停。

　　“窗口！”边防战士喊道，“窗口，您他妈的！……”

　　他把普鲁日尼科夫推到一旁，自己立刻冲向窗洞，接着，他象孩子似地尖叫了一声，胸部扑倒在了窗台上。普鲁日尼科夫向那龇牙咧嘴喷吐火光的教堂昏暗深处打了两枪，纵身跳到边防战士那湿漉漉的、抽搐着的背上，翻身跌进教堂的砖地上。紧贴着他的头发射来了一排炙热的子弹，他又打了一枪，接着就迅速爬向一面墙壁。一个也是从死了的边防战士身上跳过来的战士跌倒在他的身旁。有人用一只皮靴猛烈地打在他头上，他一跃而起，使劲把背贴在砖墙上。

　　从亮处看，教堂里一片漆黑。在昏暗与砖灰的飞扬中，展开了一场肉搏战，人们一面大口喘着气，暴怒地詈骂，一面扭打厮杀，他们拧折脊背、掐咽喉、用牙咬、挤压眼珠、撕嘴巴，用刀捅，用铁锹、砖头、枪托砍杀。谁个哭、谁个喊、谁个呻吟以及谁个在骂——已经难以辨清。普鲁日尼科夫看到的只是龇着牙的大嘴，听到的只是持续的野兽般的吼叫。

　　这一切，正如一个摄影镜头，只是在他面前一闪而过，因为下一个瞬间他已经离开墙壁向深处冲去了，那里还在不停地发出短促的扇形排射的火力。他不想从远处射击，固为在他与火力圈之间有个人影忽隐忽现。他推开了一个什么人——似乎是自己人，——朝近处一个露出牙齿的敌人的脸开了一枪，接着他绊了一跤，倒在了在地板上扭成一团的两个人身上，于是他用沉甸甸的图卡列夫手枪朝一个光秃秃的后脑勺上猛然一击，那脑袋抽搐了起来，越来抽得越慢，越来抽得越弱，当它完全停止了抽动，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的脑袋竟也遭到猛烈的一击，以致他有一阵失去了知觉，脸扑在了适才被他砸烂了的那个德国人的光秃秃的后脑勺上。

　　他甦醒过来以后，已摸不到自己的手枪了，而且站也站不起来，只得爬着向墙壁移去，脸上满是从别人身上沾来的血。头已支持不住，耷拉了下来，他强制自己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模糊地意识到，不然人们会踩死他。他差不多快爬到墙根了，突然有人抓住他的一只靴子往后拖，把他拖到一些奄奄一息的战士脚旁。他往口一缩，看到一张血糊糊的大脸，砸裂了的下巴颏上晃荡着几颗残牙，血红的口水和吐出的肿胀的舌头，他惊叫了起来。他的喊声既细又尖，德国人露出狰狞的笑容不停地往后拖他。这时普鲁日尼科夫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死神的降临，顿时冷汗直冒，他继续尖声地叫喊，德国人却只顾拖他，拖呀拖呀，不慌不忙，一个劲儿地拖，就象在梦中一样。普鲁日尼科夫的确象在梦中，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缠绵不断的、令人失去理智的阴森恐怖。

　　有一个人扑在他身上，从他脑袋爬向脚处，向德国人爬去，一只光脚蹬在中尉的下巴上。普鲁日尼科夫感觉到，德国人松开了他的脚，那光膀子的小战士奇异地在他肚子上蹦跳。这是很疼的但已不可怕，普鲁日尼科夫勉强从战士的脚底下爬了出来，看到这个战士——带着擦伤的面颊——跪在那里，用工兵锹往德国兵的脖子上不停地猛砍，铁锹一次比一次砍得深，德国兵在地板上痉挛地蜷缩成一团。

　　战斗结束了，最后的呻吟声、最后的喊声和詈骂声沉寂了下来：德国人死守不住，从教堂里逃窜了，无法跑走的此时就在满是血污的砖地上咽气了。

　　“您还活着吗，中尉同志？我用铁锹对付他，用铁锹！嚓！嚓！砍进了他妈的嫩肉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坐在墙根那里，好不容易才清醒了过来。头象要炸开似地疼痛如裂，阵阵恶心泛上喉头，他一个劲儿地往下咽，但是没有唾沫，喉头毛刺刺地干得发紧。他晓得战斗业已结束，自己还活着，似乎也没有受伤，但此时唯独恶心和疲劳还在折磨着他。可是小战士却说呀说呀不停他说，高兴得忘乎所以：“我砍断了他的血管。象宰一头小牛一样，割断了他的血管，嘿，就在这儿，脖子上，这个部位……”

　　“手枪，”普鲁日尼科夫吃力他说，他对这种津津乐道感到不很愉快。“我的手枪……”

　　“我们能找到的！瞧，谁也没有伤着我。我很灵敏。我，你知道吗……”

　　“我的手枪，”普鲁日尼科夫固执地重复道，“它是有登记号码的。属于个人专用。”

　　“瞧，我弄到一支冲锋枪！可边防战士说什么我是个光屁股。瞧他自己——被打死了，而我——弄到了冲锋枪。”

　　“中尉！”从布满了尘土的教堂深处的某个地方传出了，叫声，“谁也没看见，中尉活着吗？”

　　“我活着，”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又坐到地板上。“头晕得厉害。马上就会好的。”

　　他要找个能够拄着的东西，于是摸到一支德国兵的冲锋枪。他拿起枪来，使劲拉开了枪栓：一颗光泽暗淡的子弹掉落出来。普鲁日尼科夫把冲锋枪关上了保险，拄着它勉强站了起来。

　　黑头发的副指导员向他走来。他身上已没有军装上衣，血迹斑斑的白衬衫套在新缠的绷带外面。

　　“您受伤了吗？”普鲁日尼科夫问道。

　　“德国人在我背上扎了一刀，”黑发的副指导员说，“您也受伤了吗？”

　　“也许是枪托捣在脑袋上。也许是喉咙被掐住了。不记得了。”

　　“喝一口吧，”副指导员把一个水壶递给他，“战士们从击毙的德国兵身上解下来的。”

　　普鲁日尼科夫用发木的手指旋开了壶盖，喝了一口。热乎乎的发着臭味的烈酒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立即把水壶还了回去。

　　“是白酒。”

　　“味道不错吧？”副指导员一面往腰带上挂水壶，一面间道，“带去给团政委瞧瞧。顺便问一句，关于您，我怎么向他汇报呢？”

　　普鲁日尼科夫把证件拿给他看。副指导员仔细地看了看它们又还了回去：“你需要留在这儿。政委说过，教堂是保卫要塞的关键。我派一挺重机枪来。”

　　“还有水。请往这里运水。”

　　“这很难说：机枪需要水，可是到河边去的这条路是很难通过的。”副指导员环视了一下，看到面颊擦伤的一个小战士。“同志，你把所有的水壶都搜集起来，亲自交给中尉。”

　　“是，搜集水壶。”

　　“等一等。先穿上衣服：穿裤权打仗可不怎么方便。”

　　“是。”战士就一溜小跑地去执行任务了：他精力充沛。

　　副指导员对普鲁日尼科夫说道：“要珍惜水。再就是命令全体戴上钢盔：德国的、我们的都行——找到什么就戴什么。”

　　“好吧。这样是对的，可以防弹片。”

　　“砖头更可怕，”副指导员笑了一下，“呶，祝您幸福，中尉同志。伤员我们撤走。”

　　副指导员握了握他的手便走了，而普鲁日尼科夫立刻就坐到了地板上，因为眼前又一切都飘忽了起来：教堂也好，被刀扎伤了背的副指导员也好，地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也好。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闭上了眼睛，侧身瘫倒了下来，突然又极其清晰地看到了那张大脸，露出的几颗残牙和从砸裂的下巴颏上滴着的血红的口水。

　　“见鬼！”他以巨大的毅力强使自己坐了起来，重又睁开了眼睛。一切依然在颤抖和飘忽，但在恍惚中他还是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战士身影：正向他走来，水壶哗啦哗啦直响。

　　“而我可算是个勇敢的人了，”普鲁日尼科夫摹地想道，“我参加了真正的冲锋，似乎还击毙过敌人。我有什么可向瓦丽雅讲述的了……”

　　“好象两个里面有水。”战士递给他水壶。

　　普鲁日尼科夫久久地、慢慢地喝着，品着每一口的滋味。他想起了副指导员关于珍惜水的劝告，但他怎么也放不下水壶，只是等到壶底朝上才还了回去。

　　“您两次救了我的命。您姓什么？”

　　“我是萨里尼科夫，”年轻的小战士有点儿发窘，“萨里尼科夫·彼得。我们全村的人都姓萨里尼科夫。”

　　“我将向指挥部汇报您的功绩，萨里尼科夫同志。”

　　萨里尼科夫已经穿上了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一件军衣、一条肥大的马裤和一双半高腰的德国皮靴。这一切，对他来说都肥大如囊，但他并不泄气：“要知道这不是从库里领来的。”

　　“从死人身上？”普鲁日尼科夫嫌恶地问。

　　“他们不会生气的！”

　　头差不多已经不晕了：只是还感到恶心和浑身无力。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痛心地发现自己的军装上衣上满是血污，领予也被撕破了。他胡乱地整了一下上衣，紧了紧佩带，把战利品冲锋枪挂在胸前，走向坍塌的门洞。

　　战士们聚集在这里，谈论战斗的细枝未节。阴郁的增征兵和圆头的俏皮话大王，受了点轻伤；中士穿着一件被血污染成了褐色的衬衫，坐在乱砖堆上一面冷笑一面吸着烟，并不参与他们的谈话。

　　“您吃到苦头了吧，中尉同志？”

　　“要不怎么叫打仗，”普鲁日尼科夫严肃他说。

　　“打仗——是为了胜利，”中士冷笑了一下，“而漫无目的地乱跑，才会吃苦头呢。我参加过芬兰战争，完全是经验之谈。在肉搏战的时候，不能遇到谁就跟谁干起来，应当在接近敌人的时候立即选择目标，选择你要与之交手的对象。当然啦，要根据自己力量的大小。看准了就一下子扑过去，什么也不顾。那末一来，肿块就会少些。”

　　“尽是废话，”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他说，此时中士一下子使他联想起军校里的那个准尉，因而对这些废话感到讨嫌。“应当搜集一下武器……”

　　“已经搜集完了，”中士又冷笑了一下，“都歇了大半天啦……”

　　“空袭！”圆头战士喊道，“足有二十架轰炸机！”

　　“快躲吧，小伙子们，”中士赶紧把烟头熄了，然后说，“马上就够我们瞧的了。”

　　“了望哨留下！”普鲁日尼科夫一面喊一面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哪儿可以隐蔽。“他们还会再……”

　　“应当把重机枪拖过来！”又是那个圆头战士说道，“拖到这里来……”

　　“钢盔！”普鲁日尼科大提醒道，“统统戴上钢盔！……”

　　第一批炸弹愈来愈强的尖叫声淹没了话语声。附近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上土块土星纷纷落下，一股热浪从地板上冲天面起，砖末灰尘四处飞扬。普鲁日尼科夫抓起了不知哪个人的钢盔迅即窜向墙根，坐了下来。战士们向教堂深处跑去，而萨里尼科夫转了一下以后，钻进了狭窄的壁龛，与普鲁日尼科夫靠在一起，手忙脚乱地往头上套一顶狭小的德国钢盔。周围一切都在轰响，都在摇晃。

　　“快隐蔽起来！”普鲁日尼科夫对依然趴在门洞那里的中士喊道，“快隐蔽起来，您听见了吗？……”

　　令人窒息的气浪冲进他张开的嘴里。普鲁日尼科夫难受地咳了起来，揉着迷进灰尘的眼睛。剧烈的爆炸声震天动地，连教堂厚厚的墙壁也在颤动。

　　“中士！……中士，快隐蔽起来！……”

　　“机枪！……”中士困难地喊道，“把机枪撇下了！真不象话！……”

　　他弯下了腰，冒着轰炸从教堂里跑了出去。普鲁日尼科夫想喊，那剧烈的发着臭味的炙热气浪又呛得他不能呼吸。他忍着窒息，抬起头小心张望。

　　中士猫着腰在炸弹轰隆声中和硝烟滚滚中飞奔。他胸贴在弹坑里，隐蔽一会儿钻出来再跑。普鲁日尼科夫看到他怎样跑到翻倒了的重机枪跟前，怎样将它拖了下去，拖进弹坑里去，但正在这时，近处又骤然爆炸了一颗炸弹。普鲁日尼科夫急忙蹲了下来，当弹片呼啸过后，他又向那里眺望，但在那硝烟迷蒙、黄尘蔽天的帷幕里已经什么都分辨不清了。

　　“全蒙上了！”萨里尼科夫喊道，普鲁日尼科夫与其说是听到了，不如说是猜到了他的话。“朝那里猛扫过！密密麻麻的弹洞！……”

　　新的一轮炸弹又在头上呼啸，一阵轰隆巨响，震撼了教堂雄伟的墙壁。普鲁日尼科夫伏在地板上，捂住耳朵，蜷缩着身子，拖长的啸叫声和轰隆声沉重地冲击着他的肩头，旁边萨里尼科夫在哆嗦。

　　突然静了下来，只是那讨厌的声音还在耳朵里回响，经久不散。低空盘旋的轰炸机的引擎仍在沉闷地吼叫，但是，不论爆炸声还是令人肝胆欲裂的炸弹的尖叫声，都再也听不见了。普鲁日尼科夫把滑到前额的钢盔向上正了一下，又仔细观察。

　　太阳似一个血红的斑点从滚滚的浓烟与飞扬的尘上后面透了过来。除这以外，普鲁日尼科夫什么也没有瞧见，就连近处几座建筑物的影子也没有瞧见。萨里尼科夫挤在他的身旁。

　　“莫非全炸平了？”

　　“全炸平是不可能的，”普鲁日尼科夫甩了甩脑袋，想把滞留耳内的鸣响驱除。“轰炸了很久，你知不知道？”

　　“是很久，”萨里尼科夫说，“轰炸总是时间很长的。您瞧：中士！”

　　在硝烟与尘上的浓幕里出现了中士的身影：他产滚动着一挺重机枪。跟在他身后的一个战士，一面跑一面拖着盛子弹带的匣子。

　　“平安无事吧？”当中士气喘吁吁地把机枪拉进教堂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问道。

　　“我们倒是平安无事，”中士说，“可是有一个小傻瓜被打死了。难道在狂轰滥炸的时候能那么……”

　　“一个出色的机枪手，”带来子弹带的那个战士叹了口气。

　　“中尉同志！”有人从教堂里面大声喊道，“这儿有老百姓！”

　　向他们走来几个战士，还有三个妇女。其中一个年轻的妇女只戴一个沾满了砖灰的白色乳褡，普鲁日尼科夫皱了皱眉头，立刻把视线移开了。

　　“她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

　　“我们是本地人，本地人，”岁数大的一个匆忙点头说，“枪一响，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她们说地下室里有德国人，”皮肤黝黑的边防战士——那个曾是手提机枪副手的战士——说道，“好象是从她们身旁跑过去的。应当搜一搜地下室，对吗？”

　　“对，”普鲁日尼科夫表示同意，看了一眼跪在那里摆弄重机枪的中士。

　　“你们去吧，”中士说道，头也没回。“我需要把机枪擦拭一下。”

　　“要不，”普鲁日尼科夫点了一下脚，迟疑地补充说，“你在这儿代替我。”

　　“你们可不要直往黑咕隆咚的地方探脑袋，”中士说，“往里面扔几颗手榴弹。”

　　“带上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从墙根捡起一颗柄很长的手榴弹，“跟我来六个人。”

　　战士们默默无语地挑选了一些堆在墙根的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又斜眼看了一下那个戴着脏乎乎乳褡的年轻妇女，又移开了视线并且说道：“找点什么披上吧。穿堂风。”

　　妇女们以惊惧的目光望着他，什么也没有说。圆头俏皮话大王说道：“那边桌子上有一块红桌布。要不，就给她好了，行吗？”

　　不等听到命令，他就跑去取桌布了。

　　“带我们去地下室，”普鲁日尼科夫对边防战士说。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很暗，梯级既窄又陡，以致普鲁日尼科夫时常失足，每一次失足他都抓住走在前面的边防战士的肩头。边防战士不大乐意地耸耸肩膀，但是没说什么。

　　随着每一步的深入，不论是地面上德国轰炸机的吼声，还是轰炸一结束在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立即响起的密集枪声，都愈来愈微弱了。而这些遥远的喧嚣声越低，他们脚下皮靴的响声也就越清晰。

　　“我们声音太响了，”萨里尼科夫低声说，“要知道他们会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猛扫的……”

　　“她们，那几个妇女，就坐在这个地方，”边防战士停下说道，“再往前我没去过。”

　　“肃静，”普鲁日尼科夫说，“让我们听一听。”

　　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屏气敛息。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响着射击的枪声，在这里，这些声音并不可怕，象在电影里似的。眼睛已逐渐适应了黑暗：晦暗的拱顶、黑洞洞向某处延伸的通廊口、紧靠拱顶的通风口的亮点，都徐徐显露了出来。

　　“这里有几个通道？”普鲁日尼科夫悄声问道。

　　“好象有三个。”

　　“您一直走。再来两个人走左面的通廊，我——右面的。留一名战士守住出口，萨里尼科夫跟我来。”

　　普鲁日尼科夫和萨里厄科夫在这个拱形的漫无尽头的地下通道里走了许久。时不时停下来听听动静，但除了自己的急促呼吸，什么也听不见。

　　“很想知道，这里会有硕鼠吗？”普鲁日尼科夫问道，他力图说得很坦然，免得对方疑心他有点儿害怕。

　　“肯定有，”萨里尼科夫消声说，“我害怕黑咕窿咚，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害怕黑咕隆咚，但他就连对自己也不想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是害怕与隐蔽严密的敌人相遇，也不是害怕从暗处猝然射来的子弹。只不过是在黑暗里他总觉得似有硕鼠、巨大的蜘蛛以及脚下咯吱作响的骷髅之类的东西，这使他感到莫名的恐惧。在黑暗中他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向前移动着脚步。又走了一会儿，他不无轻松地作出了决定：“是她们的幻觉。走吧，回去。”

　　圆头战士在楼梯旁报告说，一个小组已经上去了，他们什么人也没发现，而边防战士还没有回来。

　　“告诉他们，都出来。”

　　普鲁日尼科夫越往上走，越清晰地听见了爆炸声。紧靠出口处站着三个妇女：地面上又在轰炸。

　　普鲁日尼科夫等候轰炸过去。当炸弹声止息了的时候，战士们从地底下来到了地上。

　　“那里似乎有个通道，”边防战士说，“里面漆黑——真可怕。”

　　“没发现德国人吗？”

　　“我不是说过吗：里面漆黑。往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好象没听到有人叫喊。”

　　“是娘儿们吓得造成了错觉，”圆头战士说道。

　　“是‘妇女们’，”普鲁日尼科夫严肃地纠正说，“世上没有‘娘儿们’，记住这一点。”入口处的重机枪猛然响了起来。普鲁日尼科夫立刻冲上前去。

　　光着膀子的中士在用机枪扫射，一个战士伏在他身旁，递着子弹带。机枪前面，敌人的子弹打得砖屑纷飞，挡弹板吧嗒直响。普鲁日尼科夫就近卧倒，匍匐过去：“德国人？”

　　“窗口！”中士怒冲冲地喊道，“守住窗口！……”

　　普鲁日尼科夫马上返身回去。战士们已经分守在窗口那里。落到普鲁日尼科夫头上的恰巧是他当时从那里跳进教堂的那个窗口。边防战士的尸体横着耷拉在窗台上。当普鲁日尼科夫从窗口探头往外瞧时，死者的脑袋触到了他的肚子上。

　　灰绿色的人影在向教堂奔跑，他们把冲锋枪顶在肚皮上，边冲边射击。普鲁日尼科夫急忙打开保险，射出长长的一梭子：冲锋枪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在手中直往空里跳动。

　　“往上跳得厉害，”他猛然醒悟过来，“应当短射，短射。”

　　他射击再射击，而人影却仍然不停地冲过来，他觉得他们好象直接冲他而来。于弹射到砖墙上，射进边防战士的尸体，他人粘稠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但他顾不上擦，只是当他缩到墙后给冲锋枪装新子弹的时候，才把这血抹了一把。

　　后来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德国人也不再往前跑了。但普鲁日尼科夫还没有来得及环顾一下，没有来得及问一问入口上的情况怎样、还有没有子弹，突然天空又响起沉闷的嗡嗡声接着，炸弹的尖叫声便划破了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的长空。

　　就这样过去了一天。轰炸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往哪儿也不跑，就卧倒在这拱形的窗口下面。随着每一次爆炸，边防战士的脑袋就在他的上方不停地摇晃。当轰炸停止了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就爬起身来，朝那些向他进攻的人影扫射。他已既不感到害怕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了：堵着的耳朵里一直在呜响，干渴的喉咙里令人讨厌地直发痒，手臂已不习惯离开跳动着的德国冲锋枪了。

　　只是到了黄昏才开始沉静下来。德国人轰炸了最后一次，“容克”飞机吼叫着，绕着浓烟冲天的废墟上空转了最后的一圈，于是谁也不再向教堂冲了。弹坑累累的大院里，横着灰绿色的人影：有两个还在动弹，朝着某个灰堆里爬，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再朝他们打枪。这是两个伤兵，军人的荣誉不允许将他们击毙。他瞧着他们如何爬动，他们的手臂如何屈曲，暗自感到惊讶，此时他心中既没有同情又没有好奇。什么都没有了，除了无法排遣的疲劳。

　　他真想就那么躺在地板上，闭上眼睛，哪怕只是一分钟。但是就连这一分钟他也不能允许自己：应当了解一下，活下来的还有多少人，到什么地方才能弄到子弹。他把冲锋枪关上了保险，踉踉跄跄地向门洞走去。

　　“活着吗？”中士问道，他坐在墙根，伸直了两腿。“这很好。可是子弹打光了。”

　　“剩下几个人？”普鲁日尼科夫问道，一屁股坐到了中士身旁。

　　“皮毛没少的——五个，受伤的——两个。一个好象打在胸部上。”

　　“边防战士呢？”

　　“他说，要去掩埋一个朋友。”

　　战士们徐徐走来：脸色阴沉，沉默无语，眼窝凹陷。

　　萨里尼科夫伸手去取水壶：“渴极了，象火燎似地。”

　　“别碰，”中士说，“留给机枪。”

　　“可是子弹已经没了。”

　　“会弄到的。”

　　萨里尼科夫坐到了普鲁日尼科夫身旁，砥了舐焦干的嘴唇：“我跑一趟布格河，怎么样？”

　　“你跑不到那里，”中士说，“德国人占领了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的地段。”

　　边防战士走来了。他不声不响地坐到墙根，不声不响地接过中士递给他的烟蒂。

　　“埋了吗？”

　　“埋了，”边防战士叹了口气，“谁也发现不了我埋的这座坟墓。”

　　大家都沉默了，这种沉默象铅一样压在心头。普鲁日尼科夫思忖着，需要子弹，需要水，需要与要塞指挥部联络，但不知怎么思考中止了：只是心里想想而已。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们的人不知怎么来迟了。”

　　“谁？”边防战士问道。

　　“部队呗。这儿不是有我们的部队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只是过了一会儿中士说道：“也许，夜里他们会冲进来。不然，凌晨可能性更大些”

　　大家都默默地表示同意，认为正是凌晨时分部队会冲进、来拯救他们。毕竟这是时间上的一个交合点）是黑夜与白昼的交界，是人们日思夜想、焦急等待着的一个时刻啊。

　　“子弹……”普鲁日尼科夫迫使自己说道，“哪儿可以弄到子弹？谁知道弹药库？”

　　“兵营里的人会知道的，”中士说，“反正需要到那里去一趟：听说，八十四团里有个政委。”

　　“问他有什么指示，”普鲁日尼科夫满怀希望他说道，“当然，也要问问子弹的问题。”

　　“这——自然要问，”中士一面艰难地站起身来一面说道，“跟我去吧，普里日纽克。”

　　什么地方响起了爆炸的轰隆声，冲锋枪也发出了排射。中士与增征兵消失在尘雾的昏暗里。

　　“需要水，”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他苦恼不已，不时舐舐嘴唇。“喂，中尉同志，让我往布格河去一趟试试。不然，去穆哈维茨河也行。”

　　“离这儿远吗？”

　　“一直走的话——就在旁边，”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只是现在没法一直跑。可是水又需要。”

　　“好吧，去试一试。”

　　鲁日尼科夫突然想道，自己算什么指挥员呢，一切问题，不是中士就是这个皮肤黝黑的边防战士替他决定，但他是平心静气想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任何不满和消沉都意味着浪费精力，而精力差不多己消耗殆尽了。“只是一定要当心些。”

　　“是！”萨里尼科夫振作了起来，“我可不可以把德国人的水喝了，尔后用他们的水壶去装呢？”

　　“可假如你装不回来呢？”前臂受了点轻伤的滑稽家说道。

　　“带些空水壶去。把白酒倒掉。”

　　“不要全倒掉，”边防战士说，“留一壶，好给伤口消毒。别在那里弄得丁当直响。”

　　“我不会弄得丁当响的，”萨里尼科夫一面往腰带上拴水壶，一面保证说。“这么说，我去啦，是吗？可真想喝啊。”

　　于是他越过一个个弹坑，终于消失不见了。德国人枪声零落，炮弹爆炸的轰隆声也变得稀疏了。

　　“看来，德国人在喝茶哩，”圆头战士说，“而昨天还放了电影。多可笑。”

　　谁也不明白，他说的是昨天他在这个教堂里看过电影呢还是象他说的眼下正在喝茶的德国人，但是大家突然痛心地感到，昨天已经过去了，而明天仍将是打仗。普鲁日尼科夫也感到痛心，但他排遣了挤进脑际的一切回忆，迫使自己爬起身来。

　　“应当把死人搬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是否就搬到一个角落里。”

　　“应当去搜索一下德国人身上，”边防战士说，“你说是吗，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自己不应当离开教堂，但是孩于气的好奇又在他心里蠕动了起来。他很想到跟前去亲眼看一看，谁曾迎着他的排射子弹往前冲过，谁时下躺在教堂前面的尘土里。看一看，记在心，尔后讲给瓦丽雅、维罗奇卡和妈妈听。

　　“走吧，我们一起去。”

　　他把冲锋枪重新装上了子弹，跟在边防战士背后溜进了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里，心怦怦直跳。

　　尘埃尚未完全沉落，鼻孔里刺得发痒，视线受到了阻碍。尘埃般的灰粒往眼里钻，磨得直发涩。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眨巴眼睛，不时用手去擦泪眼。

　　“不要拣冲锋枪，”边防战士悄声说，“要弹夹和手榴弹。”

　　被击毙的人很多。起初，普鲁日尼科夫只是抓住皮带翻转死者，尽量不触及他们的躯体，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他怀里已经揣满了冲锋枪子弹，衣兜里也塞满了手榴弹。该返回去了，但他每搜完一个，总抑制不住再去搜下一个的愿望，仿佛正是在那下一个死者身上才能找到什么真正的至为需要的东西似的。他已经惯于忍受那令人作呕的硝烟的焦臭气味，浑身上下沾满了他人的血污、这些血今天如此慷慨地倾注在了这块尘土飞扬、弹坑累累的土地上。

　　“一个军官，”边防战士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把证件拿走吗？”

　　“拿走……”

　　近处传来了呻吟声，他立即屏住呼吸。又传来一阵呻吟声：拖得很长的、深沉痛苦的呻吟。普鲁日尼科夫略微欠起身子，向左右瞧了瞧。

　　“你到哪儿去？”

　　“有个伤兵。” 他站起来往前走，就在这一时刻一道强烈的闪光直刺他的眼睛，咔嚓一声，子弹倏地打在钢盔上。普鲁日尼科夫猛地卧倒在地上，惊惧地触摸着眼睛：他仿佛觉得眼珠子已经流了出来，因为他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

　　“啊，这个坏蛋！”

　　边防战士把普鲁日尼科夫推了一下，立即滚进了弹坑里去。从那里传来了对一个活人的沉重的、致命的打击声和非人的、变得嘶哑的喊声。

　　“住手！”普鲁日尼科夫喊道，他勉强睁开了盈满了泪水的眼睛。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朦胧的颤动的汗涔涔的脸庞。

　　“住手？……他们把我的好朋友打死了，能住手吗？他朝你打枪——也住手吗？你简直是个流鼻涕的孩子，中尉：他们整天揍我们，而我们却要住手吗？……”

　　他笨重地、蹒跚地走到普鲁日尼科夫身旁，气喘吁吁，不作声了。

　　“我结果了他。你没受伤吧？”

　　“打在钢盔上，——是跳弹。直到现在耳朵里还嗡嗡直响。”

　　“能走路吗？”

　　“眼前天转地旋。”

　　近处响起了一声爆炸的巨响。他俩紧紧趴在地上，沙上纷纷落在脊背上。

　　“莫非是朝喊声打的？”

　　又是炮弹的剧烈的爆炸声，他们再一次紧贴在地上，随后纵身跃起，跑向教堂。边防战士在前头：普鲁日尼科夫透过泪光影影绰绰地猜测到他的背部。眼睛炙痛难忍，似火烧火燎。

　　中士已经返回。他与普里日纽克一起带回四匣子弹，这时已装满了子弹带。带回的命令是：夜间搜集武器，组织好联络，把妇女和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地下室去。

　　“我们的娘儿们跑到三百三十三团的兵营里去了，”中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本想就“娘儿们”这个问题给予申斥，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他只是问：“给我们的具体命令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很清楚：守住教堂。答应往这里派人。等清点了人数以后。”

　　“城里有什么消息吗？”圆头战士问道，“会有增援吗？”

　　“在等着呢，”中士简短地回答道。

　　根据他说的这句话，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八十四团的政委已不指望任何援兵了。他的双膝一下子瘫软无力，下腹疼痛起来，便就地坐下：坐到地板上，在中士身旁。

　　“嚼口面包吧，”中士找出了一小块面包，“面包会转移注意力的，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并不想吃东西，但他机械地拿起了面包，咀嚼了起来。最后一次他是在餐厅里吃的饭……不，临战争爆发之前他曾在某个仓库里同一个跛足姑娘一起喝过茶。仓库也好，那两个妇女也好，跛足姑娘也好，战士们也好——全都被第一次排炮埋在地底下了。它就在附近，离教堂不远的什么地方。而他却幸运得很，窜了出来。他幸运得很……

　　萨里尼科夫返回来了，身上挂满了水壶，宛如新年枞树。他乐呵呵地说：“我喝了个够！快来吧，伙伴们。”

　　“首先给机枪，”中士说。

　　他小心翼翼地往机枪散热筒里倒水，竭力一滴也不洒在外面。他对普鲁日尼科夫说，不能允许随便喝。普鲁日尼科夫漠然地表示同意，中士亲自把着水壶，只许每人喝三口，然后把水壶当心地藏了起来。

　　“嘿，那里猛扫呢，真危险！”萨里尼科夫津津有味他讲着，“敌人发射了一颗照明弹，然后就扫射！猛扫！好多人都给打死了。”

　　经过了一场肉搏战和成功的突围取水之后，他的恐惧彻底消失了。此时他异常活跃，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这使普鲁日尼科夫有点儿生气。

　　“到毗邻部队去走一趟，”他说，“告诉他们，我们一定守住教堂。也许他们会给一些子弹。”

　　“手榴弹，”边防战士说，“德国的全都报废了。”

　　“当然，还有手榴弹。”

　　一个钟头以后，来了十个战士。普鲁日尼科夫本想对他们讲讲情况，分配他们把守窗口，约定信号，但他那灼伤的眼睛不停地淌着泪水。人已精疲力尽，所以他让边防战士接待这些战士。他自己需要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可一倒下就睡着了。

　　战争的第一天，对他来说，就这样结束了。蟋缩在教堂的肮脏的地板上，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和他并排睡在一起以及在门口放哨的战士们，同样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们之中的每个人还要度过多少个这样的日子。他们同命相连，但死却各不相同。

第二章

　　人的死各有不同。第二天，连里最幽默的那个手臂受过轻伤的圆头战士首先领略了这一点。他流了很多血，老是发困，为了不让任何人干扰他的睡眠，他向稍远的地下室人口处爬去。

　　排炮的轰隆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大地又在呻吟，教堂的墙壁又在震动，砖头土星又纷纷落下。中士把重机枪拖到拱顶底下，大家都在角落里。

　　炮轰尚未停止，轰炸机即已在要塞上空吼叫。炸弹的呼啸声划破了浓烟重雾，轰隆的爆炸声震撼了教堂。普鲁日尼科夫捂住耳朵趴在窗龛里，滚热的灰尘冲进了他那大张着的嘴里。他不是听见、而是感觉到有喊声。这是一种冲破怒吼、呼啸和轰隆声的凄惨的可怕喊声。他回头一看：圆头战士在蒙蒙的尘雾中奔跑。

　　“德国人——人！……”

　　一阵冲锋枪的扫射淹没了刺耳的惊呼声，教堂的穹顶下响起了短暂的隆隆口声。普鲁日尼科夫看见圆头战士跑着跌倒在石头上，尘雾中闪烁着火光，于是也喊道：“德国人——人！……”

　　尘雾后面，一些看不清的冲锋枪手拼命在朝趴着的战士们扫射。战士们有的在喊叫，有的窜到门口，干脆暴露在飞机轰炸的目标之下，有的冷静了下来，朝着教堂深处射击。敌人冲锋枪的子弹击在砖墙上，咝吡地擦过地板，嗖嗖地从头上掠过，普鲁日尼科夫依然捂住耳朵，趴在墙根下，自己的冲锋枪被压在身子底下。

　　“我们跑吧！……”

　　有人——似乎是萨里尼科夫——推推他的肩头：“跑吧，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继萨里尼科夫之后，跃出了窗口，跌倒在地上，他匍匐着向一个弹坑爬去，张开的大口不停地吞咽着弥漫的尘土。飞机在要塞顶上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一切生灵。教堂里传出了冲锋枪排射声、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

　　“应当进地下室！”萨里尼科夫喊道，“进地下室！……”

　　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意识到，不能在炮击下乱跑，但他想到那些正在硝烟弥漫的教堂里歼灭他的战士们的德国冲锋枪手时感到如此恐惧，以致他立即爬了起来，跟在机灵的萨里尼科夫背后跑去。他一会儿趴下来，在沙上上爬，咽着飞扬的尘土和弹坑里尚未消散的焦臭的硝烟，一会儿又奔跑起来。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怎样坠进里面去的。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两个衣服破烂不堪的战士在摇他的肩头：“指挥员来了，您听见吗？指挥员！”

　　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黑头发的上尉，汗渍斑斑的满是灰尘的上衣上挂着一枚勋章。普鲁日尼科夫好不容易地站身来，汇报了一下自己是谁和怎样闯到了这里。

　　“就是说，德国人占领了俱乐部？”

　　“是从背后，上尉同志。他们也许是藏在地下室里。而当空袭的时候……”

　　“昨天为什么不搜查地下室？您的联络员，”上尉把头向靠在墙根上一声不响的萨里尼科夫一摆，“报告说，您牢固地控制着教堂。”

　　普鲁日尼科夫沉默不语。无端的恐惧已经过去，此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失职了，由于惊慌失措而临阵脱逃，撇下了战士们，丢下了命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死守的岗位。他蓦地听不进上尉的话了：全身发烧。

　　“我有过错。”

　　“这不是过错，这是罪行，”上尉斩钉截铁他说，“我理应把您枪毙，但是我的子弹不多。”

　　“我一定赎罪，”普鲁日尼科夫想说得响些，但呼吸屏住了，他说得声音很低，“我一定赎罪。”

　　突然，爆炸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机枪的哒哒声———切都哑了。某处还有零落的步枪声，大楼顶上几层的火还发出毕剥声，但战斗已停下来了，这种寂静令人畏惧也会，人困惑。

　　“莫非我们的人来了？”一个战士没有把握地问，“也许一切都结束了？……”

　　“在耍花招，这些坏蛋，”上尉说，“加强监视！”

　　战士跑去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在这一沉寂的时刻，普鲁日尼科夫听见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发出了婴儿的微弱哭声和妇女的温柔话语声。

　　“我一定赎回自己的罪，上尉同志，”他匆忙重复了一句，“我这就去……”

　　他的话被扩音器里传出的暗哑的很响的话音淹没了。这是一个非俄罗斯人在声嘶力竭地发表劝降演说的声音，它是从外面、冒烟的废墟上空的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在浓厚的空气里，它传得很远，此时就连所有的地下室和掩蔽室里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德军指挥部建议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要塞己被包围，红军已被击溃，勇敢的德国军队正在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发起冲锋。你们的抵抗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给你们一个钟头的考虑时间。假如你们拒绝投降，那就必将被全部消灭，而要塞也将被夷为平地。”

　　暗哑的声音重复了两遍通碟，每次都抑扬顿挫地、清晰地吐着每一个字。地下室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这个声音，当它停下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扩音器里又传来了计时器有节奏的滴答声。

　　“去弄水，”上尉对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年轻战士说，这个战士始终默默地站在上尉身边，并以毒恶的眼神看着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要当心，彼嘉。”

　　“我会当心的。”

　　“请允许我去，”普鲁日尼科夫恳求说，“请允许我去，上尉同志。我一定把水弄来。需要多少就弄多少。”

　　“您的任务是夺回俱乐部，”上尉冷冰冰他说，“从种种迹象来看，过一个小时德国人就要开始炮轰：您必须在炮轰期间冲到俱乐部去，不借任何代价击退那里的德国人。不惜任何代价！”

　　上尉一字一板他说完最末一句话以后就走了，对他不清不楚的毫无用处的保证听也不听。普鲁日尼科夫负疚地叹了口气，遂环顾了一下四周：在地下室的拱形隔堵室里，萨里尼科夫和受了点轻伤的高大的增征兵坐在深邃的窗口底下。

　　普鲁日尼科夫费了好大的劲才想起他姓什么：普里日纽克。

　　“把我们的人都找来，”他说，感到两膝瘫软无力而坐了下来。

　　萨里尼科夫和普里日纽克在地下室里又找到了四个人。他们集中在一个隔堵室，悄声地交谈着。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依然有婴儿的微弱的哭声，这种委屈的哭声对普鲁日尼科未来说比任何刑罚都可怕。

　　他呆呆地坐在地板上，闷闷不乐地想道，自己干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背叛了同志们。他不为自己寻求辩护，不可怜自己：他力图搞清楚，这事为什么会发生。

　　“不、我不是现在才怕死，”他想，“这在昨天的进攻中就表现出来了。进攻开始后我张惶失措，放弃了指挥权。我想的是将来对人讲述什么。不是想怎样去战斗，而是想自己将来对人讲述什么……”

　　两个带手提机枪的边防战士走近：“命令掩护你们。”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个边防战士在摆弄机枪，检查弹盘，而他苦恼地想道，带着六个战士，怎么也无法把德国人从教堂里击退，但他不想去请求援助。

　　“最好是我死了，”他哺哺自语，“最好是我死了。

　　不知为什么他竭力回避“被打死”这个词儿，而是说“我死了”。仿佛他希望死于伤风似的。

　　“手榴弹嘛，我们总共只有两颗，”普里日纽克说，对谁也没看一眼。

　　“会送来的，”一个边防战士说，“不会扔下不管：都是自己的伙伴嘛。”

　　后来又来了约莫十五个人。一个带炮兵标记的红褐色头发的上士报告说，这些人是派来增援的。普鲁日尼科夫同他一起把新来的战士们分配到各个隔堵室里，布置在窗龛跟前。

　　一切准备就绪，德国人的计时器依然在不停地滴答，不急不慢地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着时间。这种计时的声响始终萦绕在普鲁日尼科夫的耳际，他试图以集中精力考虑进攻来把这种声音压下去，但是响亮的滴答声却讨厌地往耳朵里直钻。

　　不久，上尉来了。检查了一下准备的情况，亲自布置兵力。他没有理睬普鲁日尼科夫，尽管普鲁日尼科夫殷勤地围着他转来转去。后来他突然说：“白天进攻是不可能的。您同意吗，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他无言以对，迟疑地点了点头。

　　“德国人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等着夜间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白天进攻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趴下，不管火力有多猛。冲锋枪是散射的，您考虑过这一点吗？”

　　“考虑过。”

　　“给您一次赎罪的机会。”

　　普鲁日尼科夫想向这个疲惫不堪的上尉保证，誓死完成任务，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活，只是又点了点头。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也相信您，”上尉那严肃的脸上仿佛第一次掠过一丝笑影，“走吧，去看看战士们。”

　　上尉到各个隔堵室去瞧了瞧，战士们正在做着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处他都重复着对普鲁日尼科夫说过的话：冲锋枪是散射的，德国人料想不到会发起进攻，主要的是——不能趴下，而是一鼓作气跑到教堂的墙根下。

　　“只剩下五分钟的考虑时间！”广播员嗓音暗哑地大声说。

　　“就是说，再过四分钟你们就开始进攻，”上尉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我一下令就进攻，一枪不发。一声不响、出其不意——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他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马上明白了他的这一眼神，走向地下室的一个窗口。窗户很高，窗台已被削掉，因此从那里往外爬相当困难。但是红军战士们已传递了一些砖头，垒起了台阶。普鲁日尼科夫踏上台阶，扳开冲锋枪的保险，等待命令。有人递给他两颗手榴弹，他把它们头朝上地别进了腰带里。

　　“前进！”上尉大喊一声，“快！”

　　普鲁日尼科夫纵身一跃，砖堆塌了，但他毕竟跳出了窗口，头也不回地朝着此时相距那么遥远的教堂墙壁跑去。

　　他一声不响地往前跑，仿佛觉得是孤身一人似的。心在胸腔里激烈地跳动，连背后的脚步声他也没有听见，可是更没有时间回头看一眼。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他内心里喊道。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道计时器是否还在滴答地响，德国人是否已在匆忙地往枪膛里推子弹，但暂时谁也没有向他，向这个在炮弹重翻过的院子里跑着的人开枪。只是那充满了硝烟和血腥气味的热风迎面扑来。

　　突然，从他面前的弹坑里闪出了一个人影，普鲁日尼科夫差点儿没有卧倒，他认出是夜里结果了德国伤兵的命、拯救了他的那个边防战士。显然，这个边防战士也是逃离了教堂，但是没有能够到达地下室，因而趴在弹坑里，此刻他跑在冲锋的战士们前头。就在普鲁日尼科夫为这位边防战士还活着而高兴的一刹那，上十梭子弹的排射撕破了寂静，子弹在头顶上呼啸：德国人开火了。

　　身后有人大声叫喊了。普鲁日尼科夫想卧倒，若不是边防战士依然竭尽全力在前面大步跃进，那他也许会趴下来的。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些子弹不是他打的，他也没有卧倒，他缩了一下脖子大声喊：

　　“乌拉——拉！……”

　　于是在一片“乌——拉！……”的呼喊声中他一口气跑到了墙根，紧贴在窗间墙上，回过头来瞧了一下。只有三个人倒下了：一个已经不动了，另外两个还在尘土里蠕动。其余的人都冲进了炮火的死角，边防战士站在旁边的窗间墙根前喊道：

　　“手榴弹！扔手榴弹！……”

　　普鲁日尼科夫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朝窗里扔去——直接往冲锋枪射击的刺眼的火光里扔去。轰的一声，他立即就向手榴弹爆炸的焦臭浓烟里冲，用枪托在被枪弹打得残缺的窗台上一拄便跳了进去，跌倒在地板上，但他及时向后一滚，接着，边防战士扑通一声跌在他的身旁。周围是一片爆炸的轰隆声，烟雾和灰尘里闪烁着射击的火光，子弹打得墙壁直掉砖屑和灰泥。普鲁日尼科夫坐在地板上朝闪光处射出短促的几排子弹。

　　“在往祭坛上退！往祭坛上！射得高一点！高一点！”边防战士喊道。

　　德国人在往上面——往祭坛那里退窜，冲锋枪的火光就是从那里闪出来的。普鲁日尼科夫把冲锋枪一仰，发射了很长的一梭子，突然火光熄了，枪哑了，枪栓直往后抖动。

　　“打呀，中尉！打！”

　　普鲁日尼科夫拼命去摸衣兜：找不到子弹。于是他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迎着射来的一排排子弹向浓重的晦暗深处跑去。子弹噗噗地射到他的脚旁，砖屑飞打在皮靴上。普鲁日尼科夫象在练习场上那样，甩开膀子扔出了手榴弹，随即趴在地上。轰隆一声爆炸。

　　“炸得好，中尉，”边防战士边说边帮他站起身来，“小伙子们都冲到祭坛上去了。用不着我们上也能收拾得了：德国人哪儿也跑不了啦。”

　　由上面传来了喊声、嘶哑的骂声、铁器的碰撞声、沉重的敲击声：在肉搏战中消灭德国人。普鲁日尼科夫环顾四周，在烟雾腾腾的昏暗里隐约可见跑过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地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散扔着的武器。

　　“搜一下地下室，在出口处布岗，”普鲁日尼科夫说，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命令下得多么简单明了：昨天他还不会这样讲话呢。

　　边防战士去了。普鲁日尼科夫从地板上拣起冲锋枪，暮地翻转了一下近旁的一个德国兵尸体，从他腰带上扯下了装有弹夹的子弹袋，随后向出口走去。

　　还没走到出口他就停住了：出口处依然支着他们的那挺机枪，中士脸朝下趴在机枪上，紧紧抱住挡弹板。死前急骤拱起的背上有六个瘀结着血斑的黑色洞眼。

　　“他没有撤离，”走近的萨里尼科夫说道。

　　“死守在这里，”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不象我们俩。”

　　“不过您要知道，我这个人要是突然一惊，那就一切都完了，而如果不是突然地，那就没有关系。我能够摆脱。”

　　“应当把他埋了，萨里尼科夫。”

　　“埋哪儿？这里的石头有三米长。”

　　“埋在院子里，弹坑里。”

　　空中震颤的嗡嗡声愈来愈响，愈来愈近，淹没了所有别的声音。他俩不约而同地扑向窗龛，趴在地板上。气浪霎时间卷起了尘土，墙壁颤动，要塞院子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

　　“空袭以后他们就会发起进攻！”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守门口！而你——窗口！窗口！萨里尼科夫，窗口——口！……”

　　身旁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墙壁颤动，砖头掉落。爆炸的气浪掀翻了机枪，把中士的尸体甩到了一旁。刹那间一切都被焦臭的硝烟遮蔽了，空气令人窒息。普鲁日尼科夫又咳又喘地扑向了机枪，爬着把它拖向墙根。

　　“注意窗口，萨里尼科夫！……”

　　萨里尼科夫捂住耳朵，伏卧在地上。普鲁日尼科夫摇晃他，扯他，用脚踢他，但他只是益发紧贴着砖地。

　　“窗口——口！……”

　　身旁又一声巨响，门拱上的砖头纷纷掉落。又响起一声爆炸，一声又一声，困在砖堆里的普鲁日尼科夫已不再去数爆炸声了：它们已连成了一片隆隆不断的轰响。

　　谁也不记得，炮火持续了几个钟头。而当四周开始沉静、他们从砖上堆翼爬出来的时候，轰炸机低飞的隆隆声已响彻在空中。轰炸机发出肆无忌惮的叫嚣，开始向教堂俯冲。他们又卧倒在墙根下，大地又呻吟，砖头复又掉落，三百年前建筑起来的这座教堂正摇摇欲坠。尘土、浓烟、焦臭味窒住了呼吸，力气早已消耗殆尽。意识几乎失去了，只有躯体还在毫无痛感地承受着爆炸的震动和打击。

　　“活着，”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地想道，他两耳被严严堵住，处于一片沉寂中，“我还活着。”

　　他不想动一下身子，尽管他感觉到背上压着的砖头很重。头痛欲裂，浑身象散了架似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叫疼。舌头又干又肿：它充塞了整个口腔。烧灼着上腭。

　　“德国人！……”

　　这声音来自远处，仿佛来自他周围这一片寂静的彼岸。不过他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试着爬起身来。砖头哗啦啦滚了下去，他艰难地从底下爬了出来，睁开迷进了灰尘的眼睛。

　　边防战士连忙把机枪架起来：散热筒已被压扁，瞄准器也弯了。身旁的一个陌生战士在扒拉砖堆，往外拖机枪子弹带。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但他毕竟向前迈了几步，两膝一弯，扑倒在机枪旁边。

　　“让我来。我自己来。”

　　“德国人！”

　　边防战士扭歪的脸上流着血。普鲁日尼科夫轻轻推了他一下，重复道：“我自己来。你——守住窗口。”

　　他趴在机枪跟前，用疲惫无力的手死死抓住枪柄。边防战士已不在眼前：身旁卧倒的一位战士正在往子弹带里安装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打开了枪盖，理了理弹带，此刻他发现了德国兵：他们穿过硝烟和尘土的浓幕正冲着他奔了过来。

　　“打！”战士喊，“打呀！”

　　“就打，”普鲁日尼科夫嘟哦了一句，眼睛从挡弹板的缝隙里瞄着冲过来的敌人，“就打。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担心自己扳动不了枪机，因为手指发抖，一点力气也没有。然而枪机被扳动了，机枪在手中跳动了起来，教堂前面撒开一个扇形的尘幕。普鲁日尼科夫抬起枪筒，朝着冲过来的晦暗的身影射出长长的一梭子。

　　情况十分危急。烟幕里出现了一些黑乎乎的人影，普鲁日尼科夫扳动着枪机不停地打，直到它们消失为止。在射击间隙里，他拼命在砖堆里扒拉压扁了的弹匣，不顾手指流血，一个劲儿地往子弹带里塞子弹。接着又向潮水般涌来的冲锋枪手扫射。

　　整整一天德国人没让喘口气儿。进攻转为炮轰，炮轰转为轰炸，轰炸又转为进攻。轰炸时，普鲁日尼科夫就把机枪拖向墙根，轰炸结束时，他又把机枪拖回原地扫射，他变成一个聋了的、半失明的、知觉麻木的人了。副手被砸在从拱顶掉落下来的一大块东西底下，他曾可怕地呼喊了好一阵子，但是正值敌人的进攻，普鲁日尼科夫无法扔下机枪去救他。散热筒不知是熔开了焊接处，还是被子弹打穿了：机枪直往外冒汽，宛如沸腾的茶炊，普鲁日尼科夫忍着烫疼把它从坍塌的门洞拖到墙根，又从墙根拖回去再打，焦虑的是，子弹眼看就要打光了。他不知道，教堂里还剩下几个战士，但他一直射击到子弹打不出去了为止。这时他想起了冲锋枪，便朝德国人扫了一梭子，随即向教堂晦暗的深处跑去，不时绊在石头和尸体上。

　　在他尚未跑抵地下室时，忽听得外面爆发出散乱的射击声和嘶哑的“乌拉”声。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自己人已到，于是他踉踉跄跄向出口走去，把冲锋枪随身拖着。有人迎面跑了过来，对他说了什么话，但他好不容易才从焦渴的喉咙里吐出一个字：“喝……”，随即倒下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水使他苏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水壶，立刻伸过嘴去，喝了一口又一口，后来才弄明白了，原来是萨里尼科夫在给他喝水：黑暗中辨出了他头上新缠上的白绷带。

　　“你活着，萨里尼科夫？”

　　“活着，”战士郑重地回答道，“那个小伙子被压在底下以后，是我给您递子弹带的。可您一个劲儿地派我到窗口那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记得一片尘土里的黑压压的德国兵身影，记得爆炸的轰鸣和被一大块东西压在底下的机枪副手那可怕的呼叫，记得灼手难忍的炙热的机枪。除此，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他问道：“教堂守住了吗？”

　　“多亏小伙子们增援。从侧翼打击了德国人。”

　　“而水呢？哪儿来的水？”

　　“嗨，您不老是要水喝么。我就去了一趟。真可怕：天空亮得象白天一样。就在那儿我多少挂了点花，但是却弄回来七壶水。”

　　“不应该再喝了，”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给自己下了命令，并且旋上了壶盖，“我们有几个人？”

　　“普里日纽克守在地下室，我和您，再就是边防战士。”

　　“边防战士没受伤吗？”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哑着嗓子笑了起来，“就是说，没受伤，是吗？”

　　“眉宇被砖头砸伤了，不过总算没有受伤：是个幸运儿。他正在搜那些还没僵硬的尸体。不用说，是搜德国人。那里，院子里，他们的尸体很多。”

　　普鲁日尼科夫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那里弃置着他的被损毁了的机枪。院子里夜色已浓，但是熊熊的大火和无以数计的照明弹把它照得通亮，阴森肃杀的寒光笼罩着这座渐趋沉寂的要塞。偶尔有几发德国人的炮弹落下：声音响亮而短促。

　　“把中士埋了吗？”

　　“掉落的砖头已把他盖上了。只露出一只脚跟。”

　　一堆砖头底下露出了一只破烂不堪的士兵鞋。普鲁日尼科夫突然记起，中士穿的是皮靴，这就是说，砖头底下是被拱顶塌下的一大块东西压着的那个战士，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坐到碎砖堆上，想起自己差不多有两昼夜没吃东西了，便说出了口。萨里尼科夫拿来德国粗饼干，他们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眼睛望着被照亮的要塞大院。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毕竟没让敌人打过来，”普鲁日尼科夫说，“这意味着，我们同样能够顶住，对吗，萨里尼科夫？”

　　“当然，我们能够。”萨里尼科夫确信他说。

　　边防战士回来了，拖来装满了冲锋枪子弹的一件军装上衣。他突然说：“请记住我的住址，中尉：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杰尼什克·符拉基米尔。”

　　“而我是斯摩棱斯克人，”萨里尼科夫说，“杜霍夫什纳城郊。”

　　“看来不得不撤离这儿，”大家交换了地址以后，边防战士说，“我们四个人是无法打退敌人的。”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说。

　　“傻啦，中尉。”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重复了一句，叹了口气，“没有接到命令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他本想谈谈今天早晨自己没有履行职责的事，谈谈没有丢弃机枪的中士，谈谈祖国，——毫无疑问！——祖国人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前来拯救他们。他本想谈谈，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在这战争的第二天夜里，所有的话都使他觉得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关于明斯克，德国人是在胡说八道，对吗？”萨里尼科夫问道，“不可能让他们深入那么远。也许正在击溃他们。”

　　“正在击溃，”边防战士表示同意，“只是不知为什么听不见双方交战的声音。”

　　他们不由得细心倾听了一会儿，但是除了偶尔有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前线那可怕的沸腾声已远远滚向东方。

　　“这意味着，只剩下了我们，”边防战士轻声说，“而你却说什么：我不走。这需要有机枪才行。”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知道，没有机枪是无法击退敌人下一次的进攻的。但他已没有机枪了，而离开这里——他却不愿去想。他记得胸前佩带勋章的那个黑头发上尉的咄咄逼人的目光，记得婴儿那缠绵不绝的惊惧的哭声，记得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不接到命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他也不能放任何人去那里，因此他说道：“大家睡觉。我放哨。”

　　萨里尼科夫即刻就倦缩一团，而边防战士却不想睡，说他在弹坑里睡过了。他朝教堂里面走去，在那里呆了许久（普鲁日尼科夫已经有点不安了），后来跟普里日纽克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回来了，有一个红褐色头发、戴着炮兵领章的上士，头上受了点伤，他不停地摇晃脑袋并注意细听。

　　“耳朵里仿佛灌进了水。”

　　“旁边散发臭气，”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他指的是至今还在教堂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他下令清除一下。战士们去了，只剩下炮兵一个人。他坐在靠墙的地板上，不停地甩动自己那震伤的脑袋，呆滞地盯着一点。

　　后来他说：“可我有妻子。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

　　“她在这里吗？”普鲁日尼科夫立刻想起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于是问道。

　　“不，在妈妈那里。在伏尔加。”他沉吟了一会儿，“你怎么想，我们的人会来吗？”

　　“会来。不可能不来。不会忘记我们的，你放心。”

　　“敌人力量很强，”炮兵叹了口气，“今天他们的进攻简直是倾压了过来——真可怕。”

　　“我们的力量也很强大。”

　　上士不作声了。叹了口气，甩动着脑袋：“不然，去指挥部地下室一趟？”

　　“您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机枪。也许会给我们。”

　　“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很多，”炮手往外走时说道。

　　德国人依然在发射照明弹。它们爆炸以后，撑着小伞徐徐降落，把渐渐静下来的要塞照亮。偶尔落下几颗炮弹，对岸传来机枪排射的声响。普鲁日尼科夫顽强地同睡魔作着斗争，无精打采地坐在砖土堆上，睡在身旁的萨里尼科夫在均匀地呼吸。

　　“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普鲁日尼科夫脑子里一闪，“直到现在没有受过伤。”

　　想到这里，他吓坏了，因为这会给自己念叨出灾祸来，于是他赶忙提醒自己时运乖戾，但是内心里确信，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是不可能糊里糊涂被打死的，这种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比任何符咒都强有力。他总共才十九岁零两个月，他坚信自己是不会死的。

　　边防战士和其他战士们回来了，报告说已把教堂中的尸体都拖出去了。普鲁日尼科夫默默无语地点了点头：说话的力气已没有了。

　　“躺一会儿，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本想拒绝，但头已耷拉下来，他顺着墙滑倒在一堆碎砖头上，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一个拳头放在自己那孩子般光滑的脸腮底下。

　　……他乘坐着一叶轻舟，往什么地方漂荡，浪花越过船帮溅进了舱里，他尽情地喝着那清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瓦丽雅身穿洁白耀眼的连衣裙，笑盈盈地坐在船尾。就这样他在睡梦中笑了起来……

　　“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睁开了眼睛，看见杰尼什克、普里日纽克、萨里尼科夫，还有几个战士，于是坐了起来。

　　“命令我们回指挥部地下室。”

　　“为什么回地下室？”

　　“有人接替我们啦。照样没有用。”

　　一个陌生的年轻中尉正在门洞那里发号施令。战士们正在架一挺重机枪，用砖头垒起一道胸墙。中尉自我介绍了一下，传达了命令：“受波塔波夫的派遣。教堂地下室是否检查过了？”

　　“没来得及检查。布上一个带手榴弹的岗哨，以防万一：那里有一条狭窄的梯级。对了，还要注意窗口。”

　　“嗬嘿。呶，祝您幸福！”

　　“祝您幸福。我把自己的战士们带走。他们总共只有三个，舍不得分开。”

　　“你以为那里会轻松些吗？你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个打法吗？悄然无声地往窗跟前爬，然后往里扔手榴弹。不过你要知道：他们的手榴弹扔过来以后，大约要过三秒钟才会爆炸。如果落到了你的身旁，那你准来得及把它扔回去。我们的人就这么干。”

　　“我记住了。谢谢你。”

　　“对了，你们有水吗？”

　　“萨里尼科夫，我们有水吗？”

　　“有五壶，”萨里尼科夫不大高兴他说，“打起仗来是没有时间喝水的。”

　　“我们不是自己要喝，我们是给机枪准备着。”

　　“拿去吧，”普鲁日尼科夫说，“把水壶给他们，萨里尼科夫，我们走吧。”

　　他们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溜出了教堂：杰尼什克走在前头。天蒙蒙亮，懒洋洋的炮弹声依然零落地响着。

　　“约莫过一个半小时就会开始打啦，”萨里尼科夫舒但地打了个呵欠，说道，“还不错，德国人让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他们害怕黑夜，”普鲁日尼科夫微微一笑。

　　“他们什么也不怕，”边防战士恶狠狠他说，头也没回，“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打，这些坏蛋在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呢。”

　　“难道德国人那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吗？”普鲁日尼科夫表示怀疑，“要知道他们那里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这没错！”

　　“唉，可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刻当兵呢？”普里日纽克突然说道，“招兵负责人对我说：如果愿意——现在就去，要不——就等秋天去。而我说：现在……”

　　一阵短促的射击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他们立即卧倒，滚进弹坑里。枪声不再响了。

　　“也许是自己人？”普里日纽克悄声问道，“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在匍甸前进？”

　　“是朝说话声打的，”杰尼什克说道，声音勉强听得见，“怎么会是自己人呢，见你的鬼去，自己人……”

　　他不吱声了，大家又都侧耳细听。普鲁日尼科夫觉得，就在旁边很近的地方发出一种轻微的金属碰击声。他捏了一下边防战士的胳膊肘：“你听见了吗？”

　　杰尼什克用冲锋枪挑着钢盔，伸到弹坑外沿。谁也没再打枪，于是他把钢盔缩了回来：“我去看看。你们暂时趴在这里。”

　　他悄然无声地爬出了弹坑，消失在顶坡外面。萨里尼科夫向普鲁日尼科夫挪动了一下身子，咬着他耳朵悄声说：“瞧，这就是所谓的‘八小时’。我们不该把水留下，中尉同志。让他们自己……”

　　“嗳，这是自己人！”普里日纽克执拗地重复了一句，“看来，是在搜集武器。”

　　有个什么东西跌落在弹坑的边沿，碰到钢盔以后在沙土上滚了起来。普鲁日尼科夫转过脸来：他的面前是一颗带长柄的手榴弹。

　　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它的咝咝声。他顿时想到自己完了，感到内心似刀割般的疼痛，想到某种至为亲切的东西——妈妈或者维罗奇卡，但是这一切只是一闪念，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未等这一秒钟流逝，他抓起发烫的手榴弹头，向晦暗处扔去。轰的一声爆炸，沙上散落在他们身上，就在这时响起了杰尼什克的绝望喊声：“德国人！快跑，伙伴们！快跑！……”

　　黎明前的寂静被冲锋枪的排射声划破了。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通往教堂和三百三十三团地下室的路被切断了。

　　“往这边来！”边防战士喊了一声。

　　普鲁日尼科夫很快发现喊声来自什么地方，他弯下腰迅速向杰尼什克跑去。冲锋枪的火力缩小了包围圈。普鲁日尼科夫滚进了边防战士曾在里面以短促的射击掩护过他们的那个弹坑，萨里尼科夫继他之后也扑了进去。

　　“普里日纽克在哪儿？”

　　“被打死了！”萨里尼科夫一面射击，一面喊道，“被打死了！”

　　德国人的火力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使他们紧紧贴在地上，包围圈愈缩愈小。

　　“往下一个弹坑里跑！”杰尼什克喊道，“然后再掩护我！快，中尉！赶快！……”

　　射击更猛烈了：教堂里的重机枪朝敌人的发射点猛打，三百三十三团的地下室也在射击，火力从废墟偏左面发射出来。普鲁日尼科夫跑到下一个弹坑，卧倒，急忙射击，竭力不使子弹碰上向他跑来的杰尼什克的晦暗身影。萨里尼科夫的冲锋枪，子弹卡壳了。

　　他们相互掩护，以跃进的方式终于冲到一片空旷的废墟地段，德国人被甩得老远。他们打了一阵枪以后，也就消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可以喘口气了。

　　“瞧，这可真是碰上了，”杰尼什克坐在瓦砾堆上一面呼哧呼哧喘气一面说道，“今天我跑的百米超过了世界冠军。”

　　“真幸运！”萨里尼科夫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返回时也会很幸运！”

　　“闭嘴！”普鲁日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最好还是把冲锋枪弄弄，免得下次再卡壳。”

　　萨里尼科夫委屈地低下头，不声不响地拆卸起冲锋枪来。普鲁日尼科夫为自己的这声呵斥感到很尴尬，但他担心这种得意的炫耀最终会给他们招来灾祸。除此之外，使他十分不安的是，现在他们已被切断了与自己人的联系。

　　“把周围检查一下，”他说，“我来监视。”

　　射击停止了，只是岸边还偶尔响起稀疏的扫射声。在陌生的废墟上散发着焦臭、汽油以及某种普鲁日尼科夫无法辨别的令人作呕的油腻味儿。黎明前的微风带来了尸体腐烂的臭气：这种气味使他受尽了折磨。

　　“应当换个地方，”他想道，“可是到哪儿去呢？”

　　“汽车库，”杰尼什克返回后说道，“那里小伙子们被烧焦了，惨不忍睹。没有地下室。”

　　“既没有地下室，也没有水，”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可你还说什么——八小时哩。嘿，祖国的捍卫者！”

　　“德国人离这儿近吗？”

　　“好象在对岸，穆哈维茨河的那一边。右面是些兵营。要不，我们跑吧，趁现在没有动静？”

　　当他们潜到废墟的另一边时，天色已明。这里，建筑物已被直接命中的炮弹摧毁了：破砖堆积成山。后面当该是河道，河的对岸黑蒙蒙的矮树丛一片。

　　“那边是德国人，”杰尼什克说，“包围圈很小，中尉。要不，今天夜里我们就从这里突围？”

　　“可是命令呢？有这样的命令吗，让我们放弃要塞？”

　　“这已经不是要塞了，这是口袋。会越扎越紧——到时我们就别想逃出去了。”

　　“给我的命令是守住。谁也没给我下达过逃跑的命令。对你也是如此！”

　　“可是受到挫折以后你就不会独立思考吗？”

　　“在军队里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考虑怎样逃之夭夭。”

　　“那你对我解释一下这个命令！我不是卒子，我应当了解我在这儿的砖头上爬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谁需要这一切？已有一昼夜听不见前线的动静了。我们的人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知道，”普鲁日尼科夫说，“在需要的地方。”

　　“喔。卒子、卒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挨打，中尉。而且还会继续挨打，直到……”

　　“是我们打！”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厉声喊道，“这是我们在打他们，懂吗？是他们在砖头上爬，懂吗？而我们……我们……这是我们的砖头，我们的！砖头底下躺着苏维埃人。我们的同志们躺下了，而你……竟是个惊慌失措分子！”

　　“你可要小心点，中尉！你说这种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头衔，会给你来上一拳的……”

　　“自己人！”萨里尼科夫惊喜他说，“瞧，我们的工兵！”

　　大约有八个人在兵营的一堵尚完整的墙壁跟前忙乎。普鲁日尼科夫想跑上前去，但是边防战士止住了他：“他们穿的是皮靴。”

　　“那又怎么了？”

　　“是德国皮靴：看见了吗，是矮腰的？”

　　“我穿的也是德国皮靴，”萨里尼科夫说，“他们的鞋穿起来可真不舒服。”

　　“我们的工兵是打裹腿的，”杰尼什克说，“而这些人——清一色穿皮靴。因此我们不要急着过去。

　　“唉，你怕什么呀？”萨里尼科夫恼火了，“衣服是我们的……”

　　“穿衣服——三分钟的事。你们在这儿等着。”

　　杰尼什克弓着腰跃进到断墙根下，机灵地往上一攀，爬上残缺的窗洞。

　　“明摆着的，这是我们的小伙子，”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地嘟哝说，“大概，他们那里会有水喝：穆哈维茨河就在旁边。”

　　边防战士轻轻打了一个口哨。普鲁日尼科夫命令急不可耐的萨里尼科夫趴下，自己爬到了边防战士跟前。

　　“喂，你瞧，”杰尼什克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点地方。

　　由上眺望，穆哈维茨河的对岸、围墙的地势、岸边矮树丛里若隐若现的德国兵，尽收眼底。

　　“顺便说说，他们没有朝工兵开枪，为什么？”边防战士悄声问道。

　　“是啊，”普鲁日尼科夫缓了口气，“走吧，下去，不然会被发现。”

　　他们回到萨里尼科夫身旁。萨里尼科夫虽然奉命趴在那里，但却使劲伸着脖子往远处瞧。

　　“喂，你们看到什么啦？”

　　“是德国人。”

　　“别胡说啦！”萨里尼科夫不相信，“他们的打扮怎么解释呢？”

　　“劝你不要相信形式，而要相信内容，”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他们，那些畜生，在墙根底下放炸药呢。把他们吓跑好吗，中尉？要知道，墙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人。”

　　“倒是应当把他们赶走，”普鲁日尼科夫若有所思地说，“可我们往哪儿退呢？”

　　“这么说，我们俩到底谁在考虑逃跑的问题：是你还是我？”

　　“你简直是个傻瓜！”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了，“他们轻而易举就能掷过几个手雷来，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你说得对。”边防战士赞同他说。

　　普鲁日尼科夫环顾了四周。在这些破砖堆中间要想躲避手雷是不可能的，而残墙断壁也都摇摇欲坠，稍一轰炸便会倾颓。不考虑好可靠的退路就发起战斗，等于是自寻灭亡：德国人会朝着抵抗的中心倾泻排山倒海似的火力。这一点普鲁日尼科夫是根据切身的经验得出来的。

　　“往前冲不行吗？”萨里尼科夫建议道，“我们的人就在那个兵营里。直接冲到他们那里，怎么样？”

　　“往前冲！”边防战士模仿他，作出一副怪相说，“好一个战略家。”

　　“也许，是对的——往前冲？”普鲁同尼科夫说，“匍匐前进，扔手榴弹，然后倏然窜进兵营。而那里——地下室。”

　　边防战士勉强同意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进攻使他感到害怕。这需要格外当心，因此他们爬了许久。他们的前进是按顺序进行的：一个象黄领蛇那样在瓦砾堆之间爬，两个盯着德国人，准备随时射击掩护。

　　德国工兵一心忙乎着在兵营尚完整的一堵墙根底下埋设爆炸物，没有向四下张望。不知是他们深信周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任何人，还是他们十分信赖穆哈维茨河对岸的了望哨。当他们已经放好了炸药，正在仔细地敷设引绳时，从最近一个弹坑里同时飞出了三颗手榴弹。

　　冲锋枪朝着炸剩下的敌人猛射。一切都干得迅雷不及掩耳：穆哈维茨河对岸一枪未发。

　　“炸药！”普鲁日尼科夫道，拼命截断引绳，“快取炸药包！”

　　未等德国人清醒过来，杰尼什克和萨里尼科夫已经把炸药包拖了出来。敌人的火力如暴风雨般地向他们倾来，子弹密集地敲打着砖墙。他们躲到了墙角后面，但是这里炮弹已经猛烈地炸开了。他们被震得耳聋眼花，滚进了一个窟窿里，那是个地下室的晦暗的坍坑。

　　“我们又活着了！”萨里尼科夫兴冲冲地笑着说，“我说过嘛！我说过嘛！……”

　　“脚，”普鲁日尼科夫摸了摸破裂了的靴筒：满手是血。“有绷带吗？”

　　“深吗？”杰尼什克不安地问道。

　　“好象不深。弹片只划破了点皮。”

　　边防战士从浸透汗水的衬衣的下摆上撕下一块布片：“缠紧点。”

　　普鲁日尼科夫脱下了皮靴，拉起了裤腿。伤口流出了许多血。他把一方肮脏的手帕垫在布片下面，紧紧地缠了起来。包扎处马上就鼓了起来，但血止住了。

　　“会长好的，象狗身上的伤那样。”杰尼什克说。

　　萨里尼科夫走了过来。他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这里没有出口。只有这么个隔堵室。”

　　“不可能。”

　　“真的。所有的墙壁我都检查过了。”

　　“他们往这里扔个手雷也就高明了。”杰尼什克凄然一笑，“三人合葬墓。”

　　他们再一次在这个隔堵室里走了一遍，一米一米地仔细触摸着。对面墙根处有一大堆砖头，似乎是从拱顶上坍下来的，于是他们急忙着手清理。听得见地面上轰炸机俯冲的吼叫声、轰隆声：德国人开始早晨的轰炸了。头顶上在轰响。墙壁在颤动，但他们继续在扒拉砖头：在这个石头口袋里没有别的出路。

　　这是一线希望，但这一次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挪开最后的砖块，他们只发现结实的砖地——这个地下室里没有第二个出口。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德国人近在咫尺，只要一被发现，那么，往洞口里扔两颗手榴弹也就足够了。必须尽快离开。

　　“现在就走，趁着飞机还在轰炸！”边防战士喊道，“这阵子不会有冲锋枪手。”

　　轰响淹没了话语声。爆炸使尘土、灼热的空气、浓重的稍烟和腐烂的尸体的臭味扑进了洞口。汗水刺激着眼睛，顺着身体在流淌。焦渴难忍。

　　轰炸结束了，但空袭飞机的吼声和密集的枪声依然响个不停。轰炸机扔完了炸弹以后继续绕着要塞低飞，用大炮和机枪射击。

　　“走吧！”杰尼什克站在洞口处喊道，“它们在那边绕圈。走，伙伴们，趁他们没有再把路切断！”

　　他一步跨到洞口，看了一眼，马上又往后一跳，险些没把普鲁日尼科夫撞倒：“德国人。”

　　他们紧贴在墙上。飞机的吼声已经消失，轻武器的射击声显得更清晰了。但透过这种射击声他们毕竟辨清了脚步声和敌人的话语声：他们已经学会了从震耳欲聋的轰响里辨别出对他们构成直接危险的那种声音。

　　一个晦暗的人影在洞口晃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往这个石头口袋里瞧了一眼，立即就消失了。普鲁日尼科夫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心跳得如此厉害，以致他担心德国人会听到这种跳动的声音。

　　近处又响起了说话声。从洞口飞进一颗手榴弹，碰在地下室对面的墙上，但他们及时卧倒在地上，顷刻，轰隆一声。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这声音显得格外可怕和猛烈。弹片敲打着墙壁，近在眼前爆炸的臭烟烧灼着脸面。

　　普鲁日尼科夫既没有来得及害怕，也没有来得及为弹片从高处掠过而高兴。德国人就在旁边，在两步远的地方，他甚至没敢吱声，问问同志们是否受伤。应当趴着，趴着，一动不动，静候接踵而来的手榴弹。

　　但德国人没有再扔手榴弹。他们嚷了一阵就走开了，朝下一个地下室走去。脚步声远去了，传来手榴弹的沉闷的爆炸声：德国人在搜查邻近的一些地方。

　　“都没受伤吧？”普鲁日尼科夫问，声音几乎听不见。

　　“没有，”杰尼什克回答说，“别吱声，中尉。”

　　他们在这个地下室里趴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他们也没敢动一动身子，大气儿也不敢出，因为德国人就在旁边走动：他们那警觉的耳朵捕捉到听不懂的谈话声。由于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全身的肌肉都酸痛难忍。

　　他们不知道地面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射击声十分清晰，两次听到敌人关于放下武器的喊话。他们有几个小时的喘息，机会，但他们无法利用这样的时间，因为德国人己占领了兵营的这个地段。

　　夜间他们冒着危险往外爬，尽管这天夜里比前几天夜间更不平静。德国人严密封锁了河岸，照明弹把要塞照得通明，手雷的轰呜也没有停息。时而可以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德国工兵按部就班地用炸药炸毁墙壁、天花板、顶盖，给自己的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杰尼什克自告奋勇去侦察。他很长时间没有返回：萨里尼科夫已在唠叨，说应当给个信号。但是没有听见附近响起枪声。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边防战士会一枪不放而束手就擒，因此他一直在等着。

　　终于听到了瑟瑟声，洞口出现了一个脑袋： “往外爬吧。轻点：德国人就在旁边。”

　　地面上阵阵扑鼻的尸臭味令人窒息，干渴的喉咙由于恶心而不时抽搐。普鲁日尼科夫尽量在用嘴呼吸。

　　到处都能听得见德国人的说话声、铁锹和十字镐的敲击声：工兵在墙壁上凿洞、布雷。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堆间长时间地匍匐前进，每一次发射照明弹时，他们就屏息不动地趴在地上。

　　他们终于爬进一个很深的坑，里面发散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坑底有三具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经过三天的闷热蒸腾已变得肿胀。但是在这里倒是可以稍事休息，观察一下，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应当返回教堂去，”萨里尼科夫坚决主张，“那里好歹有墙壁！水，我可以弄到。尽管要在敌人鼻子底下爬，但我会弄到水的。”

　　“教堂是个捕鼠笼子，”边防战士固执他说，“德国人夜里会摸到它的墙根那里，把它包围起来，于是也就完蛋啦。应当到指挥部地下室里去：那里人多一些。”

　　“可是水少了一些！那一次你在弹坑里睡了一天，我却在那里坐着：每个伤员都只能给一汤勺水，象给药一样。健康人只能咂巴自己的爪子。可是没有水嘛我就……”

　　普鲁日尼科夫听着这些争论，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整整一天他们躺在离德国人两步远的地方，他亲眼看到敌人的确改变了策略。德国工兵一个劲儿地在凿墙，埋设地雷，炸毁顶盖，象硕鼠一样在啃啮防卫阵地：应当立即报告这一点。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战士们。萨里尼科夫立刻不太耐烦：“我的任务没那么多。”

　　“自己人可千万别向我们射击啊，”杰尼什克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只能在暗处摸索。因为一喊——德国人就会向我们扔手雷。”

　　“应当通过兵营，”普鲁日尼科夫说，“不可能所有的地下室都是互不相通的，孤立的。”

　　“好不容易爬出来了，现在又要回去，”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他说，“不如去教堂，中尉同志。”

　　“明天去教堂，”普鲁日尼科夫说，“首先应当把工兵吓跑。”

　　“这是个主意，中尉，”边防战士表示支持，“吓跑德国鬼子，到自己人那里去。”

　　“然而。吓跑德国工兵的计划未能实现。正当普鲁日尼科夫一跃而起的时候，他那被弹片划伤的脚突然歪了一下，脚下的砖堆坍塌了。他摔倒了，顿时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把他头旁的砖头打飞了。

　　就这样，他们没能冲到自己人那里去，但毕竟是跑向了座落在穆哈维茨河岸的环形兵营。这个地段象死一样沉寂，窗洞里既见不到自己人，也见不到敌人。但是已没有时间加以考虑，他们随即跳进了最近一个地下室的黑洞里。紧贴着墙，德国人的皮靴就在头顶上橐橐地响。

　　“我们商量的时间太长了吧。”当一切都沉静下来时，杰尼什克说。

　　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黑暗中枪栓咔嚓一声，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谁？我要开枪啦！”

　　“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是谁在那儿？”

　　“自己人？”黑暗里传出吃力的问话声，间歇中听得见困难的呼吸声。“从哪儿来？”

　　“从外面，”杰尼什克严厉他说，“哼，倒是找到了审问的机会：德国人就在头顶上。你在哪儿？”

　　“不要往前走，否则我就开枪！你们是几个人？”

　　“瞧，疯子！”萨里尼科夫恼火了，“呶，我们是三个人，三个。而你们呢？”

　　“一个人过来，其余的不许动。”

　　“我一个人过去，”普鲁日尼科夫说，“别开枪。”

　　他伸着两手摸索着向地下室那晦暗的深处走去。

　　“真想吃点什么，”萨里尼科夫悄声承认说，“现在最好来点汤喝喝。”

　　杰尼什克拿出一小片巧克力糖，掰了四分之一：“接着。”

　　“从哪儿弄来的？”

　　“借来的。”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

　　“怪不得不怎么甜。”

　　普鲁日尼科夫返回来了，他低声说：“四百五十五团的一个政治指导员。两条腿被打断了，在这里躺了两昼夜了。”

　　“一个人？”

　　“他的一个同志昨天被打死了。他说，他头顶上是个通往一层楼的窟窿。从那儿可以设法到我们的人那里去，只是得等到天亮：现在太黑了。”

　　“那我们就等吧。嚼一口吧，中尉。”

　　“这不是巧克力吗？有指导员的份吗？”

　　“有他一份。”

　　“走吧。你留下来放哨，萨里尼科夫。”

　　在对面墙根下躺着一个人——这是根据他那断断续续的呼吸和浓重的血腥味而知道的。他们坐到了他的身旁。普鲁日尼科夫向他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教堂里战斗，如何从那里出来、与德国人遭遇以及后来又如何躺在石砌的隔堵室里，憋得浑身是汗。

　　“就是说，你们躺在那里？好样的，小伙子们：有人在坚持战斗，可我们却躺着。”

　　指导员说话很困难。他呼吸急促，已没有力气作长叹了。

　　“唉，在那儿，只要扔两颗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说，“我们也就全完了。”

　　“手榴弹把你们吓住了？”

　　“不想愚蠢地死去。”

　　“愚蠢？哪怕打死一个敌人，死也就值得。我们有两亿人。两亿！一个敌人也没有打死，那才是愚蠢呢。”

　　“在那里我们的处境很不利。”

　　“处境……我们只有一种处境：不给敌人以片刻的喘息，让每块石头都向他们射击。你知道他们广播里向我们喊些什么吗？”

　　“听到过。”

　　“听到过，但没有加以分析。起初只是要我们投降。吓唬说：夷为平地。后来则说什么：‘把政委和共产党员杀死，投奔我们。’而昨天晚上，又换了新调调：‘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他们对放下武器的人，甚至包括政委和共产党员在内，许下了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的宣传为什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因为我们不停地打，不停地打，而不是老躺着。”

　　“可我们并不是打算投降啊。”杰尼什克说。

　　“这我相信，我相信，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说。任务只有一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任务非常简单。”

　　指导员还讲了些什么，但普鲁日尼科夫又乘着轻舟在漂浮了，水哗哗地往船帮扑了进来，他又喝起这水来了，怎么也喝不够。船尾上又是坐着瓦丽雅，她穿着那样洁白耀眼的连衣裙，普鲁日尼科夫的眼睛被刺得涌出了泪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睡梦中笑起来……

　　天亮了的时候人们把他摇醒了，他一下子看见了指导员：一个瘦得可怕的胡子拉碴的人，两片咬出了血的薄薄的嘴唇不停地动弹。满是污垢的疲惫的脸上唯有两只眼睛还有生气：锐利、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

　　“睡醒了吗？”

　　看不出指导员有多大年龄。

　　他们三个人一起把伤员经破洞口抬到被遗弃的兵营的一层楼。这里停放着一些光板的双层床铺：被褥已被保卫者随身带走。地板上满是子弹壳、破砖头和瘀结着血痴的军装布片。残墙断壁，弹洞累累。

　　他们把指导员放到床铺上，本想给他重新包扎一下，但是终究没有把瘀结一团的绷带拽下来。溃烂的伤口散发出浓重的臭味。

　　“你们走吧，”指导员说，“留下一枚手榴弹你们就走吧。”

　　“那您呢？”边防战士间道。

　　“我等候德国人来。一颗手榴弹，还有手枪里的六发子弹：有东西欢迎他们。”

　　炮击停止了，一切声音仿佛一下子都关闭了。顿时响起那熟悉的扩音器里的声音：“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德军指挥部号召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红军已被击溃……”

　　“胡说八道，狗杂种！”杰尼什克喊道，“你在做梦吧，法西斯癞蛤蟆！”

　　“战争不是骂得倒的，”指导员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它听得见射击，听不见骂。别激动。”

　　酷热笼罩着整个要塞，一切都干枯了，在这种炎热里尸体都膨胀了起来，仿佛它们本身就在蠕动。充满了尘埃和腐臭的浓重的硝烟漫进了地下室。孩子们已不再哭泣了，他们哭干了的眼睛里早已没有泪水了。

　　“任何人，只要在半小时之内不带武器从地下室里出来，德军指挥部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和战后的自由。想一想自己的家庭、未婚妻、爱人和母亲吧。她们正在等待着你们，士兵们！”

　　声音沉默了，要塞也沉默了。被昼夜不停的战斗、干渴、轰炸、饥饿弄得疲惫已极的要塞，沉重而威严地沉默着。这种沉默就是对敌人又一次通碟的唯一回答。

　　“竟然回想起母亲来了，”指导员说，“就是说，德国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转折。”

　　周围是广阔无垠的草原，

　　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就在中间……

　　在炙热空气里歌声分外清晰僚亮。这支亲切的俄罗斯歌曲唱的是辽阔的田野和无限怀念的情思。由于突如其来，普鲁日尼科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忍住那突然涌进眼眶的泪水。歌喉圆润，歌声悠扬，整个要塞都在谛听，战士们在硝烟熏黑了的射击孔旁默默流泪。

　　“我受不了，受不了！……”萨里尼科夫扑倒在地板上，颤抖着，用拳头敲打砖地，“我受不了！妈妈，这是妈妈的歌……”

　　“安静！”指导员喊道，“他们就是要的这个，那些畜生！要的这个，要我们的眼泪！……”

　　萨里尼科夫不再作声了。音乐声依然在缀绕，但普鲁日尼科夫突然透过它捕捉到一种奇异的拖长的低音。他侧耳倾听，辨不清词句，但他明白了：某处的废墟底下，干巴、嘶哑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和可怕地唱起了《国际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站起身来。

　　这是最后的斗争……

　　——指导员竭尽了最后的力气唱了起来。他哑着嗓子喊出了歌词，泪水顺着污秽的、疲惫的脸直淌。这时普鲁日尼科夫也开始唱起来，继他之后，边防战士也唱了起来。萨里尼科夫从地板上爬起来，与他们肩并肩地站着，也开始唱《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他们扬声歌唱，唱得那么响亮，一生中从未这样唱过。他们唱自己的歌，这歌瞬时成为对德国人的一切敦促的回答。泪水顺着肮脏的脸流淌，但他们并未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另外一种眼泪。这不是德军指挥部所希望的那种眼泪。

第三章

　　在遍地碎砖的漫长的地下室里，普鲁日尼科夫磕磕碰碰地慢慢摸索前进。他不时停下脚步往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瞧瞧，久久用干燥的舌头舐舐早已皱成皮痂和变硬了的嘴唇。拐过第三道弯以后，应出现一个小小的火光：他曾亲自带给那个络腮胡子的憔悴的军医十支从食堂的废墟里找到的蜡烛。他时不时跌倒，每次都惊惧地抓住水壶，此时水壶里盛着他所能够弄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半杯混浊而带臭味的水。每走一步这水就咕嘟一声，他时刻感觉到它怎样咕嘟和怎样流来流去，特别想喝而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权利喝。

　　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想身后水壶里咕嘟作响的水，他开始计算日子。头三天保卫战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是以后的日日夜夜都浑然一体，变成了一连串的突围、轰炸、进攻、扫射、地下室里的东奔西突、同敌人短兵相接以及短暂的有如昏厥般的失去知觉。还加上永无止息的、使人衰竭的、甚至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的喝水的欲望。

　　他们还在为指导员忙乎着，尽量把他安顿得舒适些，这时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德国人。指导员大声疾呼，好让他们尽快地逃走。他们穿过满是窗口般的弹洞的房间不停地跑。背后响起了几声射击声，接着轰然一声爆炸：指导员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为他们赢得了几秒钟的时间，因而他们得以脱身，于当天穿出阁楼的顶盖，设法潜到自己人那里。萨里尼科夫又一次高兴了起来，因为他们运气好。

　　他们来到自己人那里，既没有水又没有子弹：只有五箱没有信管的手榴弹。夜间他们在狭窄的石头口袋里向德国人摸去，连喘带骂地用铁棒和没有信管的手榴弹砸、用刺刀和匕首捅德国人，而白天则用能抓到的一切武器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也常常在淡紫色的照明弹的光亮下推开血肉模糊的尸体爬去取水。尔后，活下来的人就往回爬；用牙齿紧紧咬住军用饭盒的提梁，再也不把头低下去。谁运气不好，脸就扑在饭盒里，也许，死前还来得及喝饱水。但是他们很运气，因而也就没有权利喝水。

　　然而白天——从早到晚，——飞机轰炸代替了炮轰，炮轰又代替了飞机轰炸。假如轰隆声突然中止，那就意味着又是敌人敦促停止抵抗的那种机械的声音，又是给予一小时或者半小时的考虑时间，又是令人心碎的那种熟悉的歌声。于是他们就默默无语地听着这些歌曲，听着由于干渴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的微弱哭声。

　　后来接到了突围的命令，给他们输送了子弹，甚至还有手榴弹的信管。他们——三个人一起——向桥头冲去，当跑到桥中央时，德国人从二十步远的地方同时用六挺机枪狙击。普鲁日尼科夫又很运气，因为他及时翻过栏杆跳进了穆哈维茨河，尽情地喝足了水，而且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里。后来他又去那座桥，因为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来自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的那位边防战士，还滞留在那里。而萨里尼科夫又毫毛未损，他后来在掩蔽室里高兴他说道：

　　“瞧，我又幸运地回来了！有人在为我析祷，伙伴们！大概，是我奶奶去教堂越来越勤了！”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作出决定把妇女和儿童送去当俘虏之前还是之后呢？一些瘦骨嶙峋的、肮脏不堪的、早就把衣服撕成了绷带而裸露身子的人们，从地缝里爬出，来到阳光融融的院子里。孩子们走不动，妇女们抱着他们，小心地绕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睛却又仔细瞧瞧每一具，因为正是这一具——被弹片杀死以后膨胀得可怕而且无法辨认的尸体——可能就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炮眼哑了，要塞沉寂了下来，没有为泪水而感到羞耻，德国人第一次无所顾忌地、公开站在河岸上。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他们突围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之前还是之后？普鲁日尼科夫真想回忆清楚，然而记不起来。怎么也记不清楚。

　　普鲁日尼科夫指望看到那幽幽的烛光，但在尚未见到它时，尚未走到拐弯的地方，听到了呻吟声。尽管有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以及持续的耳鸣，他的听觉暂时还是良好的，况且那传入耳中的呻吟声是缠绵不绝的、嘶哑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呻吟，而是吼叫，声音很大而且十分清晰。一个被烧伤的战士在喊叫：头天夜里德国人从飞机上扔下了凝固汽油弹，燃烧的液体击中了这个红军战士。普鲁日尼科夫亲自把他移到了地下室，因为当时他就在他的旁边，虽然他自己身上也着了火，但是不太厉害，那位战士当场就叫喊了起来，看来，一直喊到现在。

　　但是这种喊声不止是一个人的。普鲁日尼科夫愈是走近那容纳重伤号的僻远的地下室，这种呻吟声就愈来愈清晰。这里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肠子流出来的。断腿断胳膊的，脑袋开花的，——而唯一的药品就是德国人的烧酒，再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军医的一双手。由于干渴和饥饿，军医的皮肤早已积成了象皮似的皱折。从这里没有人走着出去——只是抬出去咽了气的人，而近来连咽了气的也不往外抬了，因为没有人，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

　　“没带来水吗？”

　　军医不是为自己要水，因为在这儿，在这个充塞着垂危的和夹杂有已经死了的人的地下室里，咽一口水简直等于犯罪。军医自己宁肯忍受着缓慢渴死的折磨也从未喝过一口水。

　　“没有，”普鲁日尼科夫撒了个谎，“这是酒。”

　　他是亲自冒着清晨的飞机轰炸去取来这点水的。一路上爆炸声和弹片打在钢盔上的鸣响震耳欲聋。他终于爬到了岸边，目不旁瞬地舀了一下水，尽量多舀，自己没有从这水壶里喝过一口。他端着水，要把这唯一珍贵的东西给杰尼什克，因此撒了个谎。

　　“他还活着。”军医说。

　　军医坐在门口的一个木箱旁，木箱上一支蜡烛冒着青烟。他不紧不慢地撕着肮脏的、带弹洞的破军装布条：还要给活着的人包扎。

　　普鲁日尼科夫递给他三支德国香烟。军医贪婪地接了过去，但怎么也对不上火，抽不着：手在发抖，整个身子也在左右摇摆，国而感觉不到手在抖动。

　　在这沉闷的、充满了腐烂、疼痛和痛苦的浓重空气里，蜡烛奄奄一息。它的火焰时而凝滞，露出赤红的焰蕊，时而又突然恢复正常，往上窜去，接着又收缩起来，但却还燃烧着。燃烧着，不想熄灭。普鲁日尼科夫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却想到了要塞。于是他说：“命令撤退。自想办法。”

　　“来告别吗？”军医慢悠悠地转过脸来，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痛楚，他以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目光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

　　“不必告诉他们。没有必要。”

　　“我明自。”

　　“你明白？”军医仰了仰脸，“你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假如明白了，那你就不会对我说。”

　　“命令与你也有关。”

　　“可他们呢？”军医示意了一下沉浸在黑暗里的地下室，“他们怎么办呢，难道用砖头埋上吗？就连射死他们的子弹也没有，没有子弹射死他们，这你懂吗？要知道，他们关系到我。可是命令……命令却与我无关：我自己给自己下达了一道更为可怕的命令，”他停顿了一下，刹那间，只是一眨眼工夫，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了一下，“唉，假若每个人，每个战士，你懂吗，都能自己给自己下达命令并且保证执行，那么德国人就会完蛋。势必完蛋！就连战争也会完蛋。战争必然结束。瞧吧，那时战争就会结束。”

　　他沉默了，蟋缩着身子，用那干瘪的嘴唇吸着香烟。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没有啃完的面包干，放在蜡烛旁边，然后穿过那些不停地呻吟和永世沉默了的人们慢慢向地下室的晦暗里走去。

　　杰尼什克闭着眼睛躺着，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他那用肮脏的、浸透了血的破布缠着的胸脯在不停地抽搐和抖动。普鲁日尼科夫想坐下来，但是杰尼什克旁边，肩并着肩躺着另一些伤号，于是他只能够蹲下来。当然这很困难，因为他那被砖头砸伤的脊背早就隐隐作痛了。

　　“把我旁边的人推过去点儿，”杰尼什克眼睛也没有睁开他说道，“他昨天就死了。”

　　普鲁日尼科夫吃力地向侧面翻了一下僵硬的躯体，那死死攥紧了的手象棍子似的木然地触到石头地上，接着他便坐到了旁边，小心翼翼地（唯恐引起别人的注意）从腰带上解下了水壶。杰尼什克把头探向水壶，随即又移开了：“你自己呢？”

　　“我没有受伤。”

　　它，这只水壶，毕竟咕嘟了一声，顷刻间地下室里的人们都蠕动了起来。有人已经向他们爬来，从还活着的和已经死了的人们身上过；有的已经抓住了普鲁日尼科夫的肩膀，往后扯他，摇晃他和拍打他。普鲁日尼科夫弯下腰遮掩着边防战士，慌忙地悄声说：“喝。喝，沃洛佳。喝。”

　　地下室顿时骚动了起来，呻吟和呼喊声交织一片，从黑暗处伸出几十只枯瘦如柴的、指头弯成钩子似的手臂，向这有水的地方爬。响起了一片嘶哑和可怕的喊声：“水——水！……”

　　“没有水！”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没有水，弟兄们，没有水，同志们！”

　　“水——水！……”焦渴的喉咙嘶哑地喊，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吵骂，不知是谁的手依然抓着普鲁日尼科夫的肩头、佩带，抓着他那汗渍斑斑的军衣。

　　“夜里我去弄水来，同声们！”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夜里去，现在头抬不起来！你喝呀，沃洛佳，你喝！……”

　　霎时，地下室里鸦雀无声，在这寂静中所有的人都谛听着边防战士怎样在吃力地咽着。空空的水壶哐当一声落到了地上，又有人哭了起来，有人喊叫，闹腾不已。

　　“这意味着我明天死，”杰尼什克突然说，他的牙齿在一丝微笑中闪烁了一下。“本以为是今天，而现在看来是明天。战前我曾在奥斯沃达工作。整天呆在水里。我们的那条河，水流湍急，源远流长。有时候你喝上一口……”他稍停了片刻，“这意味着，明天……这会儿是黑夜还是白天？”

　　“白天，”普鲁日尼科夫说，“德国人又在劝降哩。”

　　“劝降？”杰尼什克哑着嗓子笑了，“就是说，他们在劝降？打了上百次还总是劝降？死了的人他们劝不劝降！这意味着我们不是白白坚守在这里，对吗？……”他突然用胳膊时微微支起身子，朝黑暗处喊道：“不要为一口水而咒骂，伙伴们！的确只有那么一小口水，没法分。你们听见吗？在劝我们投降呢，又在向我们喊话……”

　　他艰辛地咳了起来，嘴里喷出了血沫。地下室里平静了下来，唯有那个烧伤的战士依然在扯着嗓子喊叫。黑影里有人说道：“原谅我们吧，兄弟。请原谅。地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地面上？”普鲁日尼科夫重复地问了一句，急忙考虑如何口答，“我们在坚守。弄到了子弹。对了，早晨我们的驱逐机飞来过。九架！绕着我们的上空飞了三圈。这意味着上面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许是进行侦察，准备突破……”

　　什么飞机也没有来过，谁也没有准备突进这里，谁也不知道在国家的西部边陲、远在德军的后方，为了古老的要塞人们正在流尽最后的鲜血。但是普鲁日尼科夫虽然是撒了个谎，他却由衷地相信人们知道他们，记得他们，一定会来。迟早会到来。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他说，感到泪水噎住了喉咙，并且担心地下室的人们会察觉到他的眼泪和明白真相。“我们的人必定会来，并且会继续前进。必定会打到柏林，把希特勒吊死在最高的绞刑架下。”

　　“吊死算便宜了他，”有人低声说，“两个星期不给他水喝。”

　　“把他放在开水里煮……”

　　“别去想水喝，”刚才请求原谅的那个人说，“要坚持到自己人到来，兄弟。一定要坚持。要活着。还要告诉他们：就说这里小伙子们……”他沉默下来，开始思索通常死者留给活下来的人们的那个唯一的词儿。

　　“宁死不屈，”一个年轻人声音不高但却清晰他说。

　　大家都沉默了，在这沉默中蕴藏着一种不为苟且偷生而低下头颅的人们的严峻的骄做。普鲁日尼科夫也同大家一起沉默，没有感觉到泪水顺着他那污秽的、初次长出胡须的脸在流淌。

　　“柯里亚，”杰尼什克扯住他的衣袖，“我什么也不要求：子弹十分珍贵。只求你带我离开这儿，柯里亚。你不要犹豫，我自己能够走得到，我掂量着，能走得到。我明天才会死去，力气还够。只是稍微帮帮我，好吗？我想见见阳光，柯里亚。”

　　“不行。外面不停地轰炸。再说你也走不到那里。”

　　“能够走到，”边防战士细声说，“你应该帮帮我，柯里亚。有件事本不想说，可现在我对你说了吧，那一回敌人的子弹是向你射击的，中尉，是朝你射的，柯里亚，这颗子弹曾是瞄准了你的。因此我请求你把我领到外面去。仅此而已。连水也不要求喝。我的力气够的。力气够的，你别犹豫。我一定能走到那里。我想见见阳光，你明白吗？想看看自己最后的日子。”

　　普鲁日尼科夫艰辛地扶起了边防战士。杰尼什克勉强抑制住呻吟，两手抓住他，全身倾伏在他身上，透过咬紧的牙缝呼味呼味地喘着气。但是他终于站起来了，自己向出口走去：普鲁日尼科夫只是在他需要从躺卧着的战士们身上迈过去时才扶他一下。

　　军医还是象原先那样坐着，依然在机械地、有条不素地把死者的衣服撕成布条。蜡烛仍是那么冒着烟亮着，仿佛在这充满了腐烂与死亡的恶臭空气里行将窒息似的，它的旁边还是那么放着一块部队发的红褐色的面包干，动也没有动过。

　　他们一步一拖地走着，常常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杰尼什克不住地大口喘着气，他那被子弹射穿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咯咯作响，不时发出咕咚的声音，因此他时不时用发抖的手迟疑地擦去嘴唇上粉红色的泡沫。中途休息时，普鲁日尼科夫扶他坐下。杰尼什克靠倒在墙上，双眼微闭，一声不吭，为的是保存力气。只是有一次他问道：

　　“萨里尼科夫活着吗？”

　　“活着。”

　　“他是个幸运的人，”边防战士说这句话，并没有忌妒之意：只是指出事实。

　　“他还是经常去弄水吗？”

　　“是的，”普鲁日尼科夫停顿了一下，考虑着下面的话该不该说，“你听着，沃洛佳，给我们大家下了命令：分头突围。各自想办法。”

　　“怎么？”

　　“分成小股撤出要塞。到森林里去。”

　　“明白啦，”杰尼什克缓缓地舒了口气，“就是说，别了，老妈妈。呶，这样做是对的：呆在这儿，象是在口袋里。”

　　“你认为这样是对的吗？”

　　杰尼什克沉默了许久。一滴细小的泪珠儿徐徐从睫毛底下滚了出来，消失在胡子拉碴的面颊的的一个深坑里。

　　“跟萨里尼科夫一起走吧，柯里亚。”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本想说，如果没有桥上那几挺机枪，那么他一定会跟他，跟沃洛佳·杰尼什克一起走，但想了想，什么也没有说。

　　他把杰尼什克扶到一个空旷的掩蔽室里，把他安置在砖地上，让他的脸朝着一个狭小的射击孔，通过它可以望见那灰蒙蒙的、烟雾弥漫的天空。

　　“我们没抓件大衣来。军医那里搁着一件，我看到过。”

　　“不必啦。”

　　“我到上面去弄一件来。眼下没有什么动静。”

　　“那好吧，拿一件来。”

　　普鲁日尼科夫最后看了看边防战士那已经变得陌生的、呆滞的眼睛，走出了掩蔽室。他拐过角，顺着堆满了乱七八糟碎片的破损的梯级攀上了一层楼。一些尚能射击的人们仍在那里坚守着。他们是在夜间进攻之后被一个炮兵大尉召集起来的，这个炮兵大尉，普鲁日尼科夫并不认识。

　　普鲁日尼科夫还没有走到拐角的地方，上面，头顶上就轰隆一声。灰泥纷纷掉落到他的肩上和钢盔上，冲到墙角上的强烈气浪所卷起的尘土和德国炸药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

　　尽管砖头还在不停地掉落、顶盖发出轧轧的响声坍塌，普鲁日尼科夫还是钻进了散发着臭气和混杂着尘土的浓烟里，东撞西碰，穿越各种障碍物。某处已响起了冲锋枪声，在爆炸的团团浓烟里闪烁着刺眼的射击火光。黑暗中谁的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他的佩带，把他拖到窗龛跟前，普鲁日尼科夫这才离得很近地看见了萨里尼科夫那肮脏的、由于愤怒而扭歪了的脸孔：“炸毁了，这些坏蛋！把墙炸毁了！”

　　“大尉在哪儿？”普鲁日尼科夫信口问道，“没见到大尉吗？”

　　萨里尼科夫一面费力地喊，一面向破烂不堪的窗洞恶狠狠地打了短促的几梭子。那里，在浓烟和灰尘里，隐约出现了一些灰色的人影，时而闪烁着机枪扫射的火光。普鲁日尼科夫在乌烟瘴气的一层楼里东奔西突，脚绊在一个呼息尚存、还在爬动的人身上，那人拖着被打断的两腿，散开了的裹腿血糊糊一片。普鲁日尼科夫由于这些裹腿布缠住了脚而摔倒，当他爬起来的时候，定睛瞧见了大尉。大尉坐在墙根那里，使劲眯着眼睛，泪水顺着他那烧伤的血红的脸颊直淌。

　　“我看不见！”他严厉而委屈地喊道，“我为什么看不见？为什么？中尉在哪儿？”

　　“我在这里，”普鲁日尼科夫跪在双目失明的指挥员面前：烧伤的脸看起来肿得厉害，烧焦的胡须蜷曲成一个个卷儿。“在这里，大尉同志，在您面前。”

　　“子弹，中尉！弄子弹来，随便到哪儿去弄都行！我看不见，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我一定弄到，”普鲁日尼科夫说。

　　“等一下！把我放在机枪跟前。放在机枪跟前！……”

　　他在周围乱摸，寻找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抓住这双抖动而慌乱不己的手，不知为什么把它紧紧贴向了自己的胸口。

　　“你瞧，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完了，”大尉摸着他，突然平心静气他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子弹。你想到哪儿去弄都行。我命令你弄到子弹。”

　　他把手抽了回去，指头触到了自己那泪水淋淋的光光的脸。随后他的右手习惯地滑向手枪皮套。

　　“你还在这里吗，中尉？”

　　“还在这里。”

　　“把我的身分证藏起来吧，”大尉取出了手枪，摸索着打开了保险，这时他的手已不抖了。“手枪你拿去吧：剩下七粒子弹。”

　　大尉拿起手枪，胡乱往自己的脑袋上斜着敲打了几下。

　　“大尉同志！”普鲁日尼科夫喊了一声。

　　“不许你管！……”

　　大尉把枪筒伸进嘴里，接着扳动了一下枪机。普鲁日尼科夫觉得枪声沉闷地响了一下，被子弹打穿了的脑袋迟缓地：碰到了墙上，大尉痛楚地蟋曲起身子，渐渐滑到了地板上。

　　“准备听从您的命令，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回头看了一下：一个中士站在旁边。

　　“打退了敌人，”中士说，“但没有来得及汇报。真遗憾。”

　　只是在这个时候普鲁日尼科夫才注意到，枪声已经停息了。尘埃徐徐下落，残破的窗口、墙壁上的裂洞以及裂洞旁边的战士们也都清晰可见。

　　“只剩下三盘子弹了，”中士说，“再冲过来——也就完蛋了。”

　　“我能弄到子弹。”

　　普鲁日尼科夫从大尉那余温尚存的手中抽出沉甸甸的图拉托卡列夫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把他的证件收藏起来，他要求这样做。而子弹——我会弄来。今天就能弄来。”

　　说罢他便向窗龛走去——他与幸运的萨里尼科夫就是在那里分开的。

　　窗龛里一个人也没有，普鲁日尼科夫疲惫不堪地在砖头上坐了下来。他没有挨过炸，没有反击过德国人的进攻，但他感到自己已被击溃。而且，这种感觉许久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他多次被震聋，被埋在砖石底下，被硝烟窒息，甚至还有那不值一提的脚上的创伤在这年轻人身上所引起的意料不到的、直通到膝盖的疼痛也常常使他感到不安。被砖头砸伤的腰不时地作痛，长时间的饿、渴、睡眠不足和他每一个衣褶都渗透着粘糊糊的尸体的气味使他头昏眼花、恶心欲吐。他早就习惯于只想到危险，只想到如何击退敌人的进攻，如何弄到水、子弹、吃的东西，而且不会去想别的什么事情了。就连现在，在这短暂的沉静时刻，他想的也不是自己，不是那个在他眼前开枪自杀的大尉，不是在掩蔽室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缓慢死去的杰尼什克，他想的是，到哪儿去弄子弹。没有子弹和手榴弹就不可能从要塞突围。

　　萨里尼科夫从窗口那里返口：从德国人那里返回。他把三梭子冲锋枪子弹扔在地上，说道： “瞧，这些德国佬：水壶也不带就进攻。”

　　“喂，萨里尼科夫，你还记得那头一天吗？那时你好象忙着去取弹药，好象有个什么弹药库……”

　　“康达科夫知道那个弹药库。我同你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我们那时真傻。”

　　“现在变聪明了吗？”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我们去找一找，好吗？”

　　“走吧，”普鲁日尼科夫说，“中士的机枪只剩下三盘子弹了。”

　　“大白天就去？”

　　“夜里怕找不着。”

　　“先把遗书写好，”萨里尼科夫冷笑了一下，“表示我祝福您了。”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吱声。萨里尼科夫翻找自己的衣兜，摸出了一小把肮脏的硬面包碎块。他俩，宛如老态龙钟的老翁，久久地嚼着这些碎面包块：粗糙的舌头在干涸的嘴里费力地翻转着。

　　“有点水就好了……”萨里尼科夫习惯地叹了口气。

　　“去找件军大衣来，”普鲁日尼科夫说，“沃洛吉卡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我们去看看他，然后就出发。白天就去。”

　　“往魔鬼的牙上碰，往恶狼的嘴里送，”萨里尼科夫一边走一边嘟嚷说。

　　他很快就拖回来一件大衣——破得不象样子、背部有褐色的血渍斑点。他们默默地分了分冲锋枪予弹就沿着不停地掉落砖头的通道下到地下室的黑洞里去。

　　杰尼什克还活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渐渐模糊的眼睛望着一方灰色的天空。红褐色的瘀血挂在他那茨冈人的黑色的胡须上。他神志不清地望了他们一眼，接着又凝视着洞孔。

　　“他认不出我们了。”萨里尼科夫说。

　　“幸运的人，”边防战士费力他说，“你是个幸运的人。好啊。”

　　“现在洗个澡该多好，”萨里尼科夫笑吟吟他说，“既暖和又有水。”

　　“别去弄水了。不必去。没有意义。明天早晨我就会死去。”

　　他说这话是那么坦然，以致普鲁日尼科夫和萨里尼科夫没有去劝说他。他的确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死，没有感到绝望，只是希望瞧瞧天空。而他们也知道，最大的同情是让杰尼什克独自呆在那里。让他单独同自己、同天空相处。他们把大衣垫在他身下，握了握他那软弱无力、已变得冰冷的手而离去。为活着的人们弄子弹去了。

　　德国人已经冲进了要塞，把红军战士的防守割裂成孤立的抵抗点。白天他们在环形兵营的迷宫里顽固地向前推进，力图摆脱脚下的废墟，然而夜里，这些废墟——工兵爆破、飞机对准目标狂轰滥炸和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地方——复又活跃了起来。负重伤的、烧伤的、被干渴和战斗弄得精疲力尽的一些象骨头架子似的蓬头垢面的人，从废墟的砖堆底下站起身来，从地底下爬出来，用白刃战的进攻方式消灭那些胆敢留下来过夜的敌人。因此德国人惧怕黑夜。

　　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同萨里尼科夫是白天出去弄子弹。他们匍匐前进，砖头擦破了面颊，灰尘钻进了喉咙，腐烂尸体的恶臭冲进了鼻子，紧缩着的脊背时刻都等待着冲锋枪子弹的扫射。每一瞬间在这里都可能成为生命的终点，而每一个不慎的动作都会加速这一瞬间的到来。因此，他们一点点地往前爬，每一次只爬几步，而且是按顺序地爬，在爬之前先屏住呼吸仔细地听听动静。要塞在爆炸声、冲锋枪的喧嚣声、火焰的怒吼声中颤抖不已，然而这里，他们匍匐的地方，暂时倒很平静。

　　无数的弹坑救了他们：可以在坑底休息一下，清醒清醒，为下一步的前进积蓄力量。他们每爬一步都感觉到每一毫米距离的艰难。

　　萨里尼科夫是第二个爬进弹坑里的，坑底依然滞留着令人窒息的硝烟气味。普鲁日尼科夫已经坐在坑底的沙子上，摘掉了被太阳晒得炙热的钢盔。

　　“我要结婚，”萨里尼科夫坐到普鲁日尼科夫身旁呼哧着说，“如果我活着回来，我一定结婚。先前没有结婚可真是傻瓜一个。你知道吗，曾有人给我做过媒呢……”

　　一个鲜明的阴影落在普鲁日尼科夫脸上，他正感到奇怪，哪儿来的影子，只听得：“哈里特！①”（注：①德语音译，意思是“站住！”）

　　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从头顶上掠过：坑坡上站着一个德国兵。他站在离他们两步远的地方。沓鲁日尼科夫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他极其清晰地看到那袖子卷到拐肘的两手，那灰绿色的、沾满了砖灰的、领口系着两个纽子的军衣，那直接指向他心脏的冲锋枪的黑洞洞的枪口。他俩都缓缓地站了起来，而他们的冲锋枪留在了脚旁，留在坑底上。同样，他们也缓慢地，象在梦中似地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德国兵站在他们的上方，端着冲锋枪指向他们，脸上露出了狞笑：他年轻、肥胖、胡子刮得精光，现在只要他一扳枪机，一股火流就会射进胸膛，那么他们就将永远滞留在这儿，在这个弹坑里。普鲁日尼科夫这时已感觉到这些子弹，感觉到它们如何折断骨头和溅着鲜血钻进他的身躯。他的心怦怦直跳，喉咙卡住了似的，于是他难看地伸了伸脖颈，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德国兵扬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很响，很自信：是胜利者的笑声。他左手脱开冲锋枪，用食指招呼他们向他那里走。于是他们那紧张的、眨也不眨的眼睛紧盯着冲锋枪的枪口，顺从地往上爬去，时而滑下去，相互碰在一起。德国兵依然在哈哈地笑，用食指招示他们爬出弹坑。

　　“来啦，”萨里尼科夫气喘吁吁地嘟囔着，“来啦，来啦。”

　　他赶在普鲁日尼科夫前头，当半个身子探出弹坑的时候，他摹地扑倒在坑沿上，抓住德国兵的双脚拼命往自己跟前拖。长长的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射向了天空，德国兵和萨里尼科夫一起滚了下去，普鲁日尼科夫猛听得萨里尼科夫拼命地喊：“快跑，中尉！快跑！快跑！快跑！。”

　　他还听到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窜到坑沿上，看见一些德国兵正朝喊声这边冲来，他拔腿就跑。一排排子弹射进地里，把他脚旁的砖头打得粉碎，可他仍然在不停地跑，迈过一个个尸体，东奔西突。这时他觉得自己那蟋缩着的、使劲弯下去的脊背变得极其庞大、膨胀，不是把他自己同德国人、同子弹遮挡了开来，而是阻隔了他自己对生还的希望。子弹时而落到右面，时而落到左面，时而又落到前面，张着大嘴呼哧直喘的普鲁日尼科夫，也就时而往右跑，时而往左奔，除了子弹所溅起的一股股喷泉，什么也看不见。德国兵根本没有想去追他，而是捧腹大笑，用一梭子又一梭子冲锋枪子弹驱赶着他兜圈子。于是这个衣衫褴楼的、污秽不堪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一会儿跑，一会儿倒下，一会儿爬，一会儿哭，接着又跑，被驱赶着，陷在扇形火力网的无形的围墙中。德国人不急于停止这种开心的把戏，尽量使子弹不打中普鲁日尼科夫，把这种围猎的时间拉长，以便有笑料向那些没有亲眼目睹这种场面的人们尽情讲述。

　　另外两个德国兵却在弹坑里慢条斯理地和重实地打击萨里尼科夫。萨里尼科夫早就停止了喊叫，只是嗓子呼呼作响，而他们则象捣锤似地有节奏地用枪托轮番猛击。萨里尼科夫的嘴和耳朵都流出了鲜血，他蜷缩一团，老是想用不听使唤的两手去掩住脑袋。

　　火力圈渐渐缩小了，但普鲁日尼科夫还在里面东奔西突，他依然不相信自己是在弹丸之地兜圈子，依然期待着什么。放在衣袋里的手枪，不住地碰着他的腿，他时刻都感觉到它，但是要把它掏出来的瞬息时间却没有，却不够。没有这么一瞬的时间，没有空气，没有力量，没有出路，只有尽头。只有尼古拉·普鲁日尼科夫服务的尽头和生命的终结。

　　德国人自己把普鲁日尼科夫驱赶到一堵摇摇欲坠的破砖墙那里。他扑倒在它的后面，避开了打在离他脚跟仅一厘米远的砖头上的排射子弹。他扑倒在地，躲在那里，射击声停了一两秒钟，而在这一瞬间他发现了一个窟窿。它紧靠着墙根通往地下，通往一个黑洞洞和不可知的地方，于是他想都没想就朝里面爬，使出所有的力气、以尽快的速度扭动着身体向里爬，手指、胳膊肘、膝盖都蹭出了血。罅缝陡然拐向右方，他冈侧拐了过去，突然失去了支撑点，伸开两臂掉了下去。在掉落的过程中，他听到头上轰隆一声。追逐他的德国兵向洞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碰到了墙上，在拐弯处爆炸了，强烈地震动了地底那阴森的沉寂。

　　普鲁日尼科夫跌落在堆满了沙土的砖地上，幸运的是两手着地，他没有粉身碎骨，只是鼻子被震得大量出血。他抹得满脸、满身是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用他那训练有素的听觉辨别安危。他使劲屏气敛息，但是心依然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呼吸急促，不管他怎样努力抑制，都无济干事。他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就摸出了手枪，并且舒展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在冰凉的地上躺得舒适些。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他听到了脚步声。有人小心翼翼地向他迈步走来；沙子微微发出轧轧的响声。普鲁日尼科夫全神贯注地盯着黑乎乎的地方，举起了手枪；他全身发抖，不得不两只手握着手枪。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晦暗，老远就发现两个朦胧的人影在向他走来。

　　“站住！”当他们走近时，普鲁日尼科夫声音不太响地命令道，“是什么人？”

　　人影凝然不动了，随后，其中之一抖动了一下，直接朝着他手枪那颤抖的瞄准星飘忽而来。

　　“我要开枪啦！”

　　“嗨，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同志！”向他走来的那个人赶忙兴奋地叫了起来，“费奥多尔楚克，点上麻屑，照个亮儿吧！”

　　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火把，那透过烟雾迷蒙的光焰映出了浓重黑暗里的一张满脸胡须的面庞、呢子军衣，敞开的领口的晦暗领章上有三颗三角星闪闪发亮。

　　“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亲爱的！”第一个人喊道，“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埋在这里了。我们自己又挖又掘，寻找出口，想尽了各种办法……”

　　火把的颤悠悠的亮光突然移开了，飘浮起来，旋转起来，闪烁起令人眼花缭乱的快活的火花。手枪从普鲁日尼科夫那瘫软无力的双手里轻轻地掉落了下去，他失去了知觉。

　　普鲁日尼科夫在万籁俱寂的沉静中苏醒了过来，这种已不习惯的和平宁静使他感到可怕。心陡然又在胸腔里怦怦直跳，他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怀着恐惧的心情想道，自己是否聋了，完全聋了，永远也听不见了。他痛苦地、集中精力地去谛听、捕捉、等待那熟悉的声音：爆炸的轰隆声、机枪的哒哒声和冲锋枪的密集的扫射声。然而他听到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嗓音在悄声低语：“他醒过来了，赫里斯嘉大婶。”

　　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晦暗的、向上伸展的拱顶上斑斑的光点和一个姑娘的圆脸：一络黑发从一个白得出奇、象神话里那么干净的头巾底下露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胳膊——它们是自由的，没有被绑着，——两手摸了摸他躺着的铺板的边缘，顿时坐了起来。

　　“我这是在哪儿？”

　　由于这募然的动作，他感到幽暗灯光下的地下室、满脸胡须的男人们和两个妇女的面孔———个年轻的，就在他的身旁，另一个岁数较大、皮肤松弛的，在远处的桌子旁边，——都在眼前飘浮了起来。这些人的脸都呈现出双影，颤抖不已。他慌张地摸着铺板、衣袋和血糊糊的军衣。乱摸了一阵，但是没有找到武器。

　　“您喝点水吧。”

　　年轻的那个妇女把一个铁缸子送到他的面前。他不敢相信似地接住缸子，迟疑地喝了一口：水是浑的，沙子在牙齿间咯吱咯吱响，但是在他所度过的那些昼夜里，这是第一次喝到的水，他贪婪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将缸子里的水一饮面尽。顿时，地下室、灯火、人的面孔都停止了旋转。他清晰地看到一张大桌子，上面点着三盏小油灯，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和用一块干净的破布蒙着的碗碟，看到五个人：三男两女。这阵子五个人都笑容满面地瞧着他，岁数大的那位妇女的面颊上淌着泪水，她不停地嘤嘤啜位，擦着泪水，但脸上却挂着微笑。某种熟悉的、梦境般的、遥远的东西浮现在面前，但他没有进一步去回想，而只是以命令似的口吻冷峻他说：“手枪。我的手枪。”

　　“瞧，它就在这儿。”年轻的那个妇女匆忙抓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枪，递到他的面前，“您认不出了吗，中尉同志？”

　　他默默地拿起手枪，弹出弹夹，检查了一下，看里面是否有子弹。子弹全在，他咋嚓一声把弹夹推进了枪膛，顿时平静下来了。

　　“您认不出了吗？是否还记得，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我们一起来到了要塞。您还摔了一跤呢。在边防检查站。我是米拉，记得吗？”

　　“对，对。”他回想起来了。回想起那个跛足姑娘和怀抱着孩子默然无语地穿过一片瓦砾的要塞当了德国人俘虏的妇女们，回想起最初的一排枪声，还有与萨里尼科夫的初次相遇，还有萨里尼科夫那绝望的、最后的喊声：“快跑，中尉，快跑！……”他回想起了双目失明的大尉和躺在空旷掩蔽室里的杰尼什克，回想起了一口水的珍贵价值和挤满了濒临死亡的人们的那个可怕的地下室。五个人都怀着喜悦的心情争先恐后地向他说这说那，但他这时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你们肚子饱吗？”他低声问道，由于这句低声的问话大家立刻都沉静了起来。“肚子不饿、干干净净、没有受伤是吗？……可是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同志们，那里，在头顶上，伏尸喋血，横七竖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我们——也是死者！可我们仍在坚持战斗，我们这些早已死过上百次的人们赤手空拳去掐住德国人的喉咙。没有把水给孩子们喝，而是给了机枪。孩子们渴疯了，可我们把水给了机枪！只给了机枪！为的是射击！为的是不放过德国人！……而你们就坐在这里？……”他陡然站了起来，“混蛋！我枪毙你们！由于你们怕死，由于你们背叛！我现在有这个权利！我有这样的权利：以那些倒在上面的人们的名义！以他们的名义！……”

　　他喊啊喊啊，声嘶力竭地喊，全身象打寒颤似地悚悚发抖，而其他人都沉默不语。”只是在他喊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上士费奥多尔楚克退到了暗处，在那里，在暗处，他咔嚓一声拉了一下冲锋枪的枪栓。

　　“你甭想摆布我们。”

　　一个晃动的人影迎面扑了过来，两只丰腴的手温存而有力地拥抱了他。普鲁日尼科夫想挣脱出来，但是他的一个肩头触到柔软的慈母般的乳房上，于是他把胡子拉碴的、血迹斑斑的面颊使劲贴向了它，痛哭了起来。他放声号陶大哭，那双温柔的手却不停地抚摩着他的肩头，一个平心静气的，完全象自己妈妈的声音轻轻响起：“安静安静，孩子，安静下来。瞧，你已经回来了。回到家里了，好端端地回到了家里。休息休息，待会儿咱们再商量一下看怎么办比较好。你先休息一会儿，好孩子。”

　　“瞧，我回来了，”普鲁日尼科夫疲惫不堪地想道，“回来了……”

第三部 第一章

　　准尉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上士费奥多尔楚克、红军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在那里喝茶的仓库，在最初的炮轰中就被重型炮弹封死了。炮弹在入口处的上方爆炸了，仓库的顶盖虽然没有炸塌，但是梯级被堵塞，从而切断了通向地面的唯一道路。普鲁日尼科夫记得这颗炮弹：爆炸时的冲击波曾把他掀进一个新的弹坑里去，当他在那里苏醒过来时，萨里尼科夫曾坠了进去。对他来说，这颗炮弹是爆炸在身后，而对他们来说则是在前头，就这样他们长时间地分开了。

　　整个战争，对他们这些被活活封闭在没有出口的地下室里的人们来说，现在都是在上面进行。它使地下古老的地基和墙壁不住地颤动，仓库被新的沙土和碎砖层堵塞了，通气孔也都崩塌了。他们被切断了同自己人以及同整个世界的联系，但是他们尚有吃食，而水，第二天他们就从一口井里弄到了。男人们在泥地上掘了一口井，一昼夜积了两壶水。有吃的、有水喝也有事情做：他们向各个方向试探着凿墙，希望打通到地面上去或者穿到邻近地下室去的通道。这些通道一次又一次地被轰炸堵塞了，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挖。有一次他们挖通了一个与地下的一些通道、死胡同和没有出口的地下室交混在一起的迷宫。从那里他们钻进了弹药库，而弹药库的出口也被直接命中的炸弹封住了；还钻进远处的一个掩蔽室，那里有一个狭小的洞孔通往地面上。

　　多少天来他们第一次往上面攀登，被活活埋在地底下的人们挣扎着回到自由、空气、亲人那里去。他们一个跟着一个从地底下往外爬——总共六个人，——可是就在那个小洞口处他们呆立不动了，拿不定主意，是否迈步离开他们觉得是通向活命和安全的地方。

　　要塞尚屹立着，环形兵营的某处、穆哈维茨河的彼岸以及教堂的后面尚有枪声，什么东西还在燃烧，还在崩塌。但是这里，要塞的中心，这天夜里却寂静无声。也变得无法辨认。既没有自己人，又没有空气，也没有自由。

　　“完蛋啦。”费奥多尔楚克发出了嘶哑声。

　　赫里斯嘉大婶不停地哭，象农妇那样用头巾角收集着眼泪。米拉扑在她怀里：尸体的臭气使她痉挛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安娜·彼得罗夫娜以自己那即使在黑暗里也闪闪发亮的眼睛冷漠地看了看周围，不声不响地穿过院子走去。

　　“阿尼亚！”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向她喊道，“你到哪儿去，阿尼亚？”

　　“孩子们，”阿尼亚转过身来，“孩子们在那边。我的孩子们。”

　　安娜·彼得罗夫娜走了，其他的人带着不知所措和茫然若失的神情回到了地下室里。

　　“应当侦察一下，”准尉说，“往哪儿去，敌人在哪里，我们的人在哪里？”

　　“往哪儿去侦察呢，往哪儿？”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周围全是德国人。”

　　可是她，孩子们的母亲，却一面以燃烧着疯狂怒火的眼睛注视着照明弹淡紫色的闪光，一面向前走去，脚时不时绊在尸体上。谁也没有唤她回来，没有阻止她，因为她已经走到我们的人放弃、德国工兵爆破和连日来遭到轰炸破坏的地段上。她走过三拱大门，来到尸体遍布、血糊糊滑腻腻的桥上，就在这里她倒下了，倒在自己人中间，身上被突如其来的一梭子子弹打中了三处。她倒下时象她走去时一样：径直而严峻，两手伸向早已不在人世的孩子们。

　　但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留在地底下的人们不知道，更不用说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清醒以后马上就要求子弹。当人们带着他穿过墙壁的窟窿，穿过地底下的小洞孔来到弹药库时——战争最初几小时萨里尼科夫曾向那里跑去过，——他立即看到了一些崭新的、由于涂了防护油而无光泽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满匣的、没有拆封的子弹和没有动过的机枪子弹带，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为了这些武器弹药，付出了多少同志的生命，而现在，它们却近在咫尺，再大的幸福也莫过如此了，除了它们，他已无所希冀，无所企求。他迫使全体擦拭武器，清除防护油，准备战斗，大家受到他那冲大的斗争精神的感染，狂热地擦拭枪膛和枪栓。

　　傍晚，一切都准备就绪：冲锋枪、子弹匣和子弹带被搬进了白天他曾经气喘吁吁趴过的那个死胡同里，那时他曾倾听过脚步声，一度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够死里逃生。他把所有的男人都随身带走：除了武器弹药，每个人还带一壶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的井里的水。妇女们留下来。

　　“我们还回来，”普鲁日尼科夫说。

　　他说话很简短也很凶，他们都默不吱声地听他指挥。有的怀着对他的尊敬，甘愿赴汤蹈火，有的怀着对他的畏俱，有的怀着掩饰不住的不满，但没有谁敢于违抗。这个被饥饿和睡眠不足折磨得又瘦又黑、胡子拉碴、身穿破洞累累、血渍斑斑的军衣的中尉，模样是十分可怕的。

　　只有一次准尉低声干预道：“把什么都收起来。只给他一片面包干和一杯开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当富有怜悯心的赫里斯嘉大婶把留待不时之需的一切食物都端到桌子上的时候，由于饥饿而喉头痉挛的普鲁日尼科夫，伸手向桌子跟前走去。他走到桌前，想把面前所有的吃食全都吞下去，把肚皮塞得满满的，以便抑制住那不止一次使他辗转于地、咬住衣袖不致喊出声来的痛苦痉挛。但是准尉抓住了他的两手，挡住了桌子。

　　“统统拿走，雅诺夫娜。这样不行，中尉同志。那您会死的。眼下需要先少来点。应当让胃逐渐适应。”

　　普鲁日尼科夫克制住了自己。他痉挛地咽下了一点东西。看到米拉那一双盈满了泪水的大眼睛，他想微笑一下，但是明白自己已经不会笑了，所以转过了身去。

　　在准备向自己人那里爬去的时候，夜幕刚刚降临，他同初出茅庐、吓得不敢出声的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一起小心翼翼地从罅缝里爬了出去。他在地上趴了好一阵子，倾听遥远的枪声，捕捉脚步声、谈话声和武器的磨擦声。但是这里万籁俱寂。

　　“跟在我后面。别着急：先听一听。”

　　他们爬遍了所有的弹坑，检查了每一个鹿砦，摸了摸每一具尸体。不见萨里尼科夫。

　　“他还活着，”当他们回到自己人那里时，普鲁日尼科夫如释重负他说道，“被抓了俘虏：他们是不会把我们的尸体埋起来的。”

　　他总感到自己有罪：不是理智上而是良心上感到负疚。他不是头一天打仗，而且完全明白，战争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道德，和平生活中被认为是不能允许的事情，在战争中常常会成为需要的。他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萨里尼科夫，知道自己为了那些派他这次来寻找弹药的人们，而不是为了自己，应当而且必须去找一找他，就这样他去了，但是普鲁日尼科夫非常担心看到萨里尼科夫的尸体。而若是德国人把他抓了俘虏，那就意味着幸运的、永远也不气馁的萨里尼科夫还有养好了伤、挣脱镣铐、甚至逃跑出来的可能性。在这些无止息的战斗的日日夜夜里，萨里尼科夫由一个面颊擦伤的吓破了胆的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勇往直前、胆大心细、机智灵敏的战士，想到这里，普鲁日尼科夫松了一口气：“他还活着。”

　　他们向罅缝底下的那个通道里搬运了许多枪支弹药：突围应当在对敌人能够形成突如其来的火力打击的保障条件下进行。一次就把一切都运到自己人那里去，是力不能及的，普鲁日尼科夫打算当天夜里就返回来。因此他才对妇女们说，他还要回来，但是愈接近往外爬的时刻，普鲁日尼科夫就愈显得焦躁不安。还有一桩事需要做出决定，不能拖延，但是怎么去着手解决，普鲁日尼科夫却拿不定主意。

　　不能带着妇女们一起突围：这项任务即使对一些富有经验的老战士们来说也是十分危险和困难的。但是也不能把她们撇下，任凭命运的摆布。普鲁日尼科夫绞尽了脑汁考虑办法。但是不论他怎么盘算，出路只有一条。

　　“你们留在这里，”他说，尽量不使目光同那个姑娘的目光相遇，“德国人从十四点到十六点吃午饭，那是最静谧的时刻，明天白天你们就在那个时候举着白色的破布走到上面去。去当俘虏好了。”

　　“当俘虏？”米拉疑惑地低声问道。

　　“亏你想得出来！”赫里斯嘉大婶没等他回答就恼火地大声说，“当俘虏——亏你想得出来！再说，谁还需要我，一个老婆子，当什么俘虏呢？姑娘怎么办呢？”她抱住了米拉，使劲让她贴着自己，“让她带着一条假腿，带着木头腿去吗？……亏你想得出来，中尉同志！”

　　“我走不到，”米拉说，声音几乎听不见，但普鲁日尼科夫却立即就明白了，他指的不是眼下走到德国人那里去的路，而是指德国人将把她作为俘虏所要驱赶的路。

　　因此他一下子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话，只是凝眉不语，既同意又不同意妇女们的意见。

　　“瞧瞧，你想了个什么主意！”赫里斯嘉大婶这时换了一种语调，带着诧异的口吻接着说。“你的决定是没有用的，尽管你是中尉。行不通。”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他迟疑他说，“指挥部曾下达过命令，所有的妇女都撤退了……”

　　“那是因为她们成了你们的包袱，所以才离开了！假若我感到自己是你们的一个累赘，那我也会离开。可是眼下，眼下，孩子，我和米罗奇卡在我们这个洞洞里碍谁的事呢？妨碍不了任何人，你们尽管都去打自己的仗好了！我们既有地方呆着又有吃食，我们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在我们的人打回来以前，我们就呆在这里。”

　　普鲁日尼科夫默不作声了。他不想说，德国人每天都在报道他们攻克了一座又一座新城，报道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红军的溃败。他不相信德国人的话，但他早已听不见我军大炮的轰鸣了。

　　“米拉么是个犹太丫头，”费奥多尔楚克突然说，“犹太丫头，还加上是个残废：敌人在给她水喝以前就会杀死她。”

　　“不许这样说！”普鲁日尼科夫怒不可遏，“这是敌人使用的字眼，是他们的：这是法西斯使用的字眼！”

　　“这里，问题不在于字眼，”准尉叹了口气，“这个字眼，毫无疑问，是不好的，但重要的是费奥多尔楚克说的是实话。他们不喜欢犹太这个民族。”

　　“我知道！”普鲁日尼科夫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懂。就这样吧。你们留在这里。也许敌人的部队会从要塞开走，那时你们就离开这儿。只好这么办了。”

　　他做出了决定，但对这个决定并不满意。他愈是想到这一点，就愈感到这样做是违心的，可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因此他阴郁地下达了命令，许诺说还回来取弹药，尔后跟在前去侦察的沉静的瓦西亚·沃尔科夫身后往上面爬去。

　　沃尔科夫是个办事可靠的小伙予，但是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睡眠，因此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睡觉。经受了战争最初几分钟的恐惧——被活活埋在地底下的恐惧——以后，他毕竟学会了克服这种恐惧感，他因此而成为更不引人注意和办事更可靠的人了。他逢事都依赖长者拿主意，因此中尉的意外出现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不大明白，这个衣服又破又脏的瘦削的中尉为什么火气很大，但他坚信，从今以后正是这位指挥员会对他沃尔科夫的生命负责。

　　他认真地执行了对他的一切命令：悄悄地爬到上面去，仔细倾听一下，环顾一下，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于是就卖力地从洞口里往外搬枪支弹药。

　　而德国的冲锋枪手就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沃尔科夫，而沃尔科夫发现他们以后，却并未盯住他们的去向，甚至也没有汇报过，因为这超出他应该完成的任务的范围。德国人对他们的藏身之处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办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们的路是畅通无阻的。当沃尔科夫从狭小的洞孔里把子弹匣和冲锋枪搬到了上面，当他们都爬到地面上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走过去了，尽管普鲁日尼科夫一再谛听，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什么可疑之点也没有发现。远处有的地方在射击，有的地方响彻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有的地方亮起了耀眼的照明弹，但是要塞这一片废墟的中心却空旷寂静。

　　“沃尔科夫跟我来，准尉和中士——殿后。快速前进。”

　　他们猫着腰向远处晦暗的废墟前进。那里，有自己人在坚守；那里，杰尼什克正奄奄一息，那里，中士手中只剩下三盘杰格佳廖夫式机枪子弹。正在这一时刻，废墟上闪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传来爆炸的轰隆声，继而是短促的、暗哑的冲锋枪射击声。

　　“炸毁了！”普鲁日尼科夫喊道，“德国人把墙壁炸毁了！”

　　机枪朝着说话声这里射来，子弹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沃尔科夫手中的子弹匣掉落了，他倒了下去，而普鲁日尼科夫却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迎着机枪喷出的色彩斑斓的火力线奔去。准尉追上了他，抱住他的两腿，扑倒在他身上：“安静点，中尉同志，安静点！清醒一下！”

　　“放开我！小伙子们在那边，那边没有子弹，那边是受伤的同志们……”

　　“放你到哪儿去呢，到哪儿去呢？”

　　“放开我！……”

　　普鲁日尼科夫拼命挣扎，力图从一个结实有力的人的怀抱里挣脱开来。但是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紧紧地抱住他，只是等普鲁日尼科夫不再挣扎时才松开了他。

　　“已经晚啦，中尉同志，”他叹了口气，“晚啦。你听。”

　　废墟上的战斗止息了。有的地方依稀响起德国冲锋枪的射击声：不知是往晦暗的掩蔽室里射击还是给受伤的守卫者补上的几枪，但是不论普鲁日尼科夫如何侧耳倾听，他也听不到反击的枪声。就连在黑暗中向他的话声射击的机枪也哑然无声了。这时普鲁日尼科夫意识到，自己没能来得及完成最后的命令。

　　他依然趴在地上，依然怀着希望，依然在倾听此时已变得稀疏零落的枪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往哪儿走、到哪儿去找自己人。准尉也默默无语地趴着，趴在他的身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该怎么办。

　　“敌人会包抄过来，”费奥多尔楚克扯了扯准尉，“会切断我们的退路的。怎么，他被打死了吗？”

　　“帮帮忙。”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再反抗。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地底下，默默地躺了下来。人们安慰他，让他躺得舒适些，给他茶喝。他按照人们的要求，顺从地翻转身体、站起来、躺下去，给他喝他就喝，一声不吭。甚至当米拉姑娘给他盖上军大衣时，他也是如此。姑娘说道：“这是您的大衣，中尉同志。您的，记得吗？”

　　是的，这是他的军大衣。崭新的、带金光闪闪的纽扣的军官大衣，完全合身。这件大衣曾使他感到多么骄做，而且一次也没有穿过。他马上就认出来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一声不响，不想也不动地躺了几昼夜，而且也不想去知道。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地底下都笼罩着墓地般的死寂，这里昼夜都点着幽暗的小油灯，而在这冒烟的黄色光焰的后面，凝然不动的、浓重的、死亡般的黑暗昼夜在守卫着。普鲁日尼科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里，注视着由于他的过错而招致的死亡。

　　这时他仿佛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全体，看见了所有那些掩护着他、冲在前头的人们，那些被某种他所不能理解、不能高攀的东西推动着，毫不动摇、毅然向前冲去的人们。普鲁日尼科夫这时不是想弄明白，所有这些人——所有由于他的过错而牺牲的人们——为什么能这样去行动，他只是想让这些人重新在自己的眼前掠过，再看一看他们，从从容容地、仔仔细细地看看他们。

　　那时他在教堂的拱形窗口旁边拖延了许久，敌人的冲锋枪从窗口里往外扫射的火力很猛。不，不是由于惊慌失措，不是由于在积蓄力量：这是他负责的窗口，整个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他的窗口，他自己早在发起冲锋之前就选择了它，但是往他的窗口上，迎着他那置人于死的窗口扑上去的却不是他，而是那个手提发烫的机枪的高大的边防战士。之后他以自己僵硬的躯体继续掩护着普鲁日尼科夫，使他免受子弹的袭击。他的粘稠的血浆溅到了普鲁日尼科夫脸上，仿佛是为了提醒他永远不要忘记。

　　可是到了凌晨拂晓，他却从教堂里逃了出来。他逃跑了，把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士撇下不管了。可这个中士却坚守阵地，尽管他当时就在突破口旁边。中士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走，没有后退，没有躲藏，而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之所以能够逃往地下室，正是由于中士在教堂里坚守。沃洛吉卡·杰尼什克也是如此，那次夜间冲锋时他在桥上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了他。再如萨里尼科夫，当普鲁日尼科夫束手待擒，已经不想到反抗，已经吓得打嗝、驯顺地举起了双手的时候，他却扑向了德国兵。还有他曾经答应给送去子弹而没能及时给送到的那些同志，也是如此。

　　他动也不动地躺在铺板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人们给他吃的，他就吃，人们把缸子送到他的嘴边，他就喝。他不回答人们的问话，只是沉默不语。他甚至什么也不想：只是计算着自己所欠的债。

　　别人的牺牲换来了他的生存。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发现，殊不知这是战争的规律。正如死亡——这是一条普通的、必然的规律。你活了下来是因为别人保护了你，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并非抽象地、以推理的方式发现了这条规律：他是以切身的体验而发现它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是生命问题。

　　“该动一动啦，亲爱的中尉，”费奥多尔楚克说道，他不管普鲁日尼科夫是否听见他的话。“呶，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自己也该想想啦，准尉。”

　　准尉没有吱声，但是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行动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是，不顾疲劳地用砖头把那个通往地面的够缝死死堵上。他想的是活着，而不是战斗。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只要有东西填肚子，有这样一个僻静的、德国人没有发现的地下室就行。

　　“他很虚弱，”准尉叹着气。“我们的中尉很虚弱。你一次少给他些吃，雅诺夫娜。”

　　赫里斯嘉大婶一面由于怜悯而流着泪，一面喂他吃。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虽然对赫里斯嘉大婶那么建议，但是自己也不大相信那会起什么作用，他知道，中尉并不是躯体虚弱，而是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只有米拉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觉得她应当而且必须使这个人回到生活中来，使他讲话、行动和微笑。为了这一点，她给他取来了早已被大家遗忘的那件军大衣。也是为了这一点，她对谁也不解释，独自耐心地把门拱坍塌下来的一堆砖头一块块地搬开。

　　“喂，你干吗在那里弄得轰隆隆响？”费奥多尔楚克嘟嚷道，“好久没塌下来什么，你寂寞了吗？应当安安静静地活着。”

　　她一声不吭地继续干自己的活，终于在第三天满怀喜悦地从一堆破砖头底下拖出一只肮脏的、压扁了的手提箱。她那么顽强和不知疲倦地寻找的正是它。

　　“瞧！”她把箱子拖到桌前，高兴他说，“我记得它就放在门的旁边嘛。”

　　“原来你是找的这个，”赫里斯嘉大婶舒了口气，“唉，姑娘啊姑娘，你的那颗多情的心动的不是时候啊。”

　　“俗话说，心是由不得人的，只是——白搭，”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说，“他最好能及时忘掉一切：就这样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了。”

　　“多来一件衬衫是不碍事的，”费奥多尔楚克说，“呶，送去吧，站着干吗？也许，他会笑一笑，尽管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笑。他慢条斯理地仔细看了看离家前妈妈亲自给他放在手提箱里的东西：一条床单、两套单衣和一些照片。然后盖上了压歪了的、塌陷了的箱盖。

　　“这是您的东西。您的。”米拉悄声说。

　　“我记得。” 接着他把脸转向了墙壁。

　　“完了，”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完了。小伙子不中用了。”

　　他久久地、逗趣地奚落着，谁也没有制止他。

　　“呶，我们怎么办呢，准尉？应当决定：是躺在这座坟墓里还是另外哪一座？”

　　“有什么好决定的？”赫里斯嘉大婶迟疑他说，“已经决定了：我们在这里等着。”

　　“等什么？”费奥多尔楚克暴跳如雷，“我们等什么？等死？等寒冬？等德国人吗？我问等什么？”

　　“我们等红军来，”米拉说。

　　“等红军？……”费奥多尔楚克鄙夷地重复了一句，“傻丫头！瞧见了吧，你的红军：躺在那里不省人事。完啦！红军被打败啦！打败啦，懂吗？”

　　他声嘶力竭地喊，是为了让大家都听见。大家都听见了，但是都缄默不语。普鲁日尼科夫也听见了，也缄默不语。他已作了周密的考虑，下了决心，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家进入梦乡。他已经学会了等待。

　　当一切都已沉寂、准尉打起了呼嗜、三盏小油灯在入夜时已被熄灭了两盏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爬起身来。他坐了良久，倾听入睡的人们的呼吸声和等待着自己头晕能好一点。之后他把手枪塞进了衣兜，踞着脚走到放置准尉做的火把的搁板跟前，拿起了一个，但他并没有把火把点燃，而是摸索着向通往走廊的小洞孔走去。他不大熟悉这些走廊，没有光亮恐怕走不出去。

　　他什么也没有碰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弄出来，他已经善于在黑暗中不出声地移动自己的脚步了，而且相信谁也不会醒，谁也不会妨碍他。他认真地考虑了一切，权衡了一切，把一切作了一番概括，而这一概括使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在许多夜晚都微闭着眼睛睡觉的人，也象他今天倾听别人的呼息那样，倾听过他的呼吸。

　　普鲁日尼科夫终于通过狭窄的洞孔来到了走廊上，并且点燃了火把：火光从这里已透不进人们熟睡的掩蔽室里了。他把火把擎在头上，一面驱赶着硕鼠，一面顺着通道慢慢往前走。奇怪的是，硕鼠至今还使他害怕，因此他没有把火把熄灭，尽管他已经辨别了方向，知道往哪儿走了。

　　他来到逃脱德国人追逐时跃进的那个死胡同：这里至今还放置着子弹匣。他把火把擎高，照了照，发现洞口已被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用手摇晃了一下：砖头动也不动。这时他就将火把插在墙缝里，开始用两只手摇晃这些砖头。他只抽出了其中的几块，可其它仍凝然不动：哼，费奥多尔楚克干得可真不错。

　　普鲁日尼科夫弄明白入口已被彻底堵死了以后，便停止了徒劳无益的试图。他非常不愿意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做他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有可能误解他的决定，认为这是软弱或者精神错乱所致，这是他所不希望的。他宁愿就那么销声匿迹，不辞而别，那哪儿去都行，但是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就是说，人们将会对他任意猜想，会指责他的死，无可奈何地去处理他的尸体。事情必然如此，因为出口的被堵死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那种公正的判决。

　　这样想过以后，他摸出了手枪，拉了拉枪栓，犹豫了片刻，不知往哪儿打好，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带着脑浆涂地的头颅倒在这里。他左手摸了摸胸口：心脏跳得较快，但是很有规律，几乎是平稳地。他挪开了自己的手掌，把手枪举起，力图使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

　　“柯里亚！……”

　　倘若她喊的是任何一个别的词儿，哪怕还是以她适才的那种惊俱的声调喊出来，那他也会扳动枪机的。但她的呼叫是来自和平的世界，而这里，这里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如此惊惧地呼唤他的名字的妇女。他不由得垂下了手，为的是看看谁在呼唤。他的手总共才垂下一秒钟，她已经一破一拐地跑到了他的跟前。

　　“柯里亚！柯里亚，别这样！柯里奇卡，亲爱的！”

　　腿支持不住了，她跪了下来，使劲抓住他那握着枪的手。她把自己泪湿的脸紧贴在他的手上，不住地吻他那肮脏的、散发着硝烟味和死亡气息的军装袖子，她把他的手紧紧压在自己的胸脯上，紧紧地压着，忘记了羞涩，本能地感觉到，在那里，在姑娘的富有弹性的肉体上他是不会扳动枪机的。

　　“扔掉它，扔掉。我不放开你的手。不然你就先打死我。先把我打死。”

　　浸油的麻屑火把浓烟袅袅，昏黄的光焰照亮了他们。两个蜷曲的身影在向晦暗深处延伸的拱顶上晃动，普鲁日尼科夫听到了她的心跳声。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苦恼地问道。

　　米拉这才抬起了头：火把的亮光在泪水中散成了点点星火。

　　“你是红军，”她说，“你是我的红军。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怎能把我抛下呢？为了什么？”

　　她的这些漂亮的话并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使他窘迫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感到，原来他对别人还有用处，有人还需要他，需要他成为保护人，成为朋友，成为同志。

　　“放开我的手。”

　　“先把枪扔下。”

　　“它已子弹上膛。会走火的。”

　　普鲁日尼科夫把米拉扶了起来。她站起以后依然紧紧贴在他身上，准备随时抓住他的手。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枪的保险关上了，松开了枪机，接着把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他随即拿起火把。

　　“我们走吧？” 她走在他的身旁，扯着他的手。走近小洞孔时，她停了下来：

　　“我对谁也不说。就连对赫里斯嘉大婶也不说。”

　　他默默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就象抚摩着一个小姑娘似的。接着他把火把在沙土里熄灭了。

　　“晚安！”米拉往小洞孔里钻时悄声对他说。

　　继她之后，普鲁日尼科夫也钻进了掩蔽室，准尉还是那么鼾声大作，小油灯依然青烟袅袅。他走到自己的铺板，盖上了军大衣，本想考虑一下往后怎么办，但却睡着了。睡得很熟，很平静。

　　清晨，普鲁日尼科夫跟大家一起起床了。他一面聚神凝思，一面把他躺了许多昼夜的铺位收拾干净。

　　“完全康复了吗，中尉同志？”准尉问了一句，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能弄到水吗？哪怕只弄三杯。”

　　“有水，有！”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忙碌了起来。

　　“帮我倒一下水，沃尔科夫，”普鲁日尼科夫多少天来第一次把贴身穿的汗渍斑斑的军衣脱了下来：汗背心早就被撕成绷带了。他从压瘪了的手提箱里取出了衣服、肥皂和毛巾。

　　“米拉，帮我把衬领缝在军衣上。”

　　普鲁日尼科夫钻进了地下通道，认真地洗了好久，一面洗一面老是在想他浪费了水，而且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浪费。

　　洗罢回来，他拿出当时不是为了急需而是为了备用，在军校军人服务部里买来的那把新的保险刀，仍然那么默默无语地、仔细地同时也是笨拙地刮起脸来。由于不习惯于刮脸，所以脸刮破了。接着，他用花露水抹了抹他那瘦削的脸，穿上了米拉递给他的军衣，把皮带紧紧地束在腰间。他坐到了桌前——细长的孩子般的脖颈从显得肥大的领口中抻了出来。

　　“汇报一下吧。”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尉迟疑地间道：“汇报什么？”

　　“一切，”普鲁日尼科夫说得既生硬又简短：劈头盖脑。“我们的人在哪儿，敌人的位置。”

　　“这——明摆着……”准尉不知所措了，“都知道，敌人在顶上。而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知在哪里。”

　　“根据什么说不知在哪里？”

　　“都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费奥多尔楚克板着脸说，“在地底下。德国人在上面，而我们的人在下面。”

　　普鲁日尼科夫没去理睬费奥多尔楚克的话。他象同自已的副手那样同准尉说话，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这一点。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负疚地叹了口气：“没有派人出去侦察。”

　　“我猜到了。我问的是：为什么？”

　　“这叫我怎么说呢。您生病了。而我们把出口堵死了。”

　　“谁堵的？”

　　准尉不吱声了。赫里斯嘉大婶想解释一下，但是米拉拉住了她。

　　“我问——谁堵的？”

　　“呶，是我！”费奥多尔楚克大声说。

　　“不明白。”

　　“我。”

　　“还是不明白，”普鲁日尼科夫依然以那种声调说道，没有看他一眼。

　　“上士费奥多尔楚克。”

　　“好吧，上士同志，把通往外面去的路打通，一个钟头以后您来向我报告。”

　　“白天我不想干活。”

　　“过一个钟头您来汇报执行的情况，”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我命令您忘掉‘我不想’、‘我不能’、‘我不愿意’之类的词儿。在战争结束之前把它们统统忘掉。我们是红军的一个班。一个普通的班，仅此而已。”

　　一个钟头以前他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他明白，必须说一说。他有意拖延这一分钟，为的是要么使大家都各就各位，服从他的调动，要么失去他对这些人的指挥权利。为此他才着手洗澡、换衣服、刮脸：他为这次的谈话在思考和做着准备。他准备继续把仗打下去，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昨天的一切是他注定要去经受的，这一切都永远留在昨天了。

第二章

　　那天，费奥多尔楚克执行了普鲁日尼科夫的命令，把通往外面的路打通了。夜间，他们兵分两路做了极其详细的侦察，一路是普鲁日尼科夫和红军战士沃尔科夫，另一路是准尉和费奥多尔楚克。要塞仍然屹立，对射的火力偶尔还在咆哮，但是战斗离得较远，在穆哈维茨河对岸，同自己人取得联系没能获得成功。两路人都空手而回，既未遇上自己人，也未碰到敌人。

　　“尽是死人，”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叹息道，“我们的弟兄死了很多。唉，真多！”

　　普鲁日尼科夫白天又去侦察了一次。他对同自己人取得联系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知道，幸存下来的一股股零散的保卫者们已退到深邃的地底下去了。但是他认为他应当找到德国人，了解他们在要塞废墟上的位置、联络和推进的方式。他应当这样做，否则他们的极为有利和保险的阵地便是毫无意义的了。

　　他亲自作了这次侦察，深入到杰列斯波里大门，并在那里废墟上隐蔽了一昼夜。德国人进入要塞正是通过这座大门，他们每天早晨，在同一时刻有规律地从这儿经过。晚上，布下严密监视的巡逻哨后，同样按时地退出。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策略有了改变：他们已不急于进攻，而是搜寻抵抗点，将它包围，用火焰喷射器去加以消灭。这些德国兵的个头看上去比普鲁日尼科夫交过手的要矮些，他们的冲锋枪也明显少了些：卡宾枪成为他们的常规武器。

　　“或许是我长高了，或许是德国人缩短了，”晚上普鲁日尼科夫开玩笑说，神情并不愉快。“敌人那里似乎某种东西改变了，但究竟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明天我跟您一起去，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我希望您也去瞧瞧。”

　　天亮以前，他跟准尉一起摸到了第八十四团那烧毁了的、坍塌的兵营内，因为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非常熟悉这些兵营。他们事先就分布好了位置，可以说考虑了观察的方便。普鲁日尼科夫观察布格河两岸，准尉——霍尔姆斯基大门附近要塞的内部地段。

　　清晨，天空晴朗，周围静悄悄，只是偶尔在靠近外围的柯勃林防御工事那儿会突然响起疯狂的扫射声。常常是猛然响超，又猛然消逝，普鲁日尼科夫怎么也弄不明白，是德国人为了以防万一而向暗炮台打枪呢，还是什么地方仍然有要塞的最后一批保卫者在坚守自己的阵地。

　　“中尉同志！”准尉悄声呼唤，神色有点紧张。

　　普鲁日尼科夫凑到他的身旁，仔细一瞧：一横列德国冲锋枪手几乎就出现在眼前。他们的模样、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神态——对什么都冷漠无情的普通德国士兵的神态，——一切都普普通通。德国兵的个头并未缩短，并未变矮，他们还是象普鲁日尼科夫中尉脑子里所记得的那副长相。

　　三个长官走近了这一横列士兵。响起了短促的口令声，授予从队伍里跨前一步的士兵们。

　　“是在颁发勋章，”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火线授勋。嘿，你这德国狗杂种，我让你瞧瞧勋章……”

　　这是他忘记了他不是独自一人，忘记了出来的任务不是战斗，忘记了背后是一片废墟——地势很不利。此时他想起了被这些站在检阅队伍里静候十字勋章的高个子大兵们所杀害的人们。想起了被打死的、创伤折磨死的和变疯了的人们。想起了这些人，他不由得端起了冲锋枪。

　　短促的几排子弹几乎就在离敌人十步远的近处发射了出去。颁发勋章的那个长官应声倒下，他的两个助手也倒下了，还有刚受勋的大兵之一也倒了下去。然而这些大兵不是无缘无故地获得了勋章：他们只慌乱了片刻，不等普鲁日尼科夫扫射停止，队伍就疏散和隐蔽了起来，紧接着所有的冲锋枪都朝废墟上猛烈地射击了。

　　要不是有准尉在，他们当时是不可能活着撤出来的：德国人象发了疯似的，什么也不怕，很快就把那里团团包围。但是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早在和平时期就已熟悉这里的地形，所以才得以带着普鲁日尼科夫撤出来。还在德国冲锋枪手朝兵营废墟上每一个瓦砾堆扫射的时候，他们就利用敌人射击、逃窜和慌乱之际，穿过大院钻进自己的那个小窟窿里去了。

　　“德国人并没有变，”普鲁日尼科夫试图笑一笑，但是他那焦渴的喉咙里发出了嘶哑的声音，他立即抑制了笑。“如果没有您，准尉，那我就完蛋了。”

　　“只有准尉们才知道通往团部的那道门，”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舒了口气，“瞧，这就是说，这道门还派上了用场哩。”

　　他艰辛地把靴子脱了下来：包脚布被血泡得鼓了起来。赫里斯嘉大婶惊叫了一声，两手直摆。

　　“不碍事，雅诺夫娜，”准尉说，“我知道，不过是擦破了点皮肉。骨头没伤着。骨头没受伤，这是主要的：洞洞是能够长好的。”

　　“再说这都是为了什么？”费奥多尔楚克生气地问道，“打几枪，跑一阵——这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么一来战争就会结束得早一些吗？不，不是战争，而是我们自己将会完蛋得早一些。战争，它到了自己的时辰必定会结束，可我们……”

　　他沉默了，当时大家也都默不作声。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大家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激情，只不过不想跟那个垂头丧气的上士去进行辩论而已。

　　第四天，费奥多尔楚克不见了。那天他磨磨蹭蹭，很不乐意出去侦察，普鲁日尼科夫迫不得已怒斥了他一顿。

　　“好吧，我去，我去，”上士嘟嘟囔囔地说，“侦察来侦察去，有什么用呢，当……”

　　他们出去潜伏了一整天：从拂晓到黄昏。普鲁日尼科夫总想在过渡到采取战斗行动之前，尽可能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了如指掌。费奥多尔楚克是黎明前出发的，但直到夜里也没有返回，惴惴不安的普鲁日尼科夫决定往上士失踪的方向去找寻。

　　“把冲锋枪留下，”他对沃尔科夫说，“带上卡宾枪①。”（注：①卡宾枪属于一种步枪，比冲锋枪射程远）

　　这是他第一次在前去执行任务时，命令自己的副手带上卡宾枪，他自己带的是冲锋枪。他不相信任何预感，尽管带着步枪匍匐前进很不方便，但他下了这样的命令，后来也没有为此而后悔。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对俯首听命的沃尔科夫低声呵斥，让他别弄出声响，别把枪口戳出去。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恼火，全然不在于步枪，而是由于一点儿也没发现上士费奥多尔楚克的踪迹。

　　当他们潜入杰列斯波里拱门顶上那半坍塌的炮塔里时，天已经亮了。根据先前的观察，德国兵是不往炮塔上登的，普鲁日尼科夫指望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向四周仔细窥察，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发现上士。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受了伤的或者是死了的，只要找到了就能使人放心，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比什么都糟。

　　沃尔科夫奉命盯着布格河对岸和河上的桥，普鲁日尼科夫仔细察看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那里依然是尸体遍地，横七竖八。普鲁日尼科夫对每一具尸体都细细地打量，力图从远处辨别清楚，那是不是费奥多尔楚克。然而，哪儿也没有费奥多尔楚克，——那都是些陈尸，已经明显地开始腐烂了。

　　“德国人……”

　　沃尔科夫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只是由于他自己就时刻料想着这些德国人会出现。他小心地转过去，向外瞧了一眼。

　　大约有十个德国兵站在对岸的桥头上。他们自在地站在那里：叽哩呱啦，又说又笑，眼睛望着河对岸的什么地方，不停地招手。普鲁日尼科夫伸长了脖子，斜眼往下一瞧，差不多就在紧靠炮塔墙根的地方，他看到了他曾想到过、但又担心会看到的事情。

　　费奥多尔楚克由炮塔沿着桥向德国兵走去。他举着两手往那里走，手里的一条白纱巾随着他那笨重、平稳的步伐的节奏在飘动。他是那么坦然、那么沉着和那么从容地走去当俘虏，仿佛是在繁重、无聊的劳动之后返回家去似的。他的事个身心都流露出那么一种忠心效劳的决心，以致德国人不用开口也就了解了他，他们边说边笑地等待着他，连肩上的步枪也没有取下来。

　　“是费奥多尔楚克同志，”沃尔科夫惊异地说，“是上士同志……”

　　“同志？……”普鲁日尼科夫看也没看沃尔科夫就伸过手去：“给我步枪。”

　　沃尔科夫习惯性地慌了起来，但又突然发愣了。他咕嘟一声咽了一口什么。

　　“干吗？”

　　“把枪给我！快点！”

　　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走近了德国兵，普鲁日尼科夫着急了。他的枪法很准，但正是在现在这种怎么也不能打偏了的时刻，他却反枪机扳得太猛了。他这所以扳得太猛，是因为他看到费奥多尔楚克已经从桥上走了过去，离德国人只有四步远。

　　子弹打在上士身后的泥地上。不知是德国人没有听见这单发的枪声，还是根本没把它当加事儿，他们依然谈笑凤生。可是对费奥多尔楚克来说，背后响起的这一枪声是冲他而去的：他那宽阔的、刹时变湿了的、被军装紧绷着的脊背正等待着射去的子弹。听到枪响，他向旁边一窜，扑到在地，迅速向德国兵爬去，而德国兵一面开心地笑着，一面往后退着躲开他。他一会儿伏在地上，一会儿东奔西窜，一会儿爬，一会儿跪在那里，把握着破纱巾的两手伸向德国人。第二颗子弹在他跪着的时候打中了。他向前趔趄了一下，蜷缩一团，但还继续往前爬，嘴里可怕地、令人不解地喊着什么。德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还在捧腹大笑，拿这个如此想活下去的魁梧大汉开心。他们任何人的脑子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因为后来的三发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是象在军校打靶场上那样快速射击的。

　　当普鲁日尼科夫和惊慌失措的沃尔科夫已经到了底下，到了被炸毁的空旷的掩蔽室里的时候，德国人发射出杂乱无章的回击枪声。头上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沃尔科夫企图钻进一道罅缝里去，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扶起了他，接着他们又往什么方向跑去，时而卧倒，时而匍匐，终于穿过了大院，滚进一辆打坏了的装甲车后头的弹坑里。

　　“好一个败类，”普鲁日尼科夫气喘吁吁他说，“他——一个败类，叛徒。”

　　沃尔科夫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惶恐地望着他，摸不着头脑地慌忙点头。普鲁日尼科夫却说个不停，老是重复同样的话：“叛徒。败类。打着白头巾走去的，看见了吗？挺干净的纱巾，大概是从赫里斯嘉大婶那里偷去的吧，为了自己的那条狗命，他会出卖一切。连你和我他也会出卖。无耻败类。打的是纱巾吧？看到了吗？你看到他是怎样走过去的吗，沃尔科夫？他是那么坦然，看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想把话说出来，只是由于不说憋得慌。他打死过许多敌人，但从来没有感到需要解释些什么。可这一次他无法沉默。打死了一个常与他同桌共餐的人，他没有感到良心的苛责。相反，他感到了一种大快人心的振奋，因此说啊说啊，不停地说。

　　四一年五月应征入伍的一年兵瓦西亚·沃尔科夫，一边听一边顺从地点着头，但他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他认为，德国士兵毕竟也是人，不能朝他们开枪，至少在接到命令之前是如此。他，瓦西亚·沃尔科夫，第一次看到的死，是这样一个人的死，这个人在他短短的、和平而宁静的一生中，与他共同度过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正是这个人，他了解得比谁都多，因为还是在战前他们就在同一个团里服役，睡在同一个兵营里。这个人经常唠唠叨叨地教他摆弄武器，请他喝过糖茶，还常常在枯燥乏味的执勤之际允许他稍稍睡上一会儿。

　　而现在这个人躺在对岸，俯伏而卧，脸拼命往地里钻，前伸的两臂把纱巾紧紧攥在手里。沃尔科夫不愿意把费奥多尔楚克往坏处想，尽管他不明白，上士为什么要到德国人那里去。沃尔科夫认为，费奥多尔楚克既然这样做，就必有其原因，而在往他背上打枪之前，应当首先把这些原因调查清楚。可是这个瘦瘦的、可怕的和令人捉摸不透的中尉，这个从别处来的中尉，什么也不想弄清楚。自从他来到他们这里，一开始就进行威胁，扬言要枪毙人，用手枪指指点点。

　　想到这里，沃尔科夫除了孤独，什么感觉也没有，而这种孤独感又非常折磨人，也由不得人。它妨碍沃尔科夫去意识到自己是人，是战士，它在他和普鲁日尼科夫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沃尔科夫害怕自己的这位指挥员，不了解他因而也不相信他。

　　德国人穿过了杰列斯波里拱门，出现在要塞里，他们人数很多，差不多有一个排。起初他们是排着队，但是马上分散了开来，向靠近杰列斯波里拱门的所有环形兵营的掩蔽室扫荡：从那里很快就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火焰喷射器所发出的呼呼的燃烧声。敌人根本不是朝普鲁日尼科夫这个方向搜寻，但普鲁日尼科夫没有来得及为此而高兴，因为从那同一个拱门里又出现了另一队德国兵。他们马上形成了一条拉网，向三百三十三团兵营的废墟推进。那里同样响起爆炸的轰呜声和火焰喷射器发出的强劲的火流声。

　　正是这一队德国兵，迟早会朝他们搜来。应当立即撤退，但不是退到自己人那里，不是退到通往地下的那个洞口，因为大院里的这一地段的活动很容易就被敌人发现。应当向远处退，退到教堂后面的那些兵营废墟上去。

　　普鲁日尼科夫详细他讲给沃尔科夫听，应当往哪儿退和怎么个退法。沃尔科夫默默地、顺从地听着，一句也没有反问，什么也没有想弄清楚，甚至连头也没有点过。这使普鲁日尼科夫很不高兴，但他没有花时间去盘问。战士手中没有了武器（他的步枪，普鲁日尼科夫自己把它扔在那边了），感到不自在，因而可能有点恐惧了。为了给他壮壮胆子，普鲁日尼科夫向他挤了挤眼睛，甚至还微微一笑，但不论是挤眼还是微笑都显得那么勉强，简直可以吓坏比沃尔科夫胆子大一点的人。

　　“好啦，会给你弄到武器的，”普鲁日尼科夫赶忙收敛笑容，皱着眉头嘟嚷了一句，“前进。到下一个弹坑。”

　　他们以短促的跃进方式跑过了空旷地段，隐匿在废墟堆里。这里称得上是安全的地方，可以稍事休息和观察一下了。

　　“在这里敌人发现不了我们，别害怕。”

　　普鲁日尼科夫又微微一笑，沃尔科夫依然没有吱声。他平时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在意，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萨里尼科夫，于是叹了口气。

　　废墟远处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喧哗声，隐隐的说话声和脚步声，那儿并不是留驻德国搜捕队的后方，而是不该出现德国人的前方。根据声音判断，那里人很多，既然他们没有隐蔽，那就不会是自己人。很可能是又一支什么德国部队向这边移动。普鲁日尼科夫警惕了起来，想弄明白它的去向。然而哪儿也没有出现人影儿，可莫名其妙的噪声，说话声和脚步的拖沓声，却继续响个不停，既不移近也不远去。

　　“你呆在这里，”普鲁日尼科夫说，“在我回来之前，你就坐在这儿，别探头探脑。”

　　这一次沃尔科夫还是没有吱声。他仍然以自己那惶恐的、奇异的目光瞧了中尉一眼。

　　“在这里等着，”普鲁日尼科夫看到他的这种眼神又说了一句。

　　他猫着腰悄悄地穿越废墟。沿着破砖堆迂回行进，他没有碰响一块破砖碎瓦，每跑过一块空旷的地段，他就先停下来屏住气听听动静。他向发出奇怪的拖沓声的地方走去，这时这种拖沓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普鲁日尼科夫已经猜到，有人在那里，在废墟的对面走动。他猜是那么猜，但自己还不敢相信。

　　他的膝头擦着碎砖和硬似石头的灰泥凝块的棱角，爬过了最后的几米。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爬了进去，把冲锋枪的保险扳开，开始往外观察。

　　要塞大院里人们在干活。把行将腐烂的尸体扔进很深的一些弹坑里，然后盖上碎砖头和沙土。既不查看死者，也不取走他们的证件或者摘下他们胸前的勋章。人们不慌不忙地、疲惫不堪地、冷漠无情地干活。还没有瞧见看守人时，普鲁日尼科夫就明白了——这是一些俘虏。他在往这里来的路上曾经想到过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这种猜测，并担心自己会在三步远的近处亲眼目睹穿着他所熟悉的、感到亲切的服装的自己人——苏维埃人——充当了俘虏。是苏联人，但已经不是自己人，他们已由于“俘虏”这一可恶字眼而与他，苏联红军中尉干部普鲁日尼科夫，远远分隔了开来。

　　他观察了他们许久。看他们怎样干活：无间歇地和冷漠地，象机器人似地。看他们怎样走路：弓着背，一步一拖，真象是突然老了三倍。看他们如何呆滞地盯着自己的前方，甚至想都不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何方。看那为数不多的看守如何懒洋洋地向他们投去几瞥。他观察着，但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俘虏为啥不分头逃跑，为啥不想离开这里、躲藏起来、重新获得自由。普鲁日尼科夫未能对此找到解释，他甚至这样想过，德国人是否给俘虏们注射过什么药针，从而把昨天的生龙活虎的战士变成了头脑迟钝、不再向往自由和战斗的、唯命是从的人。这样一种推测尽管使他对自己目睹的一切找到了解释，但却使他感到与自己对苏联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的观念格格不入。

　　普鲁日尼科夫对这些俘虏们莫名其妙的消极性和奇怪的驯服态度给自己作出解释以后，便多少对他们改变了看法。他有点儿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宛如可怜和同情重病在身的人们。他想到了萨里尼科夫，开始在这些干活的人们当中寻找他，但是没有找到——这使他非常高兴。他不知道萨里尼科夫是否还活着，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他，这就意味着，敌人未能把他变成驯服的工具。然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他熟悉的，块头很大、行动迟缓、兢兢业业的人，普鲁日尼科夫看到了他以后，苦思冥想，一直在回忆，到底这个人是谁。

　　块头很大的那个俘虏，象故意似地就在离普鲁日尼科夫两步远的地方走动，用一把很大的平头铁锨耙集砖头瓦块。他就在普鲁日尼科夫身旁，就在他耳边耙集，可他怎么也不把脸转过来……

　　但即使是这样，普鲁日尼科夫也认出了他。他想起了教堂里的战斗，想起了夜间从那里的撤退，一下子记起了这个战士的姓名。这个战士是从地方上来的新兵，他曾后悔自愿由十月提前到五月来部队服役，萨里尼科夫当时以为，他在那次意外的夜间冲突中牺牲了。这一切，普鲁日尼科夫都记忆犹新，等到这个战士又一次靠近他藏身的小洞穴时，他呼唤道：“普里日纽克！”

　　宽阔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背向前弯得更低了。它惊恐地和驯顺地凝然不动了。

　　“是我在这里，普里日纽克，是普鲁日尼科夫中尉。记得吗，在教堂里？”

　　俘虏没有转过身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听到了自己过去的指挥员的声音。他只是把脑袋耷拉在铁锨上方，把紧绷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军衣的宽阔的脊背对着洞穴。这个脊背此时只是在等待：它是那么紧张，那么弯曲，那么凝然不动。普鲁日尼科夫一下子明白了，普里日纽克是怀着惊恐的心情在等候射去的子弹，而他那无遮掩的宽阔的脊背之所以驼着，之所以那么驯顺，正是因为它早已习惯于等候每时每刻都会射去的子弹。

　　“你看到过萨里尼科夫吗？在俘虏中间你见过萨里尼科夫吗？你说吧，这里没有别人。”

　　“他在病房里。”

　　“在哪儿？”

　　“在俘虏营病房里。”

　　“他病了还是怎么了？”

　　普里日纽克不吭声了。

　　“他怎么啦？为什么在病房里？”

　　“指挥员同志，指挥员同志……”普里日纽克贼头贼脑地转身看了一眼，突然悄声说道，“别伤害我，指挥员同志，求求上帝，别打死我。我们只要好好干活，努力干，将来就会释放我们。而地方上来的，一律放回家去，答应了，说一定放我们回家……”

　　“行啦，别罗嗦啦，”普鲁日尼科夫怒不可遏地打断了他的话，“那你为他们干好啦，等着放你口家吧，不管怎么说你也不是人。但是有一桩事需要你去做，普里日纽克，要不你就去做，要不我现在就把你他妈的枪毙。”

　　“别伤害我……”俘虏哭声哭气他说，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已经遏制住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了。

　　“你做不做——我在问你？要不这样，要不就那样，我不是开玩笑。”

　　“可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我是个没有行动自由的人。”

　　“把手枪交给萨里尼科夫。交给他，对他说，让他要求到要塞大院来干活。明白了吗？”

　　普里日纽克不作声。

　　“假若你不交给他，那你就等着瞧吧。即使你钻到地底下，普里日纽克，我也能找到你。接住。”

　　普鲁日尼科夫把手一扬，手枪正好扔到了普里日纽克的铁锨上。当这支手枪当哪一声碰在铁锨上的时候，普里日纽克猛地窜到一旁，拔腿跑了起来，边跑边喊：“到这边来！到这边来！这里有人！德军先生，到这儿来！这里有个中尉，苏联中尉！”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一时间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当他醒悟过来时，普里日纽克已跑出了射程以外，俘虏营的看守们向这个小洞穴奔来，钉着铁掌的皮靴橐橐直响，第一发信号枪弹已发射到空中。

　　往后退，退到没有武器、吓慌了神的沃尔科夫躲藏的那个地方是不可能的，普鲁日尼科夫拔腿朝另一方向跑去。他没打算回击，因为德国人很多，他只是想甩掉追逐他的敌人，躲进某个掩蔽室里，在那里趴到天黑。夜里再去寻找沃尔科夫，返回自己人那里去。

　　他轻易地溜掉了：德国人不怎么乐意往黑咕隆哆的地下室里去搜索，在废墟上乱闯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他们在背后放了一阵枪，呐喊了一阵，往空中打了一颗信号弹，但普鲁日尼科夫看见这颗信号弹时，自己已置身于安全的地下室里了。

　　这时他有充分的时间想一想了。但即使是在这里，在地下室的晦暗里，普鲁日尼科夫也不能去想到被他打死的费奥多尔楚克，不能去想到惊慌失措的沃尔科夫和俯首听命、腰弯背驼的普里日纽克。他之所以不能去想他们，不是由于他不愿意去想，而是由于他需要刻不容缓地去想一件完全属于另外的、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关于德国人。

　　今天，普鲁日尼科夫又没有搞清楚他们。他观察不出他们是那些蛮勇、自信、年轻的亡命之徒，那是在冲锋时很固执、在追击时咬着不放、在肉搏时很顽强的人。不，倘若他们是那些在这之前跟他交过手的德国人，那就不会在普里日纽克呼喊之后让他活着溜掉了，就不会那么站在毫无遮掩的河岸上，等候一个举着手向他们走去投降的红军战士，就不会在第一声枪响之后再哈哈大笑了。也许，他们也不会让他和沃尔科夫在打死了费奥多尔楚克之后不受惩罚地逃之夭夭了。

　　那些德国人，这些德国人……普鲁日尼科夫什么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就认为攻打要塞时期的德国兵与今天的德国兵之间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可能性是，那些骨干分子，那些“勇往直前”的德国兵被调出了要塞，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种类型。另一种作战风格的德国兵。他们不善于表现主观能动性，他们不喜欢冒险并且对晦暗的、不时射击的地下室明显表现出畏俱。

　　得出这种结论以后，普鲁尼日科夫不仅兴奋了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狂妄了。他作出的这种推断还需要感官经验的检验，因此普鲁日尼科夫有意识地做了先前任何时候都不会冒昧去做的事情：他故意把靴子跺得橐橐直响，大摇大摆地向出口走去。

　　他就这样走出了地下室：只是手中的冲锋枪处于待射状态。入口处没有德国人，这又一次证实了他的猜想，使他把敌人的情况看得更简单了。现在应当作一番考虑，应当限准尉合计一下，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制订他们自己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新的策略。

　　普鲁日尼科夫一边思考着，一边远远绕过了俘虏，这时依然可以听到废墟后面沉闷的脚步声，他走近刚才从另一头进入、随后把沃尔科夫留下的那块地方。普鲁日尼科夫熟悉这些地方，他学会了在废墟上迅速而又准确地辨别方向，他径直向沃尔科夫藏身的那一方倾斜的砖头凝块走去。砖头凝块还在那里，但是它的底下和周围都不见沃尔科夫的踪影。

　　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摸了摸这方砖块，他爬遍了邻近的地方，检查了每一个掩蔽室，甚至还冒着风险多次呼唤过这个失踪的初出茅庐的、有一双奇异的几乎眨也不眨的眼睛的年轻战士，但哪儿也找不到他。沃尔科夫的失踪很奇特，不可思议：既不见衣服的破片，也不见一滴血迹，既没有喊声也没有叹息声。

第三章

　　“莫非由于你撂倒了费奥多尔楚克，”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叹了口气，“小伙子可怜那个家伙。他跑了，中尉同志，这小伙子大概从小没受过那样的惊吓。”

　　打这以后，沉静的瓦西亚·沃尔科夫，大家还回想过几次，可是关于费奥多尔楚克，却再也没有谈起过。仿佛不曾有过他，仿佛他不曾坐在这张桌前吃过东西，不曾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睡过觉。只是米拉，有一次她跟普鲁日尼科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问起过：“你枪毙了他？……”

　　她嗫嚅地说出了这句话。“枪毙”这个词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不是她家里的常用语。在家里经常谈论的是关于孩子和面包、工作和疲劳、劈柴和土豆。还有那绵绵缠身的疾病。

　　“你枪毙了他？”

　　普鲁日尼科夫点了点头。他明白，她这样问是可怜他，而不是可怜费奥多尔楚克。她可怜他，是担心他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而背上包袱，尽管普鲁日尼科夫本人丝毫也没感到有任何的包袱，他只是觉得累了。

　　“我的天哪！”米拉叹了口气，“我的天哪，你的孩子们都要发疯了！”

　　她以长辈的口吻说话，既痛心又平静。也象长辈似地把普鲁日尼科夫搂向自己，在他额头和两只眼睛上但然地连吻了三次。

　　“我来承担你的痛苦，我来替你生病，我来忍受你的不幸。”

　　哪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可孩子是很多的，当年吃不饱的孩子非常之多，因此妈妈把已身的痛苦、已身的疾病置之不顾，关心的是他人的疾病和他人的痛苦。她教诲自己所有的女儿不要首先想到自己的不幸。对米罗奇卡她也是这样教育的，尽管在这种时刻她总是叹气：

　　“你一辈子都要想到别人的疾苦，这样你就不会有自己的痛苦了，孩子。”

　　米拉从小就培养了这种看法，认为自己命里注定去为比她幸福的姐妹们操劳。既然有这种想法，她也就不再感到痛苦了，因为她虽然是一个谁也不会对其倾心的残废姑娘，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倒也使她有自己的优越一面，首先是——有自由。

　　赫里斯嘉大婶老是在地下室里来回走动，把硕鼠啃过的面包干数来数去。她一面清点，一面念叨：“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人。”

　　近来她行动困难了。地下室里潮湿、阴冷，她的两条腿浮肿了，再加上她本身由于见不到阳光、活动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因而变得浑身无力、常常失眠和气喘。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垮了下来，她也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会一天天恶化，因而思忖着离开这里。夜里她常常偷偷哭泣：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米拉姑娘，因为不久她就要一个人留下来。那时，米拉就再也感不到慈母般的爱抚，再也听不到女人对她的安慰话了。

　　赫里斯嘉大婶自己就曾经是个孤寡女人。她的三个孩子小时候就夭折了；丈夫出外谋生，从此杳无音信，房子被霸去抵债了。为了不致饿死，赫里斯嘉大婶几经周折来到了布列斯特。红军到来之前，她给人当佣仆，勉强度日。正是这红军——愉快的、慷慨的、和善的——给赫里斯嘉大婶生平第一次带来了有保障的工作，使她有了富裕生活，有了同志和集体宿舍。

　　“那——简直是天兵，”赫里斯嘉大婶对布列斯特市场上那些爱看热闹的人们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你信就析祷吧，当家人。”

　　她自己早就不祈祷了，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相信它，而是因为她受了委屈。她对于剥夺了她的孩子和丈夫的这一天大的不公平，感到委屈，从此她再也不祈祷上苍了。即使是现在，当地已感到自己行将就木了的时候，她也竭力控制自己，尽管她非常渴望为红军，也为那个年纪轻轻的中尉，也为那个被自己的犹太上帝如此残酷欺凌的姑娘祈祷。她整个脑海都充塞着这些思绪、内心斗争和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的等待。她仍然按照多年的习惯干着活，把什么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不再去谛听地下室里人们的谈话了。

　　“您认为是不是来了另一种德国人？”

　　由于持续的寒冷，准尉那受伤的脚疼痛难忍。它肿得厉害，火烧火燎，但是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对谁也没有说起过。他对自己的体质十分自信，认为既然骨头没有伤着，那么伤口必然会自己长好。

　　“他们为什么没有在我背后追呢？”普鲁日尼科夫思忖着，“他们一向穷迫不放，怎么这次竟然把人放走了。为什么？”

　　“也许不是换了一批德国人，”准尉想了想说道，“有可能他们是接到了命令，不许往地下室里乱闯。”

　　“这是有可能的，”普鲁日尼科夫舒了口气，“只是我应当了解。了解他们的一切。”

　　休息了片刻以后，他又爬到上面去找神秘失踪的沃尔科夫。他又忍受着灰尘、尸体臭气的窒息往前爬，不时悄声呼唤、侧耳谛听。但没有回应。

　　一个意外的遭遇发生了。两个德国兵若无其事地边聊天边从一堵完整的墙壁后面向他走来。卡宾枪背在他们的肩上，但即使枪握在他们手中，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也来得及先发制入。他已经培养自己具有闪电般的迅速反应，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至今安然无恙。

　　一个偶然情况救了第二个德国兵一命，也险些儿使普鲁日尼科夫首先丧生。普鲁日尼科夫的冲锋枪射出了短促的一排子弹，头一个德国兵倒在砖头上，这时普鲁日尼科夫的冲锋枪，子弹卡壳了。当普鲁日尼科夫慌忙拉枪栓的时候，第二个德国兵本可以结果了他或者逃之夭夭，但这个德国兵没有这样做，反而跪在地上。他服服帖帖地等候普鲁日尼科夫打落卡壳的子弹。

　　太阳早已西沉，但是天还明亮，这两个德国兵今天不知由于什么耽搁了一步，没能及时离开这个死寂的、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走晚了，落得这种下场：一个已经停止了抽搐，另一个耷拉着脑袋跪在普鲁日尼科夫面前，默不作声。

　　普鲁日尼科夫保持缄默。他知道，他不能把跪着的这个敌人枪杀，但某种东西又妨碍他倏而转身溜走，消遁在废墟里。妨碍他的还是那个问题，它一点也不亚于失踪的战士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变成了那种样子，瞧这一个，那么乖乖地跪了下来。他不认为自己的战斗已经结束，因此必须了解敌人的一切。而答案——不是猜测，不是推断，而是准确的、真实的答案！——此时就在眼前，就在等候着处死的这个德国人那里。

　　“柯姆①，”（注：①“柯姆”，德语音译，意思是“走！”）——普鲁日尼科夫说，用冲锋枪指了指方向。

　　路上，这个德国兵对普鲁日尼科夫说了些话，并不时回顾，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没有时间去回想这些德国话的意思。他驱赶着俘虏抄最近的路向洞口走去，感到随时都可能有枪响、追逐、呐喊。德国兵弓着背，在前头一溜小跑，使劲把脑袋缩进狭窄的普通的肩头里。

　　他们就这样穿过了大院，终于来到地下，德国兵第一个钻进灯光幽暗的地下室。当他瞧见胡子拉碴的准尉和两个妇女坐在桌前时，不禁为之一征。他们也愣住了，惊奇地打量着这个驼背、惊恐、远不年轻的德国人。

　　“抓了个‘舌头’，”普鲁日尼科夫说，带着孩子式的得意神情望着米拉。“这下子我们就可以把一切谜底解开了，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

　　德国兵如哭如诉，呜呜咽咽说不出话来。他把两只颤抖不已的手伸出来，一会儿让准尉、一会儿让普鲁日尼科夫瞧他的手掌。

　　“我一点也不懂，”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他说，“他想说什么。”

　　“他是工人，”准尉领悟道，“您瞧见了吗，他把手伸给我们看？”

　　“良格扎姆①，”（注：①“良格扎姆”：德语音译，意思是“慢点！”）普鲁日尼科夫说，“比泰②，良格扎姆。”（注：②“比泰，良格扎姆”：德语音译，意思是“请慢点：”）

　　他努力回想着德语，但只记起个别单词。德国兵连忙点头，并一字一板他说了几个句子，但是突然樱樱啜泣起来，又哇啦哇啦说得很快。

　　“吓坏了，”赫里斯嘉大婶说，“哆嗦得活也说不清楚。”

　　“他说他不是士兵，”米拉忽然说道，“他是个守卫。”

　　“你懂他们的话？”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惊讶地问。

　　“多多少少。”

　　“这么说，他不是士兵？”普鲁日尼科夫皱了皱眉头，“那他在我们要塞里干什么？”

　　“不失（是）什（士）兵！”德国兵大声说道，“不失什兵，不失（是）国防军。”

　　“大有文章，”准尉深有所思他说，“莫非他是看守我们被俘人员的？”

　　米拉把问话翻译了过去。德国兵听着，时而点点头，等米拉话一停，他就说个没完。

　　“看守俘虏的是另外一些人，”姑娘迟疑地翻译说，“他们奉命守卫的是要塞的出入关口。他们是哨兵。他是真正的德国人，攻打要塞的是四十五军的奥地利人，元首的同乡。他是个工人，四月份被征……”

　　“我说了嘛，他是工人！”准尉满意他说道。

　　“既然他是工人，无产阶级，那他为什么来打我们……”普鲁日尼科夫停顿了片刻，挥了一下手，“算了，关于这一点，不必问啦。问问他，要塞里有没有作战部队，是不是已经调走了。”

　　“‘作战部队’——用德语怎么说？”

　　“那——我不知道……你就问有没有士兵好了。”

　　米拉一面寻思字眼，一面开始翻译。德国兵仰着脸聚精会神地听着。好几次他都反复地问问清楚，随后便呱啦呱啦地讲，喋喋不休，时而指指胸前，时而模仿冲锋枪手：“突一突一突！……”

　　“要塞里镇守着作战部队：工兵、冲锋枪手、火焰喷射器手。一旦发现俄国人，立刻调他们去攻打：有这样的命令。但他不是士兵，他属于巡逻队，他从来没有向人们开过枪。”

　　德国兵又比比划划、喋喋不休地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突然向赫里斯嘉·雅诺夫娜欣然一指，接着从皱巴巴的上衣的口袋里不慌不忙地、严肃地摸出了用汽车内胎的橡皮做的一个黑包。他从包里掏出四张照片，放到了桌子上。

　　“孩子，”赫里斯嘉大婶叹了口气，“他让我们看看他的孩子。”

　　“金捷尔（德语：孩子）！”德国人大声说，“厄（我）的金捷尔，德拉伊（德语：三个）！”

　　于是他骄做地指了指自己那普普通通的狭窄的胸部：他的手已不哆嗦了。

　　米拉和赫里斯嘉大婶在细看照片，向俘虏婆婆妈妈地询问一些在妇女们看来是属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关于孩子、面包、健康、学习成绩、伤风、早点、夹克衫。男人们坐在一旁寻思着，这种和睦友好的谈话结束以后，该怎么处置他。准尉眼睛抬也没抬地说道：“这事只好劳驾您了，中尉同志，我的脚不方便。放走他是很危险的：他知道通往我们这里的路。”

　　普鲁日尼科夫点了点头。他的心突然发痛了起来，难以忍受，他第一次感到十分懊侮，没有在重新给冲锋枪装好了子弹的当时就把这个德国兵打死。这直接引起他周身不适，好象到现在他连个刽子手也当不了。

　　“只好有劳你了，对不起，”准尉负疚他说，“我的脚，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知道！”普鲁日尼科夫急忙打断他的话，“当时我的子弹卡壳了……”

　　他猛地收住了话头，站起身来，端起冲锋枪： “柯姆！”

　　甚至在冒烟的小油灯的幽暗灯光下也能明显看出，这个德国兵的脸色怎样变了。他脸变得煞白，背更驼了，慌慌忙忙收拾照片。可是手不听使唤，哆嗦得历害，手指都弯曲不了，因此照片老是滑落到桌子上。

　　“符尔维尔茨①！”（“符尔维尔茨”：德语音译，意思是“往前走！”）普鲁日尼科夫一面摆弄冲锋枪，一面喊道。

　　他觉得再过片刻自己就不会有决心了。他已不再忍心看这双忙乱的、颤抖的手了。

　　“符尔维尔茨！”

　　德国兵在桌旁踌躇了一下，接着就缓慢地向洞孔走去。

　　“他忘记拿照片啦！”赫里斯嘉大婶焦急他说，“等一等。”

　　她拖着自己那浮肿的两腿，趔趄地赶上了德国兵，亲自把照片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里。德国兵站着，摇摇晃晃，呆滞地凝视着自己的前方。

　　“柯姆！”普鲁日尼科夫用枪托捅了俘虏一下。

　　他俩都明白要去干什么。德国兵拖着沉重的两腿东倒西歪地走着，两手抖得厉害，老是去扯皱巴巴的军衣的衣襟。他的脊背突然被汗水湿透了，出现了渐渐扩大的晦暗的汗斑，于是他的背后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汗臭味。

　　普鲁日尼科夫要把他带去枪毙。带到地面上去，用冲锋枪直接朝这个突然汗湿了的驼背上猛射。朝这个保护过三个孩子的人的脊背猛射。诚然，这个德国人本不想打仗，不是自己乐意来到这些可怕的、散发着硝烟、灰尘和腐尸臭气的废墟上。毫无疑问，这都不是。这一切普鲁日尼科夫都明白。他明白，可是依然无情地往前驱赶他：

　　“施奈里！施奈里①！”（注：①“施奈里”：德语音译，意思是“快！”）

　　普鲁日尼科夫用不着回头看就知道米拉拖着她那病腿一破一破地跟在后面。她跟着来，为的是不使普鲁日尼科夫在完成他必须执行的任务后独自感到心情沉重。他要到地面上去做这件事，返回的时候，在这里，在这黑暗里，他们会相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里，他们耽在一起有多好啊：他看不见她的眼睛。她将随便对他说点什么。不论说点什么都行，只为减轻他心头的抑郁。

　　“喂，往上爬呀！”

　　德国兵怎么也爬不出洞口去。瘫软无力的两手抓不住砖，老是滑下来，撞在普鲁日尼科夫身上，他呼味直喘，呜咽啜泣。他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就连闻惯了臭气的普鲁日尼科夫，也难以忍受这一气味——活人身上的死人气味。

　　“爬！……”

　　普鲁日尼科夫终于把他赶到上面去了。德国人往前挪了一步，两腿一软，一下子跪了下来。普鲁日尼科夫用枪托捅了他一下，德国人随即软绵绵地瘫向一旁，蟋缩一团，不动了。

　　米拉站在地底下，望着晦暗中辨别不清的洞口，恐惧地谛听马上就要响起的枪声。然而枪声迟迟没有传来。

　　洞口处窑牵作响，普鲁日尼科夫跳了下来。他立即感觉到了米拉就在身旁。

　　“你知道吗，枪毙人的事，看来我下不了手。”

　　一双凉丝丝的手抚摸着他的头，把它搂向自己。他的面颊触到了她的面颊：它被泪水湿了。

　　“我们这是为了什么呢？呶，为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要知道，我们还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也没有做呀！”

　　她哭了，脸紧紧偎依着他。普鲁日尼科夫笨拙地抚摩着她瘦削的肩头。

　　“呶，你怎么啦，我的小妹妹？为了什么？”

　　“我曾担心过。担心你会枪毙这个老头子。”她突然紧紧拥抱了他，忙不迭地连吻了几次，“谢谢你，谢谢，谢谢。可是不要对他们说，让这成为我们俩的秘密吧。权当你这是专为了我，好吗？”

　　他想说，他这样做的确是为了她，但是却没有吐口，因为他之所以没有枪毙这个德国人毕竟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良心，不管怎么样，他希望自己的良心是纯洁的。

　　“他们不会问。”

　　他们当真什么也没有问起过，一切都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桌前显得更宽敞了，睡觉依然各自睡在老地方：赫里斯嘉大婶同米拉姑娘睡在一起，准尉睡在木板上，而普鲁日尼科夫——睡在铺板上。

　　这天夜里，赫里斯嘉大婶没有人睡。她听到准尉怎样在睡梦中呻吟，年轻的中尉怎样可怕地把牙齿咬得咯吱直响，暗处的硕鼠怎样吱吱乱窜，米拉怎样静静地呼吸。她听着，眼泪不由得流淌出来，但她一直没有去擦自己的泪水，因为她的左臂疼得厉害，不怎么听使唤，而右臂上正熟睡着米拉。眼泪流淌着，从面颊上滚下来，把旧棉袄沾湿了。

　　两腿、脊背、两臂，一齐作痛，但疼得最甚的是心。赫里斯嘉大婶这时想到自己已濒临死亡，要死在那里，死在上面，要见到阳光。一定要在阳光下死去啊，她多么渴望晒晒太阳。为了见到阳光，她应当趁自己还有气力，趁自己还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爬到地面上去的时候离开这里。因此她决定，明天必须试一试，看自己力气够不够，是否该趁着尚不为迟的时际离去。

　　她带着这一想法入睡了，在睡意朦胧中她吻了吻米拉姑娘那满头乌发的前额。姑娘枕着她的胳膊睡了多少个夜晚啊。凌晨，赫里斯嘉大婶起床了，早饭前她艰辛地钻出小洞孔，来到地下通道上。

　　这儿点燃着火把。普鲁日尼科夫中尉在洗脸——幸而这时水够了，——米拉在帮他倒水。她一次倒一点点水，而且根本不是往他要求的地方倒：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了，可是米拉反倒笑了起来。

　　“您到哪儿去，赫里斯嘉大婶？”

　　“噢，到洞口去，到洞口去，”她连忙解释说，“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要不，我陪您去？”米罗奇卡问道。

　　“不，不用啦。帮你的中尉洗洗吧。”

　　“可她老是调皮！”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他说。

　　他们接着又嬉笑了起来。赫里斯嘉大婶一面扶着墙，一面谨慎地迈着浮肿的两腿慢慢地向洞口走去。不管怎么说，她是独自走去的，力气还够用，这使她非常高兴。

　　“要不今天不走。要不再等一天，要不，再凑合过一阵子。”

　　赫里斯嘉大婶已经接近洞口了，但首先听到地面上嘈杂不已的并不是她，而是普鲁日尼科夫。他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立即警惕了起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把米拉往洞孔里一推：“快进去！”

　　米拉问也没问一声，马上钻进掩蔽室里：她已习惯于服从命令。而普鲁日尼科夫，在密切注意这种外来声音的同时，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回来，赫里斯嘉大婶！”

　　洞口轰然一声巨响，燃烧的气浪直扑普鲁日尼科夫的前胸。他憋得喘不上气来，倒在地上，一面张大了嘴艰辛地呼吸，一面摸着洞孔钻了进去。火焰炽烈耀眼，火的旋风卷进了地下室，刹那间照亮了砖砌的拱顶、逃窜的硕鼠、落满了灰尘和沙子的地面以及失去知觉的赫里斯嘉大婶的身影。而下一瞬间，突然响起了可怕的、绝望的惨叫声，身陷火海的赫里斯嘉大婶沿着地下通道狂奔。空气里已散发出烧焦了的人肉气味，可是赫里斯嘉大婶还在奔跑，还在叫喊，还在呼救。她在上千度的火焰喷射流里跑着，跑着，突然倒下去，仿佛熔化了似的，顿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是偶尔从上面滴下烧化了的砖头碎屑，象血滴一样。

　　就连掩蔽室里也充满了焦臭味。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用砖头把洞孔堵死，塞上了破棉袄，但是焦臭味还是透了进来，透进烧焦了的人肉气味。

　　米拉恸哭了一场之后，在一个角落里不吱声了。她常常会浑身哆嚏，每当这种时刻她就站起来在掩蔽室里来回踱步，尽量不走近男人。现在她以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他们，仿佛他们处在一个无形的屏障后面。也许，这种屏障过去就存在，但那时在它的两面，在她和男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环节：赫里斯嘉大婶。赫里斯嘉大婶每天为她准备饭食，赫里斯嘉大婶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什么也别害怕，硕鼠也不用怕，每天夜里总是把它们从她身旁赶跑，使米拉睡得安稳。赫里斯嘉大婶帮她穿衣服，每天早晨帮她系假腿的带子，帮她倒水洗脸，做这做那，在必要的时候赫里斯嘉大婶还常常会粗鲁地把男人们赶开，米拉躲在她那宽阔的、善良的脊背后面，生活得无拘无束。

　　而今，已没有这个脊背作遮挡了。而今只剩下米拉自己，她第一次感到她和男人们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屏障。而她已孤立无援，她意识到自己这种躯体上的无依无靠，这可怕的意识沉重地倾压在她那瘦削的肩头上。

　　“就是说，敌人封锁了我们，”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叹了口气，“不管是死是活都出不去。”

　　“是我的罪过！”普鲁日尼科夫陡然站起，在掩蔽室里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是我，是我一个人的罪过！昨天我……”

　　他的目光触到了米拉便不作声了。她没有看他，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时对她来说，什么都不存在了，除了她的万千思绪。然而，对普鲁日尼科夫来说，既存在着她，也存在着她昨天的感激，还存在着那个“柯里亚！……”的喊声。这个当初阻止他自杀的喊声就从目前赫里斯嘉大婶躯体的灰烬所在的地方发出的。对柯里亚来说，此时存在着他和米拉的共同秘密、她的柔声细语以及他自己面颊上所感觉到的她的呼吸。因此他没有自觉地承认是他昨天放走了德国俘虏，招致了今晨那个德国俘虏引来了发射火焰喷射器的德国兵。即使承认了也无济干事。

　　“为什么说是你的罪过呢，中尉？”

　　在这之前，由于年龄的差别和地位的不同，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很少这么随随便便地称呼普鲁日尼科夫。他总是突出强调他是指挥员，并且按规章要求的那种态度同他谈话。但是今天已不存在什么规章了，只有两个年轻人和一个无精打采、脚正在溃烂的长辈。

　　“你有什么罪过呢？”

　　“我来了以后，这里便开始发生不幸……赫里斯嘉大婶也好，沃尔科夫也好，甚至那个……败类也好。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我来之前你们都太太平平。”

　　“硕鼠岂不也太太平平地活着。你瞧，在我们这种太平中它们繁殖了多少。你不能这样去想，好象你有什么罪过，中尉。拿我来说吧，我就感激你。如果不是由于你，那我连一个德国人也消灭不了。而由于你，我好象打死了一个德国人。打死了一个，是吗？在霍尔姆斯基拱门那里是不是？”

　　在霍尔姆斯基拱门，准尉一个德国人也没打死过：他发射的唯一的一梭子子弹（而且是长长的一梭子），全都射向了天空。但是他非常渴望相信自己打中了敌人，因而普鲁日尼科夫肯定他说：“依我看，是打死了两个。”

　　“不敢说打死了两个，但我确实看到倒下了一个。这是千真万确的。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感谢你，中尉。这意味着，我也能够消灭敌人。意味着，当时我不是白去的……”

　　当天他们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掩蔽室。并不是由于他们害怕德国人——德国人未必敢于爬进地下室里去——而只是由于他们不忍心在这一天去看火焰喷射器的火浪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明天我们去，”准尉说，“明天我的气力还够用。唉，雅诺夫娜，雅诺夫娜，你再磨蹭一会儿去洞口就好了……那么说，敌人是通过杰列斯波里大门进要塞的？”

　　“通过杰列斯波里大门。怎么啦？”

　　“不怎么。了解一下情况。”

　　准尉斜眼瞥了一下米拉，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走近她，拉起她的一只手，领她到长凳跟前：“坐——坐下。”

　　米拉顺从地坐了下来。她想了一整天赫里斯嘉大婶和关于自己的孤独无依，想得脑袋都发胀了。

　　“今后你就睡在我身旁。”

　　米拉陡然直起了腰：“那为什么？”

　　“你别害怕，女儿，”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苦笑了一下，“我是个老头子了。既老又有病，反正夜里睡不着觉。我可以象雅诺夫娜那样给你赶硕鼠。”

　　米拉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接着转过身来，把脸埋在准尉怀里。准尉搂着她，压低声音说道：“还有，等中尉睡着了，我要跟你说说。不久将剩下你一个人跟他呆在一起了。你别不让我说，我知道要说什么。”

　　这一夜是另一个人的泪水流到了充当枕头的破棉袄上。准尉不停他说着话，米拉哭了许久，而后来，哭累了以后，她睡着了。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傍天亮的时候搂着米拉那信赖的肩头也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他只睡了一会儿，仿佛为了骗骗疲劳而打了个盹。他头脑清醒了一些，再一次冷静地和详细地把今天他将通过的路线考虑了一番。一切都早已决定，早已有意识地决定了，没有任何怀疑和动摇，准尉只不过是进一步把细节想周密了。随后，为了不惊醒米拉，他小心翼翼地爬了起来，找出一些手榴弹，开始把它们捆在一起。

　　“怎么，你要去爆破吗？”普鲁日尼科夫发现他在干这事时问道。

　　“我能找到。”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向睡熟了的姑娘瞥了一眼，又悄声说，“你别欺侮她，尼古拉。”

　　普鲁日尼科夫浑身发冷。他蜷缩在军大衣里，打着呵欠。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别欺侮她，”准尉又严厉他说，“她还小，身体又不好，这你应当明白。不要把她一个人扔下：如果你想离开的话，首先应当想到她。同她一起从要塞里偷跑出去：她一个人肯定活不下去。”

　　“那您……那您呢？”

　　“我的血液感染了，尼古拉。趁着暂时还有气力，腿还能支持得住，我要爬到上面去。死也要死得痛快。”

　　“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

　　“行了，中尉同志，准尉的仗已经打完了。你的命令现在不管用了，而我的指示倒是更为重要。我留给你最后的命令是：保护米拉，也善自保重。活下去。偏要活给他们看看。为我们大家而活下去。”

　　他站起身来，把手榴弹捆塞到衣襟底下，跛着他那肿得象浇铸在靴子里的脚艰辛地向小洞孔走去。普鲁日尼科夫不住他说着什么，劝慰他，但准尉根本不听：他已把要紧的话说了。他拆除了堵塞洞孔的砖头。

　　“你说过，德国兵总是通过杰列斯波里大门进要塞的，是吗？别了，孩子。活下去！”

　　他爬了出去。从打开的洞孔扑来焦臭气味。

　　“早晨好。” 米拉倦缩在一件呢子军衣里，坐在铺上。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站在洞孔旁边。

　　“什么气味这么厉害……”

　　她瞧见打通了的洞孔，于是沉默了。普鲁日尼科夫突然抓起了冲锋枪：“我到上面去。你不要走近洞口！”

　　“柯里亚！”

　　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喊声：惊慌失措的，孤独无依的。普鲁日尼科夫停住了脚步： “准尉走了。带着手榴弹捆走了。我能追上他。”

　　“我们能追上他，”她在角落里忙乱了起来，“只是我们要一起去。”

　　“唉，你怎么能去呢……”普鲁日尼科夫结结巴巴他说不下去了。

　　“我知道我是个瘸子，”米拉低声说，“但我生来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呆在这里我害怕。非常害怕。我无法一个人留下来，我最好是自己往外爬。”

　　“我们走吧。”

　　点起了火把，他们一起爬出了掩蔽室。浓重的刺鼻的恶臭令人无法呼吸。一些硕大的老鼠在赫里斯嘉大婶的一堆烧焦了的遗骨旁窜来窜去。

　　“别看，”普鲁日尼科夫说，“等我们回来时，我把它埋掉。”

　　洞口的砖头已被昨天喷火器的排射熔化了。普鲁日尼科夫第一个爬了出去，他向周围窥视了片刻，接着帮助米拉往外爬。她爬起来很吃力、很拙笨，常常从光溜溜的、熔铸在一起的砖头上滑落下去。他往上拖她，为了防备万一、让她停在出口处：“在这里等一等。”

　　他又向四周观察了一下。太阳尚未升起，跟德国人遭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普鲁日尼科夫不想冒险。

　　“爬出来吧。”

　　她拖延了一会儿。普鲁日尼科夫回头瞧了一眼，想催她快一点。他猛然看见了一张清瘦的、十分苍白的脸和一双畏惧而惶惑地朝他望的大眼睛。他沉默了：他第一次在白昼的光亮下看见她的面孔。

　　“啊，原来你是这样的。”

　　米拉垂下了眼睛，爬了上来坐在砖头上，用心地扯了扯连衣裙，把膝头盖上。她不时地瞧瞧他，因为也是第一次不在冒烟的小油灯的幽暗光亮下看见他，但只是偷偷地、斜着眼睛看，每一次都抬起她那长长的有如两片瓣膜的睫毛。

　　大概，在和平时期他是不会在别的姑娘中注意到她的。她根本不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只是她的一双悲哀的大眼睛和睫毛，——但是在这里，这种时刻却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

　　“瞧，原来你是这样的。”

　　“不错，是这样的，”她赌气他说，“不许看，我求求你。不要看我，否则我就爬回去。”

　　“好吧，”他微微一笑，“我不看，只是你要听话。”

　　普鲁日尼科夫悄悄潜到一堵断墙跟前，悉心眺望：空旷的、弹坑累累的大院里既不见有准尉又不见有德国人。

　　“过来。” 米拉踩着碎砖一跛一跛地走近他。他按住她的肩头，让她低下头去。 “藏下来。你看见带炮台的那座大门吗？那就是杰列斯波里大门。”

　　“我知道。”

　　“关于这座大门，他问过我……”

　　米拉什么也没有说。她仔细地眺望着，简直不敢认自己所熟悉的这个要塞了。司令部已变成了废墟，教堂的残墙断壁一片灰暗，周围的栗树只剩下一些树干了。整个人世间阒无一人。

　　“多可怕，”她吐了口气，“在地底下总觉得上面还会有人。还会有活着的人。”

　　“大概会有的，”他说，“不会光剩下我们两个幸运儿。有的地方还会有人，要不就不会有枪声了。哪儿有人，我一定能够找到。”

　　“去找吧，”她低声请求，“请你去找。”

　　“德国人，”他说，“别害怕。只是别把头探出去。”

　　从杰列斯波里大门走出了巡逻队：三个德国兵从晦暗的破门洞里走了出来。他们站了片刻，不慌不忙地沿着兵营朝霍尔姆斯基大门走去。不知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歌声：不象是唱出来的，而是足足有半百喉咙喊出来的。歌声愈来愈清晰，普鲁日尼科夫已经听到了脚步声，他明白了，这是一队德国士兵唱着歌从杰列斯波里大门的拱顶底下往里通行。

　　“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在哪里？”米拉焦虑地问。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回答。德军队伍的排头已出现在大门里了。他们是三路纵队、声嘶力竭地唱着歌前进。

　　正在这时，突然从顶上，从破炮塔上，坠下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它直接掉落在行进中的德国兵中间，空中闪了一道亮光，顿时，两捆手榴弹爆炸的巨大声响打破了黎明的寂静。

　　“这是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普鲁日尼科夫说，声音很响。

　　“这是他，米拉！是他！……”

第四部 第一章

　　整整一天，他俩都默默无语地呆在掩蔽室里。他们不仅是默默无语，而且尽可能相互回避。如果一个坐在桌旁，那么另一个就退向墙角，即使另一个也坐在桌旁，那也离得较远，坐在另一端。他们回避目光相遇，而最担心的是在黑暗中两人的手会偶然碰在一起。

　　准尉牺牲以后，米拉说什么也不想再回到地底下去。她又哭又嚎，而慑于爆炸的德国兵又把废墟扫荡了一番，往地下室里扔手榴弹和用喷火器排射。大院里跑进许多德国兵，往各个方向搜索，时刻都有可能碰上他们，可是米拉却扑在碎砖块上哭闹不停，普鲁日尼科夫怎么也无法使她安静下来。他仿佛已听到了德国兵的喊声，听到他们皮靴的声音、他们武器的磨擦声，他两手将她一抱，往洞口里躲。

　　“放开我，”她蓦地停止了闹腾，“马上放开我，听见了没有？”

　　“没有。”

　　原来，她身体很轻，但是他的心却由于抱在怀里的这个柔软和温暖的躯体而突突直跳。她的脸离他这么近，他看到了她面颊上的泪珠，感觉到了她的呼吸，由于担心把她贴得太近，他使劲伸直胳膊抱着。可是她却直愣愣地盯着他，在她那深邃的乌黑的眼睛里，有一种深沉的、使他困惑莫解的恐惧。

　　“放开我，”她又一次声音很轻他说道，“求求你。”

　　普鲁日尼科夫只是到了洞口才放开她。临了他最后一次回过头去看了看，果然听到清晰的脚步声，他悄悄说： “快下去。”

　　米拉踌躇了一会儿，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她的假腿，知道她不能往地底下跳，于是止住了她：“我先下去。”

　　“不！”她害怕了，“不，不！”

　　“别害怕，我们来得及！”

　　他滑进洞口，跳到洞底，招呼她：“快！快点！”

　　米拉从光溜溜的砖上坠下，普鲁日尼科夫接住了她，瞬时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她温顺不语，把脸偎在他的肩上，随后却突然挣脱开，把他推了一把，迅速沿着地下通道一跛一跛地走去。他留在洞口的黑暗里，但他谛听的不是地面上的动静，而是自己的突突的心跳声。当他回到掩蔽室时，己不知该说什么了。他希望跟她交谈，但他自己也捉摸不透自己，所以什么也没有说。也尽量不去瞅她。他只有一个感觉：她在这里，在自己身旁，而除了他俩，世界上再无他人了。

　　他内心里交织着矛盾的感情。赫里斯嘉大婶和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的死所带来的悲痛和身旁这娇弱的、无依无靠的姑娘所带来的甜蜜的喜悦；对德国人的恨和少女的温暖所带来的那种奇异的、陌生的感受；消灭敌人的强烈愿望和自己对他人生命的责任感——这一切都交织在他的心头。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是这么坚强和这么勇敢，可只有一件事现在他不能做到：不能去触摸米拉姑娘。热切渴望但却不能。

　　“吃吧，”她说，声音很低。

　　大概，地面上太阳已经西沉。他们默默地呆了一天，饿了整整一天。终于，米拉自己找出了吃的东西，先开了口。但是，吃的时候他们还是各自坐在桌子的一端。

　　“你躺下吧，我不睡。”

　　“我也不睡，”她赶忙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害怕硕鼠吗？别怕，我给你赶。”

　　“你打算天天夜里都不睡吗？”米拉叹了口气，“你放心好了，我已经习惯了。”

　　“明天我去探探路，好把你送进城去。”

　　“那你呢？”

　　“我再回来。这里有武器，弹药。打仗，足够用了。”

　　“打仗……”她又叹了口气，“一个人对付他们全体？你一个人能打出什么名堂？”

　　“打出个胜利来。”

　　普鲁日尼科夫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他说出这样的话，连自己也感到惊奇。他执拗地重复说：

　　“打出个胜利来。因为人是不可战胜的，假如他不希望被打败的话。打死他可以，但要战胜他——绝不可能。而法西斯分子不能被称为人，这就是说，我应当战胜他们。”

　　“你大概搞糊涂了！”她疑惑地笑了起来，但立即惊惧地抑制住笑声：在这个死沉沉、黑默默和乌烟瘴气的掩蔽室里，这笑声显得是那么不相称。

　　“要知道，这的确如此，人是不可战胜的，”普鲁日尼科夫慢吞吞地重复道，“难道他们战胜了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或者说，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或者那个军医：你记得吗，我讲给你听过？不，他们只不过是打死了他们。只不过是打死了他们，你懂吗？充其量不过是打死了而已。”

　　“这已足够了。”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拿普里日纽克来说，他倒是被敌人真正打死了，彻底打死了，尽管他还活着。可是真正的人，尽管被打死了，但却不能被战胜。他们虽死犹生，豪气长存。”

　　普鲁日尼科夫说到这里停了，米拉也没有吱声，她知道，这席话普鲁日尼科夫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自己才说的。她为普鲁日尼科夫感到骄做，但这种骄做又交织着担心，因为他留给自己的唯一道路就是牺牲自己。这时他本人已下了这一决心，他诚心诚意地、心情激动地判处了自己的死刑，而米拉对普鲁日尼科夫要把她送进城里的这困惑莫解的命令表示了服从，她站了起来，走近普鲁日尼科夫，搂住了他的肩头。此时此刻，她希望站在他的身旁，希望分担他的命运，希望同他在一起，她本能地感觉到，在一起——这就是同他接触。

　　但是普鲁日尼科夫蓦地推开了她，他站起身来退到桌子的另一端。他以一种陌生的语调说道：“明天我去探探路，后天你就走。”

　　但是这句话，米拉又象听见又象没有听见。她的联翩浮想顿时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的举动又使她想起自己是个残废人，而他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这一点。一种可怕的孤独感重新袭上她的心头，她坐到长凳上，象孩子似地捂着脸伤心地痛哭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啦？”普鲁日尼科夫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哭呢？”

　　“别管我，”她大声欷歔了一下，说道，“别管我，你尽管走你的。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不需要，不需要！”

　　他迟疑地走近她，站了一会儿，拙笨地抚摩她的头，象抚摩一个小姑娘似地。

　　“别碰我！”米拉甩开他的手，突然站了起来，“我在这里——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还活着——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是个瘸子——这也不是我的过错。我什么过错也没有，用不着你可怜！”

　　她推开了他，走向自己的那个角落，一头扑在睡铺上。普鲁日尼科夫站了一会儿，听她怎样呜咽地哭泣，之后拿起准尉的那件呢子军衣盖在她的肩上。她抖了一下肩头，把衣服掀掉了，他又给她盖上，她又掀掉了，于是他又给她盖上。米拉不再掀了，只是委屈地嘤嘤啜泣，把身子蜷缩在这件衣服的下面，渐渐安静了下来。普鲁日尼科夫微微一笑，退到桌前坐了下来。他听了听盖暖和了的米拉怎样平静地呼吸，随即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张要塞图，这是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在他的请求下草草画出来的。普鲁日尼科夫仔细研究这张图，考虑着第二天的侦察行动。不知不觉他的头耷拉到桌子上了。

　　“请原谅我，”早晨米拉说。

　　“为了什么？”

　　“嗯，为了一切。为了我又哭又闹和说了一些傻话。我再也不了。”

　　“还会的，”他微微一笑，“一定还会的，因为你还小。”

　　蕴含在他声音里的柔情，象一股暖流击荡着她的心扉，唤起了她心底的共鸣。她已经抬起了自己的手，想把它伸给普鲁日尼科夫，想接触他、抚摩他，因为她的心已不能没有这种普普通通的、转瞬即逝的、无所许诺的温柔了。但是她又抑制住自己，并且转过了身去，他也转了过去，皱起了眉头。之后他走开了，而她又悄悄地哭了起来，可怜他也可怜自己，忍受着这种怜悯的折磨。

　　德国人不知是被昨天的爆炸吓慌了神，还是在作什么准备，今天比往常更忙碌。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在清理场地，到处都加强了巡逻，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惯常见到的那些俘虏，今日却不见也听不到声音。三拱大门附近也在忙乎什么，从那里传来了马达的噪音。普鲁日尼科夫决定潜到要塞的西北角，以便观察一下，从那里有没有可能渡过穆哈维茨河，穿出外层防御工事。

　　他没有权利冒险，因此行动小心谨慎，尽量避开空旷的地段。有的地方他甚至匍匐前进，尽管没有见到巡逻兵。今天他不想交火，引起敌人的追击，只想观察一下地形，找一个在夜间可以钻出去的缝隙。钻出去，跑出要塞，把米拉留在与他们相遇的第一批人们那里。

　　普鲁日尼科夫清醒地意识到，准尉嘱咐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完成这件事，是完全正确的。他明白，这件事完全有赖于他去完成，但是心中暗自害怕，想到他将孤零零一个人留下，不由得害怕起未。他将完全孤独无依地守在炸毁了的要塞里。当然，他是可以同米拉一起走的，弄一套老百姓衣服穿上，钻进森林里去，那里很可能会有红军的散兵游勇，这样做既不会算是逃兵，也不会算是违背了命令：他还没有报到，未列入名册，是个有行动自由的人，但正是这种自由才促使他独自采取了从军事观点来说最合适的决定。从军事观点来说，最明智的是留在有枪支弹药、食品和掩蔽室的要塞里。在这里他可以战斗，而不是在陌生的森林里奔波。

　　他终于到达了一片地下室里，这时他正在那里摸索着前进，力图绕过穆哈维茨河湾。那里，德国兵、拖拉机正在三拱门附近喧嚣，敌人不可能发现他，他相信自己可以摸到河边，说不定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眼下他正在遥无尽头的一排地下室里跋涉。这些地下室，从累累的弹洞和裂缝里透进了充足的光线。

　　“站住！”

　　普鲁日尼科夫怔住了。吆喝声来得如此突然，他竟没有听出来是用纯粹的俄语说的。但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的时候，冲锋枪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胸口。

　　“放下武器。”

　　“同志们……”由于激动，普鲁日尼科夫呜咽了起来，“伙伴们，自己人，亲爱的……”

　　“我们嘛是亲爱的，可你是什么人？”

　　“我是自己人，伙伴们，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进到一个漆黑的地方，他让普鲁日尼科夫停下。从亮处刚一进暗处，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前面的一个模糊的身影，还有一个什么人站在他身后的壁龛里，但他并没有看见他，只是感觉到有人站在那里。

　　“你说你是中尉？呶，往亮处走一走，中尉。”

　　“我走，我走！”普鲁日尼科夫高兴他说，“你们这里有多少人，伙伴们？”

　　“我们现在来数数。”

　　他们总共只两个人，头发齐到眉毛，穿的是又脏又破的棉袄。他们自我介绍说：

　　“中士涅鲍加托夫。”

　　“上等兵克里姆科夫。”

　　“有什么计划，中尉？”短暂介绍之后，涅鲍加托夫问，“我们的计划是朝别洛维日密林突围。要不是因为没有子弹，我们早就去到了那里。刚才我只是凭咋唬让你站住的。”

　　“嗯，为了保险起见，我才站在你的背后，”克里姆科夫苦笑了一下，“而我手里只有一把希特勒式的刀。”

　　他腰间挂着一把装在黑色皮套里的长长的德国匕首。

　　“我们一起突围，”普鲁日尼科夫说，他由于遇到自己人而高兴，一下子竟忘记了要留在要塞里战斗到底的决定。“子弹有的是，同志们，别担心，子弹有的是。吃的也有，有罐头……”

　　“罐头？”上等兵疑惑地重复了一句，“你日子过得不错呀，中尉。”

　　“先带我们去看看罐头吧，”中士涅鲍加托夫冷笑了一下，“我已不记得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吃过的了。这么说，我们可以象硕鼠那样啃啮点什么了。”

　　普鲁日尼科夫抄近路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地下室里，领他们看了看不起眼的洞口讲了讲那次敌人采用火焰喷射器的袭击和赫里斯嘉大婶的牺牲。但是他没有讲起给火焰喷射器手引路的那个德国兵，他觉得给这两个由于饥饿和疲劳而变得又黑又瘦的人解释当初为什么放走了俘虏，是没有必要的。

　　“米拉！”还是在地下室通道里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就喊道，“米拉，是我们来了，别害怕！”

　　“哪儿出来个米拉？”中士警惕了起来。

　　他第一个钻进掩蔽室里，还没等普鲁日尼科夫和上等兵进去，就惊奇地喊道：“米罗奇卡，是你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涅鲍加托夫？……”米拉惊叫了起来。

　　“托里亚·涅鲍加托夫？你活着？”

　　“奄奄一息了，米拉！”中士笑了起来，“熏糊了，烤焦了，阴干了。”

　　米拉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辉，把储藏的一切好吃的东西都搬到了桌子上。普鲁日尼科夫本想制止他们，不许他们一下子吃得大多，但是中士说，他们知道该吃多少。涅鲍加托夫非常活跃，不停地同米拉开玩笑，而上等兵却默默不语，他以戒备的眼神打量着米拉，给普鲁日尼科夫的感觉是，他的目光不怀善意。

　　“你这儿的生活，中尉，可以说跟别洛维日密林的野牛差不多哩。”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就这个话题搭茬。上等兵沉默了一会儿，而后来，当米拉离开饭桌的时候，他满不高兴地问：“怎么，她也跟我们一起走吗？”

　　“当然！”普鲁日尼科夫挑战似他说道，“她是个很好的姑娘，很勇敢。唯独怕硕鼠！”

　　但是克里姆科夫不想把话题转到开玩笑上去。他同涅鲍加托夫交换了一个眼色，普鲁日尼科夫从中士垂下了眼睛这一点来判断，两个小伙子首先就不配称为军人。

　　“她是个瘸子。”

　　“那怎么啦？她并不怎么……”

　　普鲁日尼科夫口吃了起来。否认米拉腿瘸是毫无意义的，但即使她完全健康，愁眉不展的上等兵也会拒绝带上她去突围：这一点普鲁日尼科夫一眼就感觉出来了。

　　“我一个人还打算把她带到老乡家去呢……”

　　“带去吃头一颗子弹！”克里姆科夫恶狠狠地插嘴说，“哪儿有房屋，哪儿就有德国人。我们必须绕过房屋，离得远些，而不是穿着军装往德国人鼻子跟前凑。”

　　“这话说得真离奇！总不能把她撇下，对吗？”

　　“让她自己往外逃好了。只是要在我们之后，不然在第一次审讯中她就会把我们全给出卖了。你为什么不吱声，中士？”

　　“不能带她走。”涅鲍加托夫懒洋洋他说。

　　“难道能撇下吗？我在问你，中士：能撇下不管吗？”

　　在深邃空旷的地下，声音传得很远，每一句话米拉都清晰入耳。况且这时他们说话已不压低嗓音了，他们已把她置诸脑后，仿佛正在决定的不是她的命运，而是某个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但是对米拉来说，此刻最重要的并不是她的命运，尽管想到他们可能会把她撇下而心惊肉跳。不管那有多么可怕，此刻，对她来说至为重要的是普鲁日尼科夫如何回答他们提出的论据。米拉蜷缩在掩蔽室最远处的角落里，那儿的硕鼠早已不怕人也不怕声响了，她此刻屏息谛听的只是他，只是他的话语，因为对她来说，把他推上背叛的那种行径，比自己命运的凶吉还更为可怕。

　　“你自己想想，中尉，我们怎能背着这么个包袱呢？”涅鲍加托夫压低了声音说道，“过了外层防御工事就是旷野，那里不得不匍匐两公里左右。她能爬吗？”

　　“她可是个瘸子呀！”上等兵添了一句。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普鲁日尼科夫强压着怒火，厉声说，“你们老是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性命！可她呢？你们还考虑不考虑？”

　　“这——考虑不考虑都可以……”

　　“不，我们要考虑！必须考虑！”

　　“你走不到有人烟的地方，”中士叹着气说，“怎么也走不到，你懂吗？我们闯过，试过。到处是巡逻，到处是岗哨。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至今还死死地包围着要塞，至今还不断抓到我们的弟兄，可你还嚷嚷什么：考虑。”

　　“我们是红军，”普鲁日尼科夫轻声说，“我们是红军，这——你们懂吗？”

　　“红军？……”上等兵恶狠狠地大声狞笑了起来，“你还可以想起共青团哩，中尉！”

　　“而我也没有忘记它！”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瞧，团员证就在这儿，贴在心上！我把它跟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只跟生命连在一起！”

　　“红军已不复存在！”克里姆科夫大声嚷道，小油灯那摇曳的光焰在桌上窜动了起来，“已经没有红军了，没有什么共青团了，没有啦！”

　　“闭嘴！”

　　顿时哑然无声。涅鲍加托夫冷笑了一下：“你是在指挥吗？”

　　“不是在指挥，而是在命令，”普鲁日尼科夫竭力控制着自己，嗓音不高他说，“作为上一级指挥员，我命令你们去进行侦察，找一条可以通到城里去的路，把这个姑娘护送到那里。之后再来考虑我们自己的性命。”

　　“怎么，这么说话吗？”涅鲍加托夫仍然嘻皮笑脸地问道，“可假如不服从呢？你是否要遵照命令去报告？要打报告吗？”

　　“等会儿，托里亚，”克里姆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争吵是愚蠢的，要知道，我们相依为命。”

　　“我们并不是在争吵……”

　　“首要的任务是，把米拉送进城。其它的一切——以后再说。”

　　“我不懂，你是谁：傻瓜还是神经病？”

　　“慢来，托里亚！”上等兵从桌子另一端探过身来，“你要这么个残废丫头有什么用，中尉？如果是个好胳膊好腿的，那我倒还可以理解：扔了可惜。可这么个瘸腿的……”

　　他那胡子拉碴的脸就凑在普鲁日尼科夫跟前，普鲁日尼科夫没有挥臂就给了他短促的一拳。上等兵直起了身子，他的手顿时落到了刀把上，普鲁日尼科夫端起冲锋枪，猛地扳动了枪栓：“手放到桌子上！”

　　上等兵缓缓地松开了刀把，坐了下来，两只青筋暴起的大手放在自己面前。普鲁日尼科夫知道，他们的冲锋枪里没有子弹，但他们是两个人，而他——只一个人。

　　“畜生，”克里姆科夫呼哧呼哧地说，“你是个废物，中尉。跟个女人躲在这里……在等战争过去是不是？……”

　　“一个一个从洞孔往外爬，”普鲁日尼科夫厉声喝道，“我警告你们，这不是开玩笑，我的冲锋枪已经子弹上膛。”

　　他把枪口指向了破洞孔的一边，短促地扳动了枪机，撕裂般的枪声在掩蔽室里震耳欲聋。涅鲍加托夫与克里姆科夫站了起来。

　　“我们不能没有武器就离开这里，”涅鲍加托夫说。

　　“带上你们自己的冲锋枪。”

　　他们不声不响地拣起没有子弹的什帕金式冲锋枪。克里姆科夫头一个走向洞孔，在洞孔处他踌躇了片刻，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从掩蔽室里钻了出去。

　　“往右走，走到尽头，上面就是出口，”普鲁日尼科夫对中士说。

　　中士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站在小洞孔旁，犹豫不定。

　　“为什么站着不动？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

　　“你答应过给我们子弹，中尉。给我们点子弹吧，我们今天夜里就离开要塞。”

　　普鲁日尼科夫沉默了起来。

　　“做点好事吧，中尉，”涅鲍加托夫以央求的口吻说，“没有子弹我们就会死在这里。”

　　普鲁日尼科夫走进一个晦暗的地方，用脚推来一个没有拆封的弹匣给中士。铁皮在砖地上发出了刺耳的磨擦声。

　　“谢谢。”涅鲍加托夫抱起了弹匣，“我们今晚就走，一言为定。可你，不管怎么说，中尉，是个傻瓜。”

　　普鲁日尼科夫钻进了洞孔里去。

　　他把冲锋枪关上了保险，往通常放的地方一放——他总是把它放在洞孔旁，——回到桌于跟前，沉重地坐到长凳上。他没有去想，克里姆科夫与涅鲍加托夫在通道里把武器装上子弹后会冲进掩蔽室来，但他心情十分沉重。不久前不期相遇所带来的狂喜，变成了令人麻木的失望，而这种变化又来得如此突然，普鲁日尼科夫仿佛顿时衰弱无力了。仿佛这两个人偷去了、扯去了和带走了他的一部分信仰，这种损失明显带来了肉体上的疼痛。他的愤怒已经消失，留下的是迷蒙的令人压抑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痛苦。

　　一阵阵叹息声传进他的耳朵里。他抬起头：旁边站着米拉。

　　“他们走了，”他舒了口气，“我给了他们子弹。他们打算夜里从要塞突围。”

　　“我跪不下来，”她突然说，声音似乎因紧张而变得颤抖，“我跪不下来，因为我的腿是假腿。等我取下假腿的时候，我一定跪下来。我一定跪在你的面前，我……”

　　恸哭噎住了她的喉咙，她沉默了。她站在旁边，两手紧紧压在胸前，牙齿咬住颤动的嘴唇，脸上淌着泪水。他伸出手去，想把她的泪水拭去，而她立即抓住了这只手，狂吻不已。他惊惧地往回缩手，但她没有放松，她用双手紧紧地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口，就象上次在通道里那样，只是那时他的手里握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

　　“我是那么担心，那么害怕。”

　　“担心我会跟他们一起走吗？”

　　“不，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我担心听到你说你不是那样的人。”

　　“不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我所爱的人。听我说，求求你，听我说下去！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要以为我会忘记这一点。一生中谁都可怜我，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可怜我！但是当人们可怜你时，那意味着只给了你一半东西，懂吗？而你，你为了我，自己留了下来，你把他俩赶走了，没把我撇下，没把我扔在这里，没有按他们的主意把我送给德国人！我可是什么都听见了，听见了每一句话！”

　　她把他的手紧紧压在自己的胸口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啊说啊，浑身发抖，宛如在打寒颤。对她来说，顷刻间一切都冰消雪融了：不论是一直保持的警惕，不论是胆怯，不论是羞涩。炽烈的感激之情似乎冲破了一切束缚，爱与温存的真情挚感淹没了她，使她忘却了一切，她急不可耐地向他倾诉，无所顾忌地和无所期待地吐露了自己的全部心曲。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连想都没敢想过，还能够爱上谁！从童年起，从我最小的时候起，人们对我强调的只有一点——我是个残废，我是个不幸的姑娘，我与其他姑娘不同。就连妈妈也常对我这样说，因为她可怜我，希望我能够对自己的这一情况习惯起来，一旦习惯了，也就不再为此痛苦。的确，我已经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因而我交结的并不是女孩子，反倒是男孩子们。要知道，姑娘们总是喜欢谈论爱情，作各种各样的打算，可是我能打算什么，能幻想什么呢？也许，我现在说的都是傻话，但是你什么都懂，就连这些傻话也懂，对吗？我简直不能沉默，我害怕沉默，因为一旦我沉默下来，你就要开始说，你会说我是个十足的傻丫头，可找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刻啦。可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不敢沉默下来，柯里亚，可是我已没有气力再说下去了。没有气力了，而我害怕，害怕沉默，害怕这阵子你会说出那种话……”

　　普鲁日尼科夫拥抱了她，温柔地、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她颤动的、微微肿胀的嘴唇。他感觉到了她嘴唇上有血。

　　“这是我为了不喊出声来而咬破的。当他们在劝说你的时候。”

　　“疼吗？”

　　“从来也不曾有人吻过我。上面——战争。可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我的心此刻都要碎了，”米拉紧紧地贴在他身上，话音很轻，几乎听不见。“晚上你再也不要坐在桌子旁边，好吗？你躺着，我就坐在你身旁，整夜给你赶硕鼠。整夜地赶，赶一辈子，柯里亚，这就是咱们的生活……”

第二章

　　现在他俩说啊说啊，怎么也说不够。他们躺在一起，盖着军大衣和呢子军衣，双双的身体暖和着他们自己。他们的心跳动在一起，同时激烈，同时微弱。

　　“你妹妹象你吗？”

　　“大概不象。她象妈妈，而我——象爸爸。”

　　“那就是说，你爸爸很漂亮。而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

　　“幸福的孙儿通常总是象爷爷的，”

　　“幸福的孙女呢？”

　　“同样。你告诉我……可要说实话，听见吗？一定要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

　　“是实实在在的实话吗？”

　　“是的，是实实在在的实话。”

　　她沉默了片刻，忙着把他盖严实些。

　　“你妈妈见到我会非常伤心吗？”

　　她说得那么胆怯，声音那么轻微，普鲁日尼科夫立即明白了，对她来说，他的回答是多么重要。

　　“我妈妈一定会疼你。会非常疼爱你。”

　　“你答应过要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她们会非常爱你。不论是妈妈还是维罗奇卡。”

　　“也许，在莫斯科我可以做一条真正的假腿，还能学会跳舞呢。”

　　“在莫斯科我们带你去最好的医生那里，去找最好的医生。也许……”

　　“不，看不出什么名堂。只能安假腿。”

　　“我们一定订做一只。做最好的。让谁也猜不到你的腿还有毛病。”

　　“你多瘦呀，”她温存地摸了摸他胡子拉碴的脸，“你知道，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去莫斯科。先在布列斯特住些日子，让我妈妈把你养得胖一点。我会用胡萝卜喂你。”

　　“怎么，把我当成了家兔吗？”

　　“胡萝卜营养丰富，很有营养，妈妈说它含铁。等你养胖了，我们再到莫斯科去。我将看到红场和克里姆林宫。还有列宁墓。”

　　“还有地铁。”

　　“还有地铁？再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剧院，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真正的剧院哩。明斯克的一个剧团来过我们这里，但不管怎么说，那不是真正的剧院，因为它离开了自己的剧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还用说。我们在莫斯科到处都去参观一下。哪儿都去瞧瞧，然后再离开。”

　　“到布列斯特？”

　　“派到哪儿就到哪儿。你没忘记吧，你的丈夫是红军指挥员？”

　　“丈夫……”她静静地、欣喜地笑了，“我好象睡着了，在做梦似的。拥抱我，我的丈夫。紧紧地、紧紧地。”

　　于是又不曾有黑暗，不曾有地下室，不曾有角落里吱吱乱窜的硕鼠。于是又不曾有战争，而只有两个人。两个人在大地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你见过鹤雀吗？”

　　“鹤雀？什么鹤雀？”

　　“都说它们是白色的，白白的。”

　　“没见过。城里没有鹤雀，别的地方我哪儿也没去过。你怎么突然问起了这种鸟？”

　　“没什么。偶然想到了。”

　　“你不冷吗？”

　　“不冷。而你呢？”

　　“我也不冷。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吗？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在他最后的一天夜里告诉我：你麻木了。”

　　“怎么，麻木了？”

　　“被战争、痛苦、流血弄得麻木了。他说，男人在战争中都会变麻木，内心麻木，你明白吗？他说，他们的热血会凝固，而只有女人能使他们暖和过来。那时我不懂——我是个女人，也能使谁暖和过来……我使你暖和过来了吗？暖和吗，哪怕是一点点？”

　　“我担心自己会熔化了。”

　　“别笑我呀。”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担心我会熔化在你的身旁。头顶上，德国人正在你我这个要塞上走来走去。你知道吗，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在杰列斯波里拱门附近清理场地。咱们这就起床吧，我上去瞧瞧。”

　　“柯里亚，亲爱的，不要去。才一天，就才一天我没有为你担惊受怕。”

　　“不，米拉，应当去。否则他们当真会以为自己已成了我们要塞的主人。”

　　“这么说，我又要一秒钟一秒钟地等着，猜测你回来还是……”

　　“我会回来的，我只是出去工作。要知道，当丈夫的，总是都出去工作的呀，对吗？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有这样的工作。”

　　普鲁日尼科夫还没有走到上面就听到了发动机的咆哮声，感到了土地的颤动：拖拉机正在往杰列斯波里大门拖大口径的笨重武器。又是很多德国兵在那附近忙碌，起初，普鲁日尼科夫打算回来，不想冒险。由于德国兵只顾忙自己的事，所以他还是往远处废墟上爬去。在那里，他希望能遇上单个的巡逻兵，再多，此时他是无法对付的。

　　前一次他去的地方是偏左面：那时他感兴趣的是穆哈维茨河湾的彼岸。但是现在他已不想那里了，因为这将意味着他跟米拉的分离——此时此刻，这种想法的本身就使他感到可怕。他拐向了右面，进到地下室里。穿过一排地下室就能潜到三拱门，而三拱门那里老是有德国人来来去去，正好可以教训他们，看看到底谁是这个要塞的主人。

　　此刻他极其谨慎地往那里走，比撞到涅鲍加托夫枪口上的一次更为小心。他并不担心会在地下室里与德国兵遭遇，但是德国兵有可能就在头顶上走动，有可能听得见他的脚步声或者透过满是窟窿的顶盖看到他本人。他以跃进的方式穿过暴露的地段，而在晦暗的壁龛里则每次都呆上许久，仔细听听动静。

　　正是在一个这样寂静而漆黑的壁龛里，他听见近处响起了脚步的拖沓声。有人无所顾忌地朝他走来，走得很慢，象老年人似地拖着两脚。普鲁日尼科夫全身紧张了起来，他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等待着来者走近。光线透过无数的窟窿和裂缝射进来，地下室里还算明亮。不一会儿，近处发出了沉痛的叹息声和哺哺自语声：“我冷啊。真冷。”

　　普鲁日尼科夫确信，来者说的是纯粹的俄语，他正欲走出壁龛，忽听得那人唱起来了，唱得茫然而迟缓，孩子似的声调分外凄婉：

　　瓦西卡——淡黄色的马，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万尼卡——黄色马，

　　谢尼卡——栗色马……

　　普鲁日尼科夫屏住了呼吸。这歌声渗透着一种可怕的、忧伤而又绝望的调子。陌生人反复哼着同一支歌，悲哀的声音拖得很长：

　　瓦西卡——淡黄色的马，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万尼卡——黄色马，

　　谢尼卡——栗色马……

　　响起一阵砖屑散落的窸挲？声和深沉的喘气声，陌生的歌手蓦地从暗处拐到亮处，几乎就出现在普鲁日尼科夫身旁。普鲁日尼科夫认出了他，一眼就认出他是谁，尽管他蓬头垢面，沾满了红乎乎的砖灰。他认出了他，急忙迎上前去：

　　“沃尔科夫？瓦西亚·沃尔科夫？”

　　沃尔科夫沉默不语。他摇摇晃晃地站在他面前，疯狂的、直楞愣的眼睛呆滞地望着他。

　　“沃尔科夫，你清醒一下！是我，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瓦西亚，是我呀，是我！”

　　瓦西卡——淡黄色的马……

　　“你倒是清醒清醒呀，沃尔科夫，清醒一下！”普鲁日尼科夫抓住他的前胸，摇晃了几下，“是我，我，普鲁日尼科夫中尉，你的指挥员！”

　　沃尔科夫疯狂的眼睛里霎时闪了一下领悟到某种事理的灵光。他怎么沦落到这里——在这些地下室里？他吃什么，在哪儿睡，怎么没撞上德国人？这一切只不过在普鲁日尼科夫脑际一闪，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时你为什么走了，沃尔科夫？”

　　问过之后他也就沉默了，因为不需要得到回答。沃尔科夫眼睛里的可怕的、无以名状的恐惧，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沃尔科夫是由于害怕才逃走的，而这种本能的、不受意志控制的无限恐惧，对沃尔科夫来说，就是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本人带来的。

　　“瓦西亚，你冷静一下。瓦西亚……”

　　沃尔科夫突然使劲推了普鲁日尼科夫一把，一面发出惊惧的尖叫声，一面喘呼呼地从一条罅缝里迅速钻了出去，走向洒满阳光的穆哈维茨河岸。普鲁日尼科夫向后打了几个趔趄，背撞到墙上，摔倒了。当他爬起身来的时候，地下室里已不见沃尔科夫的身影。沃尔科夫已钻到外面去了，陶醉在阳光和自由里，不记得什么普鲁日尼科夫了。他又哼起了在他亢奋的神志里仅存的一支歌儿：

　　瓦西卡一淡黄色的马，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普鲁日尼科夫向罅缝扑去，此时他甚至不是耳闻而是某种本能的第六感官感觉到敌人的皮靴声。他急忙靠在墙壁上，皮靴声就在头顶上咚咚直响。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哈里特！楚留克①！”（注：①“哈里特！楚国克！”：德语音译，意思是“站住回来！”）

　　万尼卡——黄色马……

　　一声枪响，但比枪声更响的是沃尔科夫那孩子式的惨叫声。普鲁日尼科夫冒着纷纷掉落的砖块，急忙奔向一道缝隙，往外一瞧，发现三个人俯在倒下的、但还活着、还在呻吟的沃尔科夫身上，于是他扳动了枪机。

　　他没有弄清，打中了没有，因为来不及看，他真希望是打中了！他顺着一排地下室猛跑，跳进一个内窗口，爬向邻近的废墟。不远处德国兵受惊地乱跑，地下室里响起了冲锋枪的突突声和轰隆隆的爆炸声。普鲁日尼科夫又逃走了，消遁在废墟里。在稍远处一个很深的弹坑里喘息片刻以后，他就象黄领蛇似地爬过了开阔地段，钻进了自己的洞口。

　　他不想把遇到沃尔科夫的经过告诉米拉，那会使她难过。因此，他久久地——比通常更久地站在洞口底下，倾听头顶上的动静，并且等候自己完全清醒过来，——不是从废墟上的逃生之后、而是从这次相遇之后清醒过来。他回想起沃尔科夫最后的一线领悟到某种事理的灵光和充满了无限恐惧的目光。他明白了，沃尔科夫怕他——不是一般地怕人，而恰恰是怕他，怕普鲁日尼科夫中尉，——但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他为这个死得如此愚蠢的小伙子感到惋惜，仅此而已。战争已教会他懂得了战争的逻辑。

　　平静下来以后，普鲁日尼科夫沿着黑暗中的这条熟路俏悄地向小洞孔走去。他摸了摸洞孔，悄然无声地钻了进去，顿时一怔：前面，在灯光幽暗的掩蔽室里，姑娘以尖细的嗓音在轻轻地唱歌：

　　迷人的眼睛，

　　你们己把我迷住。

　　你们有那么多活力，那么多柔情，

　　你们有那么多安逸和热情……

　　对他来说，这种沉思的、温柔的、姑娘的歌声，与适才在另一个地下室里听到的、那么悲剧式中断了的歌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一种无从医治的隐痛突然使他的心紧缩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自己，没有呻吟出声来。

　　我要潜入深逮的海底，

　　我要飞向云霄，

　　我要把世上的一切都呈献给你——

　　只是你要把我爱哟……

　　此时此刻唱这首歌的人，是幸福的。是非常幸福的。正是这种发现使普鲁日尼科夫的心感到隐隐作痛。战争把一切都翻转了过来，就连他们的初恋也是如此。

　　他小心翼翼地钻进了掩蔽室里，倚在墙上，把冲锋枪紧靠在自己身上，免得发出声响，打断歌声。他抑制着胸腔由于硝烟的刺激发出的呼呼声，倾听着歌儿，心中痛苦地渴望着什么，但是渴望什么，他不知道。后来他领悟到，他是想哭，于是也就微微一笑。泪水已经干涸。

　　他毕竟把冲锋枪弄出了声音，米拉立刻停止了唱。他走向桌前，米拉温柔地向他张开双臂，整个身于贴向他——信赖地、温存地、稚气地。

　　“我马上给你弄点吃的，”她向晦暗处的搁板走去，“你知道吗，这些可恶的硕鼠把所有的面包干都吃了。只剩下一点点。”

　　“这支歌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是鲁维姆叔叔教我的：五一节时奖给他一台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他是个杰出的小提琴家……”她笑了起来，“这我何必对你讲呢？你是了解鲁维姆叔叔的。”

　　“了解？”

　　“当然啦，你了解，”米拉拿来了吃的东西，正在往桌子上一样一样地摆。这是她所重视的一套仪式。“要不是有他，那我们俩一辈子也不会认识。永远不会相识，你能想象那是多么可怕吗？我的天哪，为什么幸福有时会有赖于……如果不是由于当时你很喜欢那支曲子……”

　　“如果当时不是由于我肚子饿了的话，”他冷笑了一下。

　　“或者那时你突然坐了另一趟车呢。”

　　“我的确是坐了另一趟车，”普鲁日尼科夫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回想起最初踏上通往这幽暗掩蔽室的路程那无限遥远的过去。“你知道吗，当初我为什么坐了另一趟车？”

　　“为什么？”她坐到他的对面，两手托着下巴，洗耳恭听。

　　“我爱上了一个人。整整三十六小时。”

　　于是他对米拉讲了瓦丽雅，讲了自己焦渴难熬时刻的那些白日的梦。米拉听完了他的叙述，叹了口气。

　　“不用说，这个瓦丽雅是个非常好的姑娘。”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她爱上了你。”米拉说，她认为这个评语已足以说明问题了。“可是明天我拿什么东西给你吃呢？家里没有点心的时候——这还不算没有吃的。没有面包——这才意味着要挨饿呢。”

　　“面包？”普鲁日尼科夫找出了准尉画的那张地图，“你不记得面包坊在什么地方吗？”

　　“面包坊在穆哈维茨河那边。你瞧，仓库和食堂就在这里，”米拉指了指座落在穆哈维茨河岸上的环形兵营，“我跟赫里斯嘉大婶到那里去过。”

　　“噢，原来他是在那儿弄到了吃的……”普鲁日尼科夫若有所思他说。

　　“谁？”

　　普鲁日尼科夫想到的是沃尔科夫，他正是在米拉指出有仓库和食堂的那个地方碰到了他。但他不想提起沃尔科夫，因此作了另一种解释：“我想起了那个中士。说的是涅鲍加托夫。”

　　米拉没有再问什么。

　　生活是由一些小小的喜悦组成的，还是在赫里斯嘉大婶活着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就拣到一顶航空帽，挽折的地方别着一根带很长黑线的针，妇女们当时为这根线高兴了一整天。从那时起他就把能够拣到的一切东西都弄到掩蔽室里：有梳子和纽扣，有半截绳子和压瘪了的饭盒，他喜欢去拣这类有用的小东西，因此，去寻找面包的这一任务甚至使他喜出望外。

　　然而，最近几天他无法外出：在要塞里溜达的德国兵现在非常多。他们把一些重武器拖到了杰列斯波里拱门附近清理出来的场地上，这些重武器是从我们加强区里掠夺的。所有的路口都布上了岗哨，整个废墟都篦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对那些可疑的、晦暗的地下室，用火焰喷射器火攻，用手榴弹轰炸。有一次，普鲁日尼科夫远远看到，德国人从要塞东部他不知道因而未曾去过的废墟里带出三个手无寸铁的人——胡须很长，军装破烂不堪。这是自己人，苏联人。普鲁日尼科夫内心感到一阵的痛，为自己不曾去过那里而后悔不已。

　　“那儿没有面包，”米拉得知德国人经过短暂的喘息重新加强了对废墟的扫荡后，毅然说道，“我们能对付着过。”

　　“看来只好对付一下了，”普鲁日尼科夫说，“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出去瞧瞧：真有意思——他们在忙乎什么。”

　　“答应我——你一定当心。”

　　“答应你。”

　　“不，你发誓！”她生气他说，“你得说，为了让我好生活着。”

　　“好吧，我发誓。”

　　“不，你得自己说！”

　　“为了让你好生活着。”他顺从地说，接着吻了吻她，拿起冲锋枪往外走去。

　　这一天德国人显然带有一股狂热。他们的队伍在各条大道上操练，到处是巡逻兵，在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尤其为数众多。普鲁日尼科夫的确感到寸步难移，他本想返回来，但在最后一刻决定潜入教堂。假如这能够成功的话，那就可以爬到高处去，大概从那里就可以看清，敌人在搞什么名堂。

　　他极其谨慎地向前爬着爬着，遇到弹坑就耐心地在里面趴一阵子。他已有许久不曾匍匐了，胳膊时和膝盖磨破了，脸也被砖块擦伤。德国兵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走动，他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皮靴声和武器的磨擦声。他只是时而微微抬起头来看看方向，就连接近了教堂的时候，他也不是跑进去的，而是慢慢爬了进去，躲在最近的一个壁龛里，屏住了呼吸。

　　教堂里充溢着未被清除的腐尸的恶臭。普鲁日尼科夫捂住鼻子、强压着一阵阵的痉挛，向四下里观察。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晦暗——总的来说，它们现在更容易适应的是晦暗，而不是光亮，——他瞧见了入口处那挺打坏了的重机枪及其周围的七具尸体、几乎每一具尸体的军装上都有边防战士的绿色领章。显然，小伙子们坚守到最后一粒子弹，因为他们周围除了弹壳和空弹匣以外，什么也没有。机枪停在普鲁日尼科夫曾经架过自己机枪的那个地方，只是入口处的洞口变得更大了。

　　这一切，普鲁日尼科夫一眼就察觉到了，他没有耽误时间，径直往里面走去。凝滞般的浓重的恶臭折磨着他，痉挛噎住了喉咙，他时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他终于捱到破砖叠累的楼梯，开始往上爬。楼梯平台上横卧着两具有点儿腐烂的尸体，他绕过了尸体，一直往上步步攀登。

　　就这样，他终于爬到了最高处：这里有风，他可以缓口气休息一下。下一步他需要沿着墙檐走到残破的窗口，从那里理应能够看清要塞和杰列斯波里大门以南的地段。

　　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有向前移动的时候就听见下面，教堂那黑洞洞的竖井里，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的处境极为不利，既不能卧倒又无法隐蔽。他深信不疑，走进教堂里的是德国巡逻兵，而假若巡逻兵沿着楼梯上来，那么，只要一拐弯，就会发现他。会发现他处在无法反抗的境地。

　　从下面传来了嗡嗡的、嘈杂的说话声，回声话语，无法辨清，再说普鲁日尼科夫也根本没有打算去弄清楚，这些德国人在说什么。他屏住气息，动也不动地斜倚在那里，悉心倾听脚步声，但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是朝他走来还是仍在入口处转悠。嘈杂的话语声仍在继续，打火机咋嚓了几下，被点燃的破布的焦臭味徐徐飘向普鲁日尼科夫。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德国人为什么要烧破布，而当他明白了原因的时候，他顿时不那么过于紧张了。德国人之所以烧破布，为的是驱散尸体的恶臭，未必打算往教堂的里面走，因为里面的这种恶臭更为浓重，令人无法呼吸。脚步声止息了，只有说话声尚隐约可辨。看来，入口处已布置了巡逻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德国人决定看守这座死寂的、空洞的教堂了。普鲁日尼科夫小心翼翼地喘了口气，口头看了看。

　　墙檐很窄，满是打落的灰泥和碎砖，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已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不能老是呆在这里，呆在这楼梯的尽头，否则，不是这些，而是另一些较为吃苦耐劳或者较为认真的德国人，迟早总会发现他的。可是在那里，在深深的窗龛里，他就可以隐蔽起来并且能够看清今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观察的东西。

　　普鲁日尼科夫沿着墙檐艰辛地爬了许久。他手指使劲抓住墙缝和弹孔，整个身子紧贴着墙，保持身体在深渊上面的平衡。有两次他脚下的灰泥都窸窸地掉落了下去，他屏息不动，而底下依然是那种压抑的嘟嘟哝哝的声音。最后他终于潜入窗龛，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这才小心谨慎地向外窥看。

　　他看到了环形兵营的残破的屋脊，屋脊后面那宛如一条带子的布格河，以及布格河彼岸的一些破损的建筑物。他看到了从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的桥头延伸出去的一条大路，看到了杰列斯波里大门本身和大门前面排满了重炮的场地。不论是在大路上还是在重炮一字排开的场地上，都有为数众多的德国兵，只是在大路上他们顺着路边整齐地排在两侧，形成了一条通廊，而在大门前面的场地上则摆成一个整齐的方阵，方阵的中央站着几个人，大概，那是军官。这个阵式与曾被普鲁日尼科夫和准尉驱散了的那个颁发十字勋章的阵式不同。它似乎更有声色、更为壮观，普鲁日尼科夫弄不明白，德国人为了什么要搞这么隆重的检阅场面。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声，他没有看到乐队，但知道演奏的是进行曲。在士兵队列所构成的通廊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其中的一个身穿深色的风衣，另一个——比第一个高大些和肥胖些——身着奇异的半军人式的服装。这两个人后面不远的地方还跟着几个人，普鲁日尼科夫认出他们是些将军或者别的什么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那两个人不象是将军，但从对他们的敬重，从为欢迎他们的到来而演奏的音乐来看，普鲁日尼科夫确信，德国人在这里，在他的要塞里，接待着举足轻重的要人。

　　噢，此刻他多么需要一支步枪啊！一支普普通通的三线步枪，哪怕不带精确的瞄准器也行！他是个出色的射手，在这样的间距里他即使打不中这些客人之一，那也会吓他们一跳，会搅乱他们的隆重仪式，破坏他们的喜庆佳节，并且会再一次教训他们，要塞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他，要塞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而是在继续战斗。但是他手中没有步枪，可在这样的间距里用冲锋枪射击是毫无意义的。就这样，他只是悄声地骂自己考虑不周，把拳头在砖上敲了一下，继续观察。

　　人影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它们被杰列斯波里大门的破炮塔挡住了。而走过炮塔以后，人影再次出现。他们已来到由肃立士兵组成的方阵里。音乐声停了，一个军官迈着正步迎面走了上去，向他们做了报告。普鲁日尼科夫没能听见报告了什么，但是他看见了他们的手臂一扬，来上了法西斯式的敬礼。客人们听取了报告，绕场巡视一周，随后走到一字排开的大炮跟前。他们仔细地察看大炮，而刚才做报告的那个军官在恭敬地进行讲解。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道，而且始终未能知道，四一年夏未之际是谁到过布列斯特要塞。他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朝法西斯检阅的地方射去他冲锋枪里所有的子弹。他不知道，此刻从远处看到的那个小小的人影就是亲自下令于六月二十二日当地时间三时十五分炮轰这座要塞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正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第三章

　　许多天来普鲁日尼科夫都在翻弄砖头。每一块砖他都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又更为当心地放下去。这不仅因为他怕弄出动静而引起巡逻兵的注意——自从他亲眼看到的那次检阅以后，要塞里的德国兵明显地减少了，——而且因为这种声响会妨碍他，会淹没敌人的脚步声、说话声、武器的碰撞和磨擦声。他翻动着砖头，一刻也没有停止悉心倾听动静：拿起砖头之后，总要在手里停一会儿，然后才放下去。他翻弄了许多个废墟，但是除了尸体和损毁的武器，一时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发现象仓库或者食堂的地方，可是他们早已没有面包干了，浓缩食品也已吃尽，只剩下一点点白糖，而肉罐头米拉已经吃不下去了。因此，他每天都顽强地把这些该死的砖头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

　　早秋在缠绵的细雨中降临、毛毛细雨几乎没有声响，但是一天下来棉袄全湿透了。但又没有地方可以晾干。诚然，他千方百计又弄到了四件棉袄。米拉严格地盯着他，不让他忘记轮换着穿，由于他每天雨水淋淋而归，整个地下室都变得潮湿了，一天一天，不知不觉湿度愈来愈大，如今他一昼夜要擦两次枪了。

　　德国兵毕竟明显地少了。诚然，白天他们还是那么沿要塞巡逻，但是照例不往废墟那儿多瞅一眼。有两个德国兵违反了这个原则，也就有苦无处诉了：普鲁日尼科夫用一梭子子弹撂倒了他们。当时他不得不拼命逃跑，因为德国兵惊恐万状，把整个废墟又篦了一遍。然而他趴在一个僻静的掩蔽室里，夜间回到了米拉身边。

　　“不要再打枪啦，”她温存地抚摩着疲惫不堪、受尽了折磨的普鲁日尼科夫，悄声地恳求说，“要是你能够了解我为你多么担心也就好了。我多么担心呐！”

　　要塞里也曾出现过老百姓：他们是成批来的，甚至还牵着马匹。他们清除一堆堆垃圾，运走尸体和砖头。普鲁日尼科夫目睹过他们怎样清扫教堂，怎样把那七个边防战士遗留下来的一切搬上了马车。他曾试图同他们取得联系，但是德国人看守很严，不停地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根据一切情况判断，这是从邻近农村驱赶来的一些集体农庄庄员。有一次他在白宫（当初他就是从这里去发起自己的第一次进攻的）后面发现一帮妇女。她们也是被看守着：她们在挑选完整的砖头，沿着路边一排排垒起来。傍晚开来了汽车，妇女们把砖头装上，汽车开走了，而妇女们则被列队，往大门那里押去。第二天早晨她们又出现了，还是拣砖。他观察了她们一整天，但只摸清了一点：她们有半小时吃午饭时间。可是要同她们谈上句话、招呼一声、给个信号，他却始终没能找到机会，尽管他想那样做并且一整天都在等候这种时机。米拉当时非常激动：“也许她们是城里来的？唉，假着能给妈妈带个信儿，说我还活着！”

　　然而不论是同男人还是同妇女，他都未能取得联系，于是也就放弃了这些幻想。现在首先应当找到面包。

　　他已经钻进自己扒出来的一个深坑，坑沿上砖头堆得很高。为了不遇到意外，现在他慢慢地干，不仅注意听听动静，而且还不时从砖顶上向外窥察。现在他常常发冷，也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气喘，心脏的跳动也常常改变通常的节奏，怦怦直跳，冲击着肋骨。每当遇到这种时刻他就放下活儿，躺下来，耐心地等待着一切恢复正常。

　　透过乱砖堆他发现了一个圆乎乎的纸盒样的东西。他迫不及待地往外挖，但是这些纸盒几乎全被压扁了，装的白粉撒了满地。他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撮，嗅了一嗅。他不禁一颤：一股扑鼻的香气一下子把他带回到对母亲的遥远的回忆。

　　“香粉。”

　　当他把唯一一盒完整无损的香粉带给米拉的时候，米拉微微地笑了，“难道世上当真还有涂脂抹粉、擦口红、卷头发的妇女吗？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我用香粉擦擦鼻子？”

　　“那儿有很多香粉。就是擦额头和脸腮也尽够呢。”

　　“有很多？”她颦蹙着眉字，苦苦思索，“慢点儿，让我想想。食堂里曾经有过一个军人服务部。有过一个，对了，我记得。这就是说，旁边就有个食品库。紧挨着的。”

　　他在这个地点拼命地挖，有时竟然忘记了危险。挖呀，气喘吁吁地挖个不停，指甲折断了，手指出了血。他把瓷器片、碎瓶子、破箱子全都扔到了一旁。他触到了砖底下一只粗布口袋，虽然还看不见影子。

　　直到深夜他才摸索着挖出了这只口袋。砖堆曾两次坍落，使他前功尽弃，但是他没有灰心丧气，两次都按部就班地把一块块砖搬开，重新挖掘口袋。最后，一只装得满满的、扎得结结实实的口袋终于被拖了出来。他用匕首割断了绳索，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厚厚的、粗糙的，方方正正纯属标准的军用面包干。

　　低垂的乌云遮蔽了天空，坑穴里一片漆黑，他掏出了一片面包干，凑近自己的脸：他看不见、但却嗅到了香味——黑面包的浓烈香味。他贪婪地吸着这种香味，没有感觉到自己整个身子都在战栗。他的战栗不是由于寒冷，而是由于幸福。他舐了舐这片面包干，感觉到上面有带成味的水点。他不明白是怎么口事，又舐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泪水正在不停地往粗糙的军用面包干上滴。他早已不知道什么是眼泪了，以致感觉不到它们。

　　次日，他们整整啃了一天面包干，这差不多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普鲁日尼科夫为自己能够给米拉带来这种喜悦而感到幸福。近来他常常发现米拉在暗自流泪。可她总是强作笑颜，设法用笑话掩饰过去，但他还是看出她有什么心事。米拉从未抱怨过什么，总是安安静静，甚至现出愉快的样子，可是夜里，当他睡熟了的时候，她却温存地抚摩着他，眼泪、爱情和绝望一起压得她喘不上气来。普鲁日尼科夫怀疑这是由于单调的饮食所致，固为他注意到她有时怎么也掩饰不住恶心。他本想为她找点有别于罐头之类的东西，但苦于不知往哪儿去找和找什么。

　　“来，让我们幻想一下好吗？就好比我是个魔术家。”

　　“你早就是个魔术家了，”她说，“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而除了魔术家，有谁能把我变成幸福的人呢？”

　　“来，你就对魔术家说说自己的愿望吧。喂，你想要什么？说吧，哪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带馅的梭鱼。还有一条大的酸黄瓜。”

　　他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但他对米拉什么也没有说。次日凌晨，天色未明，他拿了四块面包干，准备比平一时早些到地面上去。

　　“今天不要去，”米拉胆怯地恳求说，“我求求你，不要去。”

　　“休息日已经结束了。”普鲁日尼科夫试图开开玩笑。

　　“不要去，”她怀着无以名状的忧愁重复说，“跟我一起呆会儿吧，我看到你的时间是那么少。”

　　“即使我留下来，你也看不见。”

　　为了节省灯油，他们现在只点一盏小灯。浓重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他们：他们早已习惯于摸索着生活了。

　　“你看不见我——这很好，”米拉叹了口气，“我现在可难看呢！”

　　“你是最漂亮的人，”他说，接着吻了吻她就走出去了。

　　普鲁日尼科夫爬到上面的时候，天刚破晓。他站着听了一会儿，除了单调的蒙蒙细雨声，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向白宫方向移动。他顺利地绕过了路口，穿过砖堆，潜入气排深邃的地下室里。

　　看来，在战争的最初时刻，这里有的地方曾隐藏过伤员，那个上尉就是在这里死去的，当时，普鲁日尼科夫对他的死是那么不愿相信。尸体已从地下室里运走了，但是浓烈的尸臭依然滞留，在晦暗中燎绕，普鲁日尼科夫蹑着脚往前走，仿佛怕绊上战争初期躺在这里的人。他要找一个既利于隐蔽又便于观察的了望孔。洞孔、窟窿、裂缝在地下室的浓重黑暗里明显地变成了灰色。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了望孔，在砖头上坐下来，把冲锋枪放在身旁，开始耐心地等待和观察。

　　一般来说，他可是个没有耐性、脾气急躁的人，但是经常发生的危险很快使他养成了耐心等待的习惯。他等着等着，差不多象野兽那么趴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他回想起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战争还没有爆发——曾经怎样等待过军校校长的接见。回想起自己那青年人焦急等待的心情，回想起油光锃亮的皮靴，舒适柔软、干净的军装。“过一年我们就调您回军校……”过一年！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一个无止境的漫长时期，瞧吧，一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原来，“无止境”比日历上标出的时间要短，因为“无止境”——那是人们的感觉，而时间是以度过了多少去衡量的。

　　他还想到妈妈和维罗奇卡。他知道德国人已经突进到俄罗斯腹地，但他脑海里一刻也没有闪过敌人能攻克莫斯科的念头。他认为敌人可能打下明斯克，甚至可能打到斯摩棱斯克附近，但是，他们会出现在莫斯科城下，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他反复想象，红军在继续进行激烈的战斗，击败着法西斯军队，他深信不疑，红军一定能够打垮敌人，进行反攻，明年早春会从什么地方返回这里，返回布列斯特要塞来。现在离春天还有无止境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活到那一天，迎接自己人，向他们汇报：要塞未被缴出去。打发米拉去莫斯科，到妈妈那里去，自己则同红军一起前进。向西方、向德国本上挺进。

　　终于他听到了脚步声：不是步调一致的士兵的脚步声，而是散乱的、拖沓的百姓的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仔细一瞧：一队妇女渐渐向白宫走近。三个押送兵走在队伍前头，四个在后头，而在这支参差不齐、曳足而行的队伍两旁还各有三个看守。只是在队头和队未的押送兵手中他才看到有冲锋枪，队伍两旁的看守，扛的则是步枪。从远处看来，这些步枪长得出奇，而当队伍走近了的时候他便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些上了四棱刺刀的俄国步枪。这时，他明白了，看管这些妇女的不仅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跑到德国人那里去的费奥多尔楚克式的人物。

　　响起了一声口令，队伍停下了。押送兵分散到各个岗位，妇女们则走向废墟，直接向他这面走来，于是普鲁日尼科夫向后一退，躲到了暗影里。妇女们在干活之前一面交谈一面休息：有的坐到了砖头上，有的把鞋重新穿穿好，有的把头巾重新扎扎好。普鲁日尼科夫离她们很近，他清楚地看到，雨水怎样顺着她们的棉衣和外套流淌，看见了她们那齐眉包着的头巾下方露出的脸庞，听到了她们的说话声，但是他无法分辨这些妇女的年龄和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觉得所有这些妇女的脸都一模一样，都是那么疲惫不堪，那么忧心仲仲。除了断断续续的俄语以外，还能听到白俄罗斯语以及其它一些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不知是波兰话还是犹太话。此时，普鲁日尼科夫可以呼唤她们，甚至可以同她们交谈儿句，因为附近没有看守。但是，今天他不想冒险。他把这件事推迟到下一次，等到自己把这里地下室的情况摸熟了并且找到安全退路时再做。

　　他守着的了望孔突然变暗了。起初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向后退了几步，退到深邃的黑暗中。片刻，了望孔又明亮了起来，尽管它的形状似有了改变。他仔细一瞅：孔口上有一个小包袱。一个用妇女头巾对角系起来的普通的小包袱：不知是哪个妇女把它塞到了这里，塞到了地下室的这个小洞孔里——绵绵秋雨淋不到的地方。

　　当妇女们开始拣砖头的时候，他俏悄地拿起了这个小包袱。他把它解了开来，接着又打开里面的一个干净的白布包，这时他无声地笑了：他还从来没这么走运。从来没有过。这个小布包里有六个带皮煮的马铃薯、一个葱头和一小撮盐。

　　普鲁日尼科夫怀着感激的心情，望了望在缠绵秋雨中湿淋淋地弯着腰干活的妇女们那凄凉的身影。她们之中的一个人，今天为他准备了（这一点，她本人也不知道）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他想了想，把三片军用面包干放在头巾上，四个角对系了起来，放在原来的地方。而把包着马铃薯和葱头的布包揣进了自己怀里，然后潜到地下室最远处的一个僻静的的隔堵室里。天黑之前他一直坐在那里，一面啃面包干，一面想象着今天米拉会怎样高兴。

　　“你当真是个魔术家？”

　　他把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把妇女们和包袱的事情统统讲给了她听。米拉边听边吃着马铃薯，但是她并没有象他所期望的那样为此而欢欣鼓舞。似乎有什么心事妨碍她高兴，似乎她时时刻刻都为一件什么事情而惴惴不安。

　　“你好象不大高兴？”

　　“不，你说哪儿去啦。谢谢。你也吃自己的一份。”

　　“这——我是给你弄来的，别推来推去。我吃什么都行，可你，我看出来了，有点恶心。”

　　“傻瓜，”她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痛楚叹了口气，“我的天哪，你可真是我的一个小傻瓜呀。”

　　她偎依着他，额头紧贴在他胸前，悄声地哭了。泪水滴在吃剩的马铃薯上。

　　“你怎么啦？怎么啦，米罗奇卡？你到底怎么啦？”

　　米拉抬起了头，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他。昏暗的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他看见了她那双饱含忧愁的大眼睛：小油灯的怯生生的光焰在泪水中摇曳颤动。

　　“米罗奇卡……”

　　“我必须离开你，”她轻声说，似乎说每个字都很吃力，“我亲爱的，我的丈夫，我唯一的亲人，我必须离开你。”

　　“离开？”他懵里懵懂地望着她，“怎么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你生病了吗？喂，说呀，说呀，快告诉我！”

　　“我们将有孩子啦。”

　　“孩子？什么孩子？”

　　这个消息有如一堵高墙突然向他倾压下来，尽管他还没有明白和醒悟过来，令人木然、不寒而栗的一种孤独的恐惧之感猛地袭上心头。

　　“你瞧，我是个正常的女人，”一种奇异的、不合时宜的骄傲声调响彻在米拉的话语里，“我是个正常的女人，因此，发生那种事情也是自然的。大概，这是幸福，也可以说，这兴许是莫大的幸福，然而幸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呀。”

　　“你不要走，”他以茫然的绝望声调说道，“无论如何也不要走。”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绝望充塞了他的整个身心。米拉轻轻地摇摇头：“不行。”

　　“是的，这——我懂，我懂。”

　　此刻，他已偏离开她一点儿，沉浸在自身的孤独之中。她又移近去，偎依着他，抚摩他那胡子拉碴的凹陷下去的面颊，不停地亲吻。他木然地坐着，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

　　他们这样默默地坐了许久。米拉没有再解释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说明什么，她知道，他也需要对这一点慢慢去习惯，就象她自己似的。可是普鲁日尼科夫却想大声呐喊，想爬到地面上去，想把枪中的子弹尽数向德国人猛射，想去死，因为此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比死亡还可怕。但是他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等着这一切都平静下去。他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他已经学会承受一切，无论是能够承受的还是无法承受的。

　　终于，他叹了口气，身子动了一下。米拉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叹息，她立即打开了话匣以诀别似的悲哀声调轻轻他说：

　　“要不是由于孩子，要不是为了他，柯里亚，我怎么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下。我常常想，我们俩的日子一定会是这样的：我死在你前头一点，死的时候也是个幸福的人。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太阳，我的喜悦，你是一切，你是我的一切。可是孩子应当生下来，柯里尼卡，应该生下来：他在世人面前没有任何罪过呀。他应该健康地生下来，一定要健康地生下来，可是在这儿……在这儿我每秒钟都感觉到，他怎样愈来愈孱弱。是他，柯里亚，现在是他而不是我愈来愈虚弱了！上帝赐给每个女人一丁点儿幸福和很多的职责。而我的一生是幸福的。我是那么幸福，世上没有别的女人能象我这样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是你带给我的，是你一个人，而且仅仅赐给了我。你不顾战争、不顾德国人、不顾我的苦命、不顾世上的一切，把这种幸福赐给了我！我知道，你比我更为沉痛：你孤身留下，而我随身带走了你的未来的一部分。我知道，眼下是我们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应当，我们必须度过这种时刻，为的是使他，使我们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你别担心，我什么都想好了，你只要帮我潜入这些妇女当中就行了，她们会把我带出要塞的。”

　　“带出去以后呢？”

　　“以后，有妈妈，你别担心！妈妈和亲戚们都在那里。世上没有一个人会象犹太人那样有那么多的亲属。”

　　“妇女们都是被排成了队的。”

　　“谁会去注意多了一个女人？别担心，亲爱的，一切都会顺利：一切都会如愿以偿，‘小卒能当上皇后娘娘，也能闹翻殿堂，梦里会想着发财，星期四会下起雨来。’①（注：①此处系借用驭手的顺口溜，以表达乐观情绪，原文系韵文，上下内容并无多大联系）米哈西大叔就是这么说的。你记得吗，当初是他赶车送我们来要塞的？我们还去看过路边的石柱呢，在那里我第一次触到了你的手……”

　　她强颜欢笑他说，可眼眶里却滚滚地涌出了泪水。泪水滴到了普鲁日尼科夫手上，他呢，怎么也哭不出来，因为他自己的最后的泪滴已经落到军用的黑面包干上，再也没有眼泪了。也许，正由于这种原因他感到内心火烧火燎，仿佛他的一颗心被置于炽热的炭火上。

　　“你应当走，”他说，“你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回到自己妈妈那里去，抚育孩子。只要我还能活下来……”

　　“柯里亚！”

　　“只要我还能活下来，我一定会找到你们，”他严峻地重复了一句，“否则……你就把我们的经历讲给他听。把我们留在这儿石头底下的所有的人都讲给他听。”

　　“他将对着这些石头祈祷。”

　　“祈祷倒不必。只是不应当忘记。”

　　他们走进了夜幕。尽管米拉步履艰难，他们还是顺利地潜入了白宫废墟。她非常孱弱，已经不习惯于走路了，在这坑坑洼洼的路上带着一条假腿就更为困难。有些地方，普鲁日尼科夫就把她抱过去。对他来说，这并不费力：亲人的温暖的躯体是那么消瘦和轻盈。在那里的地下室里，当他探明了出口并且告诉她，自己将从哪儿最后一次眺望她的时候，他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紧紧地抱在怀里，直到最后也不愿放开她。在这里，他们最后一次吻别了，米拉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地下室。

　　她象许多妇女一样，穿的是棉袄，也象她们那样包着头巾，因此，当真谁也没有注意她。大家都在默默无语地干活，她也开始干了起来。

　　“喂，你在那里折腾什么？”有个妇女满不高兴地嘟哦说，“怎么，腿疼吗？”

　　另一个妇女伤心地叹了口气：“天哪，连个瘸腿的女人也抓来了，这些魔鬼。你少走点路。到那边去垛砖好了。”

　　垛砖是在大路旁边，米拉不愿意到那儿去，因为那样会离普鲁日尼科夫很远。但她并未表示异议，暗自高兴的是，妇女们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她竭力少露出跛脚的样子，往人们要她去的地方走了过去，她在一大堆砖头跟前一块一块地垛了起来。

　　普鲁日尼科夫看到她怎样走往路边和怎样在那里垛砖。而后来，别的妇女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见米拉了，随即又找到了她，后来又瞧不见她，这就再也辨别不清她在哪儿了。虽然瞧不见她，但他依然在眺望。他瞧啊瞧啊，由于再也看不见她而陷入了绝望的痛苦，但他并不怀疑，命运这一次保护了他，使他避开了最残酷和最可怕的事情。

　　押送兵出现的时候，业已暮色四合。在这之前，米拉只是远远地瞧见过他们：他们要不在篝火旁取暖，要不紧靠在残存的墙根下。现在他们出现了，跑了过来：壮实，由于无所事事而冷得打颤。

　　“排队：快，快点，娘儿们！”

　　领头的是德国人，他们没有急于离开篝火走过来，而整队的是些穿灰绿色呢子军衣、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忠心效劳的押送兵。他们在缓慢排成队形的妇女们周围煞有介事地忙乎来忙乎去，用俄语下达着命令：“四个人一排站好！”

　　米拉竭力挤到队伍的中间，但是按四个人一排站队的妇女们不由自主地把她挤来挤去，很快她就被挤到了队伍的左侧，米拉绝望地又钻进了人群，可是人们懒洋洋地嘟囔说，她不属于这四个人的行列，接着她又被挤到没有四人队列的空当里去，孤身站在那里。

　　“为什么要挤来挤去？”一个高大的押送兵厉声喊道，他比其他人更卖力，喊得更勤。“按自己那四个人一排，快点站好，娘儿们，快点！”

　　“我们倒是排好了，”有谁满不高兴他说道，“可这里多出来一个人。”

　　“什么多出来一个人？从哪儿多出来一个？不可能会多出人来。把队伍排排好！”

　　“啊，原来如此……”

　　米拉的心怦怦直跳，几乎要跳出胸膛。押送兵顺着队伍走来，渐渐靠近了她，她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朝他挤出了笑容。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押送兵停在她面前，惊异地问道。

　　“从城里。怎么，您认不出来了吗？”

　　“从城里？”

　　“好啦，往前走吧，让我们往前走吧！”想到普鲁日尼科夫会看到这一切，米拉绝望地喊道，“我们往前走吧，难道路上就不能说清楚吗？”

　　“是呀，该走啦！”妇女们怨声怨气地嚷嚷了起来，“冻了一整天啦！干吗跟个丫头去纠缠呢：是赚了一个，又不是赔了一个。”

　　“赚了一个？……”押送兵困惑不解地重复了一句，“就是说，赚了是吗？可是你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呢？”

　　他蓦地抓住了她的棉袄，使劲把她揪向自己：米拉差点儿没站住脚。

　　“岂不满身是地窖里的气味？地窖里的？……上等兵长官先生！唉呀，这个害群之马，这个缺德的东西，竟敢爬到光天之下？上等兵长官先生！”

　　“走吧，”米拉上气不接下气地喃喃说道，而他抓着棉袄使劲摇晃她，以致她的头不由得直向两边摆动。“我们走吧。我求求您。恳求您……”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从哪儿？”

　　他突然撇开了她，迎着从队伍前面往他们这里从容走来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疾步跑去。米拉站了片刻，随即跟在他身后走去，因为队伍可以把她同普鲁日尼科夫遮挡开来。

　　“就是她，上等兵长官先生。就是她，多出来的那个女人。看来，是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的。”

　　米拉已听不见他还说了些什么。她只是看到了年纪不轻的上等兵长官那张其貌不扬的瘦脸。这张普通的、疲惫不堪的面孔对她来说是那么惊人的熟悉。这一点她自己还不敢承认，她仍然对某种奇迹般的事情抱着希望，虽然奇迹没有出现，但是代之出现的是一个德国人。不是眼前这个鼻子冻得发红的德国人，而是那个吓得发抖、两手拼命翻找自己孩子照片的那个德国人。

　　“犹太人！”德国人用枯瘦的、骨节突出的手指指着她喊道，“犹太人！地洞！犹太人！地洞！”

　　“唉，何必跟个姑娘纠缠呢？”妇女们嚷嚷，而押送兵们顺着队伍跑来跑去，晃动着刺刀进行威胁。“该走啦，人都冻僵了！饶了这个姑娘吧，她是我们的人！啊！不，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犹太人！地洞！犹太人！地洞！”德国人一面往后退一面喊道，因为米拉一个劲儿地冲他走去，她已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径直往前走着，只怀有一个愿望：尽量离普鲁日尼科夫的了望孔远些。

　　看来，妇女们终于被带走了，也或许没有被带走，只是她的感觉而已，因为她的耳际老是回荡着两个可怕的字眼：“犹太人！”“地洞！”“犹太人！”“地洞！”她的心时而紧缩了起来，屏息静候着某种可怕的事情发生，时而怦怦跳动，这时她就感到憋得喘不过气来。她张大了嘴使劲呼吸，走啊走啊，一直朝前走，直逼那个德国人。

　　甚至当枪托狠捣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也没有感到疼痛。她只觉得背上被冲击了一下，脑袋奇异地抽动了起来，嘴里立刻充满了某种粘稠而带咸味的东西。但即使在这样的一击之后，她还是继续往前走，却不想吐出嘴里的血，似乎此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她前进。捶击象雨点似地纷纷落到了她的肩上，她把腰弯得愈来愈低，本能地保护着自己的腹部，但脑海里想的已不是孕育着的孩子，而是那个永远留在身后、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人。当她最终被打倒在地失去知觉的时候，她也仍然挪动着自己的假腿顽强地向前爬着。

　　当敌人的刺刀一连两次刺穿了她的身体时，她还向前爬着。这两次刺透身子的疼是她那整个脆弱的和依然是温暖的躯体所感觉到的和承受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疼痛。一道明亮的光闪现在她那紧闭着的眼前，在这道无情的光亮里她突然看到：她已经再也不会有自己的婴儿、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生命了。她积聚了自己最后的余力想呼叫起来，但是代替喊声的是，她的喉咙里涌出了粘稠的血。

　　当她渐渐失去知觉、眼前飘忽着临死前那阴森的恐怖时，她依然听到捣在她肩上、头上、背上的捶击声。但是敌人没有继续打她，而是在她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仓促地把她扔进白宫围墙外面的一个不太深的弹坑里，往上填了一些砖块。

　　连日来低垂在大地上空的乌云爆裂了，向四处飘散，苍白的天公往这块空地上瞥了一眼，早已西沉的夕阳的远方余辉，懒洋洋地映照在胡乱平整的大路上，映照在坍塌的楼房的一角和仓促填盖起来的弹坑上。余辉映照了一下，转瞬即逝，天空又被阴霆的秋日的乌云遮住。

第五部 第一章

　　他又不知道几月几日了。躺在浑沌的非人间似的黑暗里，他谛听硕鼠怎样在啃噬余剩的面包干，他既没有力气爬起来把这些面包干收藏好，也没有力气去细细回想一下，今天是几月几日。他不记得自己钻在所有的大衣、棉袄和呢子军衣底下不吃不喝地究竟躺了多少日子。当他苏醒过来时，他艰辛地爬去喝水，喝着喝着又昏晕了过去，恢复知觉以后又接着喝。后来他捱到桌前，找到了一块白糖和硕鼠尚未吃光的面包干，尽管他没有一点食欲，还是一点一点地吃着白糖和啃着面包干。他强迫自己吃，因为病已经好了，现在需要恢复一下身体。

　　他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所以当他看到了雪，并未感到惊奇。夜阑人静，繁星在深篷的天空里闪烁，要塞变得一片雪白，他蜷缩在呢子军衣里，坐在自己的那个洞口，贪婪地呼吸清新的寒冷空气，并为自己活了下来而暗暗高兴。

　　返回地下室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个健康人了，只是由于虚弱走起路来还趔趔趄趄。他在炸药罐里烧开了一锅水，倒进去一罐头焖肉，他第一次吃得这样津津有味，随后钻进自己的衣服堆里酣睡了一觉。现在他又对自己的力量满怀了信心，又开始计算白天和黑夜了，只是怎么也弄不清，今天是几月几日。

　　翌日，他整整擦拭了一天枪，最后把枪装上了子弹。他许久没有视察自己的地段，许久没有袭击巡逻兵了，他做着往外爬的准备，内心抑制不住一种喜悦的斗争激情。他活着，并且象先前一样感到自己是这个大雪覆盖下的寂静无声的布列斯特要塞的主人。

　　然而，除了这个主要的任务之外，尚有一个属于个人方面的小小的任务。想到它，普鲁日尼科夫仿佛对自己也要保密似的，仿佛这与下达给他的重要命令相悖，仿佛此地有人能够检查他执行这一命令的情况。他一向如此要求自己，就好象最高检查者时刻都呆在身旁，对自己进行监督和检查，因此他觉得他考虑的那件事情似乎是绕过了这个监督者，似乎是犯了自由主义，“要去实践这一秘密的愿望似乎是对自己的放纵。他突然决定，非找到自己的那支手枪不可，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找回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手枪，它的号码已登记在他的证明书里。那是他军校毕业时在队列面前被授予的第一支个人使用的武器。在第一次肉搏战中这支手枪丢失了。现在他尤其清晰地记起这一次肉搏战，因为那个下巴颏被砸裂了的可怕的德国人出现在他的梦幻里，又抓住了他的脚，又狰狞地笑了起来，而萨里尼科夫却迟迟没有到来，甚至在梦幻中他也觉得萨里尼科夫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也不会从这个恶魔的手中把他搭救出来了。普鲁日尼科夫醒来时一身冷汗，他尤为竭力回想的正是那第一天：同萨里尼科夫和杰尼什克的相遇，第一次冲锋和第一次战斗，以及他如何可耻地丢失了发给他个人的那支手枪。

　　他没冒什么危险就接近了教堂，在隐匿于空旷的教堂之前，他习惯地回头四下张望。一个会招致严重后果的发现使他十分惊愕：尽管雪下得不多，而且他还尽量踩在砖上走，但身后还是留下了一道脚印，要消除这一足迹，他已无能为力。只有靠落雪来掩盖它，但是天空，仿佛故意作对似的，万里无云。这阵子他已不为自己能潜到教堂而高兴了，但是返回，会更危险：势必还会留下脚印。他犹豫了片刻，终于决定白天呆在教堂里，等黑夜来临再潜回自己的掩蔽室，指望第二天早晨——或许！——落雪会把他踩出的小径覆盖。

　　寒冬的清新气息充溢了一切角落：他已感觉不到当初把德国兵阻挡在入口处、拯救了他生命的那种尸臭。诚然，那时他不得不在上面的窗龛里直呆到天黑：检阅仪式早已结束，客人已经离去，士兵也被带走了。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顺着屋檐艰辛地行走，没有摔下来简直是个奇迹，然而毕竟一切都算顺利。当时可谓顺利，而今呢，喜悦的、熠熠闪光的雪倒成为他的敌人的同盟者。

　　他时时刻刻都想到这一点，惴惴不安地谛听着静谥的清晨的声音。在凛冽的寒凤里，声音变得更清晰：传入他耳中的既有汽车的噪音，又有雪地上的清脆的轧轧声，还有在三拱大门那里抛掷雪球嬉闹的德国兵的欢声笑语。起初，这一切都引起了他的警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对这个教堂的注视上，看一看这里对他一个人来说究竟留下了什么。他愈仔细观察，那些己不在人世的、仅存于他的回忆中的人们的身影，就愈是紧紧地把他围住。

　　他立刻认出了他第一次跳进教堂的那个窗口。正是这个窗口：第二个——他用不着找就知道是它。这个窗口是他在第一次冲锋时亲自选中的，但在它面前自己反倒胆怯了，为此那个边防战士付出了生命。这样的事情永远难忘：他不曾是胆小怕死的人，因此什么都铭记在心。就连敌人朝他射击但打在边防战士尸体上的子弹进溅在他身上的凝血，也历历在目。

　　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是后来，而当时他一下子就扑进了硝烟滚滚的教堂里，狠打、猛射，与敌人展开了搏击，而且就在这儿，那个被砸裂了下巴颏的可怕的德国人抓住了他的脚。就在这一瞬之前他失掉了手枪……到底是这一瞬之前还是之后？不，是在之前：敌人用枪柄打他，他摔向了一边去，而当他苏醒过来时，手枪已经不见了。就是说，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儿附近，发生在此刻遍是灰泥、砖头和泛着绿斑的废弹壳的几平方米的地板上。

　　他在教堂里走来走去，用脚尖翻动着砖头。空空的冲锋枪筒、机枪子弹带的断片、压扁了的军用水壶、断了枪托和裂了枪柄的步枪、手提机枪的生了锈的弹盘——他的面前统统是战争的垃圾。他碰了碰这一堆破铜烂铁，当初它们整个儿都充满了声响，这些响声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珍藏在他的心中。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至今还珍藏着它们，它们至今还响彻在他的脑际。他想，他子然一身，处在俏然无声的孤独之中，但是寂静突然打破了，孤独感也随之消失，他豁然开朗：“过去”——这是他的己有物，是他的财产和他的骄做。他明白了，孤独是不会有的，因为有它——“过去”的存在。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峥嵘的时日。

　　“不会有死亡，”他喃喃地说，“不管怎么说，不会有死亡，伙伴们。”

　　他的话音虽低，但却在空旷的教堂里奇异地回响了起来。它伴随着寒冷的空气向四处飘去，轻轻地触在墙壁上，向残破的穹顶升腾。他屏息静听，仿佛在送别自己的这个话音，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外面隐隐传来了某种声响。他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飞也似地跑向窗龛，缩了进去，并且小心翼翼地往外瞧了瞧。在这一刹那，“过去”已不存在了：德国人偷偷地包围了教堂。

　　敌人尚未把包围圈合拢——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没来得及，——他还有唯一的逃生之路：穿过空旷地段跑向白宫废墟。在明朗白昼的雪地里出现一个黑色的人影：逃脱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但他没有去进行掂量，他只是想活，而假如必须死去，那也要死得自由。于是他跳出了窗口。

　　他往前跑，不回头看也不弯腰：他不能失掉任何一瞬的时间。半路上他听见了喊声和射击声，但是他没有趴下，而是一直跑啊跑啊，子弹溅起了脚旁的雪。他窜进了地下室，顾不上喘息，继续往前面、往深处跑，常常撞到墙壁上，因为经过耀眼的雪地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停地跑。突然他倒下了。是陡然倒下的，因为他的力气已消耗殆尽，空气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颗猛烈跳动的心。

　　然而他无暇喘息。什么地方响起了嘈杂的话语声和皮靴的橐橐声——虽然尚远，但已是在地下室里，在拱顶底下了。他艰辛地爬了起来，趔趔趄趄地跑向晦暗的深处，不考虑方向，只是想远远躲开这些话语声和脚步声。

　　他不熟悉这些地下室。他延搁了对这些地方的侦察，而后来，自从送走米拉之后，他就病倒了，这儿他一次也没有来过。此刻他盲目地跑着，常常撞进死胡同和已被堵塞的地方。耳际总是听得见背后追踪的脚步声。

　　显而易见，德国人一点也不怕他，他们坚信，只他一个人，因此，他们不慌不忙地在彻底搜查这些地下室。

　　在前面拐弯的地方他看见一道裂缝，于是他向那里奔去。应当离开这里，无论如何也要潜入环形兵营的废墟，因为德国人无法把那儿的兵营封锁住。然而，他所熟悉的那个兵营地段的路已被切断，此时，他已钻出裂缝，立刻向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向要塞东南方的远处。

　　看来，德国人万万没有料到，他会再一次冒险从开阔的地带跑：在背后响起射击声之前，他差不多已跑过了整个的院子。他还是没有趴下，没有迂回，而是一直朝前跑，没有弯下腰，仿佛有意去寻找死神。这一次死神又饶恕了他：德国人突然停止了射击，只是呐喊，这时普鲁日尼科夫发现，顺着兵营迎面跑来一些人。他们跑着，并不开枪，想抓活的。

　　毕竟他抢先到达了一道宽罅缝，立即躲了进去。他之所以能够抢先到达，是因为他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为此，他赢得了一分钟。这一分钟使他得以向四周扫了一眼，因而明白了，再往前跑毫无意义。于是他扑向罅缝，端起了冲锋枪，一连数次短促地扳动了枪机。枪柄在瘫软无力的手中抖动，毫无疑问，他没有打中任何敌人，然而德国人马上散开，趴在了地上。他呆了一会儿，等候他们还击。他又射去了几梭子，把用完了的冲锋枪塞在靠墙的砖堆底下，立即向邻近的一个房舍奔去。

　　这是一个马厩：不论是烈火还是严寒，都未能驱除滞留这里的马的气味。墙角上有一大堆干马粪，他毫不犹豫地往里钻，拼命把面上凝结着的一层扒开。外面的枪声依然在响，而他，象一只鼹鼠，不停地扒着，越来越深地钻了进去。只是当他听到隔壁厩舍里响起话语声和脚步声，他才屏息不动。

　　敌人在附近的隔堵室里搜寻，话语声时而远去，时而又在近旁。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尽管这时他非常困难：悸动的心房怎么也无法平静。他趴在粪堆里，由于虚弱和恐惧全身都出了冷汗：只要朝粪堆上随便打上一棱子搜索的子弹，那就意味着他的死亡。就连出于偶然的好奇，也有可能把他发现。但是德国人想都没有想过，他会还在这里。

　　他们想也没有想过，但是，当他们的搜索毫无结果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动脑筋了。他听见他们集聚在这里。就在他旁边，大声议论着什么。他听见了自己头顶上的脚步声，整个身子缩作了一团，有个很有份量的家伙从他背上缓慢而沉重地走过。后来他听到一种奇异的、吱吱的声响，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立即就感到了疼痛：刺刀尖顺着他的肋部扎了下来，刺破了肋骨外面的皮肉。他吓得浑身冰凉：德国人马上就会把刺刀抽出去，会发现血迹，那么一切也就完了。然而刺刀飞也似地抽了上去，又一次插进了粪堆，扎进离他肩膀一厘米的地方，接着又抽了上去，又扎下来一次，随后他背上的重量突然消失了，他听见了笨重的脚步声，心里明白了：用刺刀乱捅的那个德国人，已从粪堆上走了下去。

　　甚至在脚步声、话语声都已消失了的时候，他也没让自己动弹一下。肋部的伤口疼痛难忍，他感觉到那里在淌血，两臂和两腿渐渐变得麻木，仿佛已不属于自己，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动弹一下。他相信又不敢相信，随后还是相信自己得救了，相信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但是他不愿冒险，在神志昏迷中忍受着渐渐蔓延全身的这种麻木。他忍受着，不时昏迷过去，苏醒以后，又昏迷过去。他是这样麻木僵硬，就连血在流还是已经止了也感觉不出来。有时他会闪过这样的念头，自己可能动弹不得了，再也不能从这堆干马粪里爬出去了，但是在天黑以前，他没有试着往外爬。

　　他艰辛地爬了出来。久久地活动着两臂，以使它们暖和与活络起来，并伸伸自己的腿。伤口已不再流血，衬衣已经干结了，他不想仔细瞧自己的伤口：没有人给他包扎也没有东西可用来包扎。他站了起来，挪动了几步又急忙坐了下来：两脚不听使唤，那变得僵硬的肌肉是如此疼痛，他不得不咬住自己的衣袖，免得喊出声来。可是他应当走，趁雪还没有下，他要千方百计往自己的地下室里走，钻进去，呆在那里。

　　他强自站了起来，尽管两腿仍然不听使唤，疼痛却减轻了一些，但还是不堪忍受。他东倒西歪地走到出口，从砖堆底下找出了自己的冲锋枪，出去以前，换上了新的弹盘。他并不总是携带备用弹盘，但今天他却随身带着，因此又有了武器。他甚至把头一个弹盘里的子弹——总共有八颗——抖落了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而把空弹盘放在藏过冲锋枪的砖堆里。

　　幸运的是，刺刀上不曾有血。或许是血尚未来得及染上刀刃，或许是往外拔时，刀刃本身清除了血迹。不管怎样，他可真是运气，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笑了，尽管此时每走一步他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但这是往家里走，仅这一点也就使他增添了力量。他口自己的家，那里有饭吃，有水喝，有三硝基甲苯块①（注：①即炸药块。），有暖和的呢子军衣，那里的一切至今都勾起他对米拉的怀念。

　　他时刻想到她，就连在睡梦中也是如此。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路旁：她在垛砖头。后来看不见了，但他知道，她——在那里，在把她视为自己人的那些妇女们中间。他看见她们不知为什么排队排了许久。他本想在队伍中细细寻找米拉，但那时已暮色四合，妇女们的身影已在暮色中变得朦胧，他怎么也猜测不出，米拉站在哪儿，但是他想，米拉一定会设法钻到队伍的中间。后来，队伍被带走了，院子空了，他稍事停留，也返回到自己那里去了。一路上悲哀与喜悦交织在心头，由于米拉成功地溜出了要塞，喜悦毕竟占了上风。就连现在他也还为这事高兴，因为他再也没有别的喜悦了：别的喜悦都已成为过去。

　　他顿时停住了，什么都摸不着头脑了：他认不出这块地方了。他认不出要塞里的这个地段，先前他觉得这是他的地盘，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现在这些石头他也认不出来了。在他面前是一些未落上雪的、新翻起来的砖头。它们被炸得四处飞散，杂乱不堪。

　　通往地下的洞口不见了。既没有了洞口也没有了地下室，既没有了武器也没有了吃食：一切都埋葬在被炸得底朝天的砖堆底下。一切，他的整个往昔的生活和对未来的全部希望都没有了。

　　雪，不仅出卖了他，而且也出卖了他的藏身之地：德国人找到了洞口，将它炸毁了，而他竟没有听到这爆炸声。他身上剩下的东西总共有：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冲锋枪，口袋里的八粒子弹，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军衣，还有这件衣服口袋里的两片面包干。其它，什么也没有了。他的双膝突然瘫软无力了，他一下子瘫到了砖头上。就这样，他坐了许久，动也不动，脑子一直在想，自己还剩下了什么。

　　他还剩下活下去的强烈愿望、死寂的要塞和满腔的仇恨。正因为这样他又站起身来，往回走了，走向环形兵营的地下室。

第二章

　　夜里他在僻静的地下室的冰冷地板上打盹。冻得忍受不了时他就起来走动，随后又坐下来打盹，直到再一次被冻得站起来走动。应当去寻觅藏身之处、吃食、武器、衣服。他指望能找到点什么，因此天蒙蒙亮他就爬起来，往不曾到过的一些地下室走去。

　　先前他根本不去注意的一些东西，现在也都拣了回来：有残留着机油的小筒，有烧掉一只袖子的破棉袄，有子弹。他把遇见的子弹全都拾了回来：有本国的也有德国的。他仔细地把它们擦拭干净，按不同类型分好，数了数，分别藏在不同的衣兜里。现在，所有的于弹都记在帐上，因此他已经想好，要把冲锋枪单发射击。

　　有一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就象当初他发现面包干那样，——不过，此刻如能找到面包干的话，那他的喜悦程度也会不亚于此。他拣到一支土拉造的装满了子弹的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他拆开了它，涂了点油，又安装起来，拉了拉枪膛。撞针的冲击有如新枪，只是他还不能确信，这支半自动步枪是否好用：它长久被弃置在砖堆底下，可它本身是非常娇气的——这一点，他是在军校里知道的。但这只能在战斗中得到检验：他重新把这支半自动步枪压上了子弹。为了这个大喜的日子他吃下了最后一片面包干：头一片还是在夜间就啃光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下室里他忙乎着摆弄自己的半自动步枪：严冬的白昼的光亮透过一道狭窄的缝隙射了进来。当他嚼完了最后一口面包干时，突然听到了说话声。是远处的、敌人的、听不懂的话语声。他走近缝隙向外张望：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明显地高大壮实。

　　他觉得他好象认识这个穿灰绿色呢子军衣的高个子家伙。不，他明白，自己并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只不过他突然感到了昨天趴在干马粪堆里时肩头所承受的那种重压。高个子手中的那支上了四棱刺刀的步枪也长得出奇。

　　看着这把暗蓝色的森冷的刺刀，他又感觉到了肋部的创伤：受了伤的肋骨一直在隐隐作痛。原来，刺刀上没有沾血是因为刀尖上的血滴浸到了他的呢子军衣上，原来，昨天的万幸全在于，扎伤了他的不是德国的、匕首式的刺刀，而是自己的、粗国的四棱刺刀，这把刺刀上没有留下他的血迹，没有供出他，没有让德国人看见有血。在他面前，刺刀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有罪的是将这把刺刀掉过头来反对他的那双手。

　　他端起半自动步枪：太好了，正巧今天拣到了这支枪，瞧，岂不派上了用场。但愿它不卡壳：这种半自动步枪毕竟是非常娇气的。他眯起一只眼睛，通过瞄准器搜寻着背对他站着的高个子。可是人影顿时化成了斑点，失去了轮廓。他揉了揉眼睛再瞄，高个子的轮廓还是模模糊糊。他的视力一向很好，从来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毕竟立即就恍然大悟了：视力差了，恰恰是右眼更差。

　　他没让自己产生失望情绪。他干脆把另一只眼睛睁开，开始用双眼瞄准。这使他感到很不习惯，但毕竟把枪口对准了射击目标，并且平稳地扳动了一下枪机。随着一声枪响，他看到高个子伸开两臂扑倒在前面的砖堆上。他又扳动了一次枪机，但半自动步枪卡壳了——第二颗子弹没有打响。来不及重装子弹了：应当马上转移。他不大熟悉这些地下室。

　　他撤得很快，但常常停下来向各个掩蔽室和通道张望。背后传来了呐喊声和几棱子子弹的扫射声。德国人正在追赶他，但他相信在这些地下室里他是能够逃脱的，只要自己不钻进死胡同，不钻进没有其它出口的掩蔽室里。果真到了那一步，他就不得不进行抵抗，那时便成为他最后的战斗了。有一次他已跑进了那样一个掩蔽室了，幸而及时醒悟了过来，赶紧离开了那里，此时他宁愿稳妥一些。况且德国人在地下室里向前移动得很缓慢，他们对任何一个壁龛和洞穴都不放过，或者用手电照，或者用枪扫。

　　不过，毕竟应当找一个能够藏身的地方：他不能老是往后退，否则德国人迟早会把他堵住。于是他找寻这样的地方，尤其在晦暗通道的墙壁上打主意。他找寻那样的小洞孔、鼠窿、裂罅，穿过它们可以折回去或者趴上一会儿，让德国人走过去，然后回到他们已搜查过——照射过和扫射过的掩蔽室里。

　　他找到了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如不是有心去找，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正好位于地下室墙根拐角的后面，与地板成一水平面，拐进去的那段距离是如此之短，简直谁也不会料到，这里还会有什么出口。洞非常狭窄，向横的方向延伸，但是在离通道一米处陡然拐了个九十度：他不得不侧身躺着往那坟墓般黑暗与死寂的地方爬去。他不知道自己爬进去的那个掩蔽室究竟有多大，但他立即把脸转向了洞口，把半自动步枪端在手中。这是个方便的洞穴：他尚未来得及检查，只是凭巧妙挖通的这条通道对它作了区高的评价。在这儿几乎听不见德国人的呐喊声，此刻他身子底下的沙子是松软的，甚至还有点暖意，对他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成功。

　　沙地上传来了沉重的橐橐声，他整个身躯都感到了这些脚步的重量。这时走在前头的人已经接近晦暗的拐角里面：隔着深厚的沙层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排射声。敌人扫射了一阵，此时他们当该继续往前跑，到邻近一个掩蔽室里去了。敌人跑了过去，没有在短短的拐角里停下。

　　德国人皮靴的橐橐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远去，越来越听不清了。他缓缓地舒了口气，把半自动步枪的保险关上了。

　　“恶魔走了吗？”

　　他猛地转过了身子：声音是从黑暗处发出的，嘶哑而又断断续续。他的心突突直跳。

　　“谁？”

　　“而你是谁？”

　　“自己人！”

　　“那我就更是自己人了。你们是几个人？”

　　“一个。”

　　“最后一个？”

　　“我并不认为。可你这是在哪儿呢？”

　　“等一等，我点上灯。蜡烛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保存着，不过在这种场合下……”

　　火柴被划着了，昏暗中出现了一只瘦骨鳞峋的、指头很长的手和一络斑白的胡须。这只手把火柴凑近放在小箱上的一截蜡烛上，当蜡烛点燃了的时候，他看到了身穿棉祆、紧束腰带、活脱一具骷髅的人。他看到了长得垂肩的苍白头发、闪着狂热火花的眼睛和向他伸过来的手。于是他向这只手扑了过去。

　　“慢来，老弟。慢来，轻一点。我的两条腿疼得厉害，我们忘记什么是接吻了。把手伸给我吧，我亲爱的老乡，你是苏维埃人，我的战士。把手伸给我。这就对了。你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瞧，这些坏蛋没能征服我们，对吗？不论是冲锋枪，不论是炸药，不论是火焰喷射器。没能征服我们，没能征服！……”

　　瘦骨鳞峋、虚弱不堪的人嘶哑他说着，胜利地笑着，可眼泪却顺着胡须流淌。他笑着，颤抖着，说个不停：“请原谅，兄弟，原谅我，亲爱的，我止不住眼泪。我有权利流下自己的眼泪。一连三个星期我没见到过人，没听到过说话声，我甚至开始同自己絮叨起来了，我渐渐变得虚弱，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在我的这种情况下……因此说，让我先说个够，先把你好好瞧瞧，瞧个够，然后我们再相互介绍一下。但是首先让我把你看个够。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亲爱的兄弟，你都受了些什么罪，怎样熬了过来？”

　　“熬过来了，”他回答说，并为自己不能象这个胡须斑白的人一样流下幸福的眼泪而感到遗憾。“这么说，只你一个人？”

　　“起初人很多。我们找到了这个洞穴，挖了个通道。后来剩下了四个人。三个星期以前，最后一个人没有返回。从那时起，我便一个人躺在这里。我的两条腿瘫痪了，懂吗？用两个膝盖还能勉强爬一爬，而走路已谈不上了。一直躲藏在这里。”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考虑过。考虑过我现在的处境。我想过，如果德国人抓到我，而我没有来得及自杀，我将怎样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考虑这样回答：我是一个俄罗斯士兵。我的称号是，‘俄罗斯士兵’，‘俄罗斯士兵’是我的姓。你认为我想得对吗？”

　　“对德国人来说，是对的。而我是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哪个团的？”

　　“还没有列入名册，”普鲁日尼科夫苦笑了一下，“怎么，该我谈谈自己了吗？”

　　“是的，该你谈啦。”

　　普鲁日尼科夫谈了谈自己——没谈什么细节也没隐瞒什么。受伤的人暂时没有介绍自己，他一直那么握着他的手，听他讲下去，始终没有打断过他的话。根据对方的握手如何渐渐变得软弱无力，普鲁日尼科夫感觉出自己的这位新同志全身的力气已所剩无几。

　　“现在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了，”当普鲁日尼科夫叙述完了的时候，受伤的人说道，“我是准尉谢米施内依。莫吉廖夫团的。”

　　谢米施内依受伤已经很久：子弹打在脊椎骨上，两条腿渐渐瘫痪了，走路已不听使唤，但还能勉强爬行。假如说他呻吟过，那也是在睡梦中，平时他总是忍着疼痛，甚至还面带笑容。他的同志们先后一去不返，而他活着，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仅仅剩下一点点吃食、几粒子弹，三天以前就断水了。夜间，普鲁日尼科夫弄来两水桶雪。

　　“你要做做操，中尉，”第二天清晨谢米施内依说，“咱们不能放纵自己：只剩下我们俩了，也没有药品。”

　　他自己一天做三次操。坐在那里不停地弯腰、伸胳膊，直到喘不上气来为止。

　　“是的，好象只剩下我们俩了，”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唉，假若每个人都给自己下达命令，都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么战争早在夏天就结束了。在这里，在边境上。”

　　“你认为只有我们俩打得如此出色吗？”准尉冷笑了一下，“不，老弟，这——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你知道到莫斯科有多远吗？上千里。每一俄里都有你我这样的人趴着。他们不比我们强也不比我们差。至于命令问题，你错了，老弟。应当执行的不是自己的命令，而是誓言。可誓言是什么呢？誓言就是在军旗下面的宣誓，”他突然变得严峻了起来并且以斩钉截铁的、近于凶狠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吃了点东西吗？那就去履行自己的誓言吧。去杀死一个德国人再回来。每杀死一个恶魔就给你两天假；这就是我这里的规矩。”

　　普鲁日尼科夫开始收拾。准尉盯着他，在幽暗的烛光下，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着。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指挥你？”

　　“因为你是这一地段的领导，”普鲁日尼科夫冷冷地一笑。

　　“我有这种权利，”谢米施内依轻轻地但很有份量他说道，“我有权派遣您去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去吧。”

　　于是他吹灭了蜡烛。

　　这一次他未能执行准尉的命令：德国人离得很远，而没有把握他不愿意随便放枪。他的视力已明显减退，他知道，要瞄远处的人影已无法打中目标。唯一的希望是，等有偶然的机会面对面地碰上敌人。

　　然而，在环形兵营的这块地方他一直没能碰上任何敌人。一些德国人镇守在另一个地段上，在他们后面，许多朦陇的人影依稀可辨。他想，这是些妇女，是米拉同她们一起离开过要塞的那些人，于是他决定偷偷地向她们靠近。也许能找到机会跟某人打打招呼，或者跟某人谈上几句话，了解一下米拉的情况，再让她转告米拉——他活着并且健康。

　　他跑进邻近的废墟，穿到了对面，再往前便是一片开阔，地带，白天他不想在雪地上冒险穿越它。他本想返回去，但突然发现一个被瓦砾掩盖着的、通在地下的梯级，他决定下去一趟。不管怎么说，从环形兵营直到这里的废墟，他留下了足迹，为了防备万一，应当考虑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艰辛地顺着被砖头堵塞的梯级一步一步往下走，好不容易挤到了地下室的通道上。这儿也遍地是从坍塌的拱顶上掉落下来的砖头，他不得不弯着腰走，不久便完全被堵塞物挡住了，不得已又转过身来往回走，在德国人尚未发现他的足迹之前，他要赶紧爬上去。地下几乎一片漆黑，他一面摸着墙壁一面试探着走，突然他的手摸了个空：往右有个通道。他钻了进去，往前走了几步，拐过墙角以后，发现一个干燥的掩蔽室：亮光透过上面的一道窄缝射了进来。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掩蔽室里空空如也，只是在射击孔正对面的墙根下有一具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衣的干尸躺在军大衣上。

　　他蹲了下来，仔细瞧瞧这个人的遗骸。头骨上还保留着头发，浓密的黑须紧紧贴在半腐烂了的军衣上。透过撕破了的领口，他看到了紧紧缠在胸口上的破布，于是他明白了，这位战士是由于受伤而死在这里，是望着射击孔那狭小框框里的一方灰色的天空而死去的。他尽量不触及遗骸，在它周围摸了摸，看有没有手枪或者子弹，但他什么也没找到。显而易见，这个人死的时候，尚有人需要他的子弹。

　　他打算站起身来离开它，然而他看到遗骸底下有一件军大衣。这件大衣倒还不错，可以为活着的人服务：谢米施内依准尉在洞穴里冻得发抖，再说普鲁日尼科夫本人也只盖着一件呢子军衣睡觉，冻得缩作一团。他犹豫了片刻，决不定是否去碰遗骸，但是军大衣毕竟还是军大衣，死者并不需要它。

　　“请原谅，老兄。”

　　他扯住衣襟，稍稍撩起来，然后轻轻从战士遗骸底下抽出大衣。

　　他抖了抖大衣，企图把渗进去的尸体气味抖落掉。当他把它伸展开来的时候，发现了早已干涸了的褐色血斑。他想放下军大衣，再一次瞧了瞧褐色的斑块，两手垂了下来，眼睛缓缓地环视了一下掩蔽窒。他暮地认出了它，也认出了这件军大衣，认出了躺在角落里的这具尸体和这一络黑须。他声音颤抖他说道：“你好，沃洛吉卡。”

　　他站了一会儿，接着把大衣慎重地蒙在沃洛吉卡·杰尼什克的遗骸上，周围用砖头压上，然后走出了掩蔽室。

　　“死者是不会感到寒冷的，”当普鲁日尼科夫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谢米施内依的时候，对方说道，“死者不会感到寒冷，中尉。”

　　他自己在所有的军大衣和呢子军衣底下冷得直哆嗦，令人不解的是，他究竟同意普鲁日尼科夫的做法呢还是不同意。他对待死，十分平静，谈到自己时，总是说他不是在渐渐冻僵，而是在渐渐死亡。

　　“死神在把我一块一块地夺走，柯里亚。它是个冰冷的东西，你用军大衣也无法使它暖和过来。”

　　他的两条腿一天比一天僵硬。他已经不能爬了，坐着都很吃力，但是做操却仍在继续，顽强而又热衷。他不想屈服，为争夺自己躯体的每一毫米他都同死神搏斗。

　　“一旦我呻吟，你就把我叫醒。叫不醒我，你尽管把我枪毙。”

　　“你这是怎么啦，准尉？”

　　“因为我即使是死了也没有权利落到德国人手里。否则他们会喜出望外的。”

　　“这种喜事他们有的是，”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

　　“这种喜事他们可没见过！”谢米施内依突然把中尉拉向了自己，“不能把神圣的东西交给他们。宁肯死也别给。”

　　“我什么都不明白。什么神圣的东西？”

　　“时候一到我就会告诉你。而在这之前，你要象对待上帝一样，听我的活。你要相信，我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这样说。歇过来了吧？那就拿起冲锋枪，到地面上去。上去，中尉！让他们知道：要塞还活着。让他们见到死人也害怕。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也别想闯进俄罗斯！”

　　普鲁日尼科夫怀疑，准尉是否濒临失去理智的边缘。一种按捺不住的暴怒愈来愈经常地迸发，因而他无情地驱赶普鲁日尼科夫到地面上去。普鲁日尼科夫没有跟他争辩：对他来说，除了对敌人的仇恨，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这种仇恨有别于谢米施内依的仇恨，它是冷静的、理智的。

　　一九四二年元旦的这一天，他很是走运。不知是由于德国人新年狂饮而丧失了警惕，还是由于调来了一些新兵，他们还没有学会对这死寂的要塞里比比皆是的、黑洞洞的无底深渊怎样戒备，他一下子撂倒了两个，从一个很好的掩蔽处一枪结果一个。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他在地下室里跑了很久，最终逃脱了，因为正值暴风雪天气，他的足迹就连最有经验的警犬也无法寻觅。

　　他把追逐的敌人引到离洞穴较远的地方：差不多快到霍尔姆斯基大门处。在那里德国人最终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他们呐喊了一阵，乱窜了一阵，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空手离去。而他却在一个僻静的壁龛里躺到黄昏以后，才往自己的洞穴走去。他要向准尉汇报：又有两个可以在阎王簿上签到了。

　　他非常想使准尉高兴高兴，因为准尉近来实在力不能支了。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常常由于不堪忍受的疼痛而叫喊起来，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浑身可怕地打寒颤，额头上冒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只是凭借无比的意志力，自己那渐趋僵硬的躯体才维持着生命的余辉。

　　“看来，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在通常的一次发病以后神志清醒时，他无限忧伤他说，“看来，需要你了。”

　　“需要我做什么？”

　　“我快要死的时候再告诉你。怎么，战争结束了吗？”

　　“不象是。”

　　“那你为什么还坐着？有子弹吗？”

　　“有，”普鲁日尼科夫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往这个暴风雪肆虐的元旦清晨走去。

　　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刻，他急于去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报告好消息，以使他高兴。但他刚走到拐角里面、还没有到达洞孔的时候，就听到了沉闷的呻吟声。看来，谢米施内依是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就连厚厚的沙土也无法淹没他的喊声。

　　普鲁日尼科夫急忙钻进了洞孔，在一片漆黑里他摸到了最后一截蜡烛，点燃了起来。他没有呼唤谢米施内依，他知道这意味着完了，意味着在他的人生中又一个亲人正在离去。他拿起一块破布，擦去了准尉额头上的汗珠，呆呆地站在他身旁。德国人能否听到这些喊声，对他来说已无所谓了。他已经疲倦了——不论是送别，不论是战斗，不论是生活。

　　喊声骤然而止，突然沉寂了，谢米施内依自己安静了下来。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下子——完了。然而准尉睁开了眼睛：“我叫喊过吗？”

　　“是的。”

　　“为什么不把我唤醒？”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吱声，谢米施内依叹了口气说，“懂了，是不忍心吗？可你有这种权利吗？当敌人的皮靴踩到了我们母亲身上的时候，我们还考虑什么不忍心呢……”

　　谢米施内依说话很困难，呼吸急促，吐字已不清楚。死神已渐渐向他逼近，他的两手已不能动弹，只有两个眼珠还在滚动。

　　“我们问心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吝借自己。直到最后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不能允许自己在死神来临之前杀死自己。只能如此。只能如此，战士。以死还死。只能如此。”

　　“已没有力量了，谢米施内依，”普鲁日尼科夫轻声说，“再也没有力量了。”

　　“没有力量了？马上就会有的。我马上就给你力量。解开我的衣服，敞开我的胸口。解开棉袄、军衣——统统解开。解开了吗？把手伸进去。怎么样？感觉到力量了吗？感到了吗？”

　　普鲁日尼科夫解开了准尉的棉祆和军衣，怯生生地、懵里懵懂地把手伸进了准尉的怀里。他那粗糙的、冻僵了的手指立即触摸到冰冷的、光滑的、摸上去质地厚实的绸子旗帜。

　　“从第一天起我就随身带着它，”准尉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他强自忍住了揪心的恸哭，“团旗在我身上，中尉。我以它的名义命令过你。以它的名义而让自己活着，把死神驱赶到最后。现在轮到你了。纵然死去，你也不能把它交给德国人。这不是你的荣誉，也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祖国的荣誉。不要玷污它，中尉。”

　　“我不会玷污它。”

　　“重复一句：我起誓……”

　　“我起誓，”普鲁日尼科夫说。

　　“……永远，不论是活着，不论是死了……”

　　“不论是活着，不论是死了……”

　　“……决不交给敌人战旗……”

　　“……战旗……”

　　“……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旗，”

　　“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旗，”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他跪了下来，吻了吻贴在准尉那冰凉胸口上的旗帜。

　　“等我死了，你就把它缠在自己身上，”谢米施内依说，“而在这之前，不要碰它。我活着的时候同它在一起，死的时候也要跟它在一起。”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一种庄严而又悲伤的沉默。随后普鲁日尼科夫说道：“今天我打死了两个敌人。外面是暴风雪，很方便。”

　　“我们坚守着要塞，”准尉轻轻说，“没有交出去。”

　　“没有交出去，”普鲁日尼科夫证实说，“而且永远也不交出去。”

　　一小时以后谢米施内依死了，再也没说一句话。普鲁日尼科夫以为他还活着，在他身旁又坐了许久，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从准尉身上解下旗帜，脱了自己的上衣，把团旗缠在自己身上。凉丝丝的绸于很快就变暖了，他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特殊的、激动人心的温暖。时时刻刻——在埋葬谢米施内依的时候是如此，后来他盖着所有的呢子军衣躺在他床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躺着，心情平静地想道，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怕了——既不怕德国人，又不怕死神，也不怕寒冷。他已经感觉不到自身的“我”，他感觉到的是某种更大的东西：自己个人。感觉到自己个人已成为祖国的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环节，这面美好的绸子旗帜象征着祖国，温暖着他的心。他安然地意识到，这样的个人究竟怎样称呼、他在哪儿住和怎样生活、他爱过谁和怎样死去，这一切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把过去和未来连结为一根时间链条的那个环节应该是牢固不破的。他深信，这一环节是牢固的、永恒的。

　　地面上暴风雪大作。田野与小径，空寂的乡村与瓦砾场，全都覆盖在白色的银毯底下，阒无一人的城市里风雪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肆虐。

　　游击队的篝火已经升起，那些如向普鲁日尼科夫一样不被征服的人们，排除万难朝着淹没在暴风雪中的点点星火走去。德国人瑟缩在房屋里和路口上，惧怕黑暗、暴风雪和这不可思议的人民。

　　还没有发生哈退尼①（注：①哈退尼：自俄罗斯一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侵略者烧光杀光，现已成为名城，１９６９年在该地建起了一座纪念碑。）那样的事情，在白俄罗斯，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人尚存。每一个尚存的第四者都在射击，不停地战斗，因此，这块土地对法西斯军队来说已变成了一座地狱。而这地狱的大门就是布列斯特要塞。

　　暴风雪从布列斯特要塞卷向莫斯科。它不停地飞旋，覆盖了德国人的尸体和残破的武器。别的中尉们正率领着自己的连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摧枯拉朽，一直向西方挺进。向他，向不可征服的祖国的这个不屈的儿子这里挺进……

第三章

　　四月的一个清晨，昔日具有人的尊严的小提琴家鲁维姆·斯维茨基，低低地耷拉着脑袋，匆匆沿着肮脏的、被车轮和履带轧坏了的路边行走。德国人的汽车鱼贯成行，迎面开来，挡风玻璃上光点闪耀。

　　然而斯维茨基并未看见这种闪耀着的光点。他不敢抬起眼睛张望，因为他的背上和胸前都有一颗硕大的暗黄色的六角星：这个标记意味着任何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有权打他、骂他，不然还可以在溢满了水的城壕边上把他枪毙。这颗星象诅咒一样在他身上燃烧，象死亡的重压窒息着他。小提琴家的眼睛早已暗淡无光，长得出奇的两手顺从地垂在两边，而驼着的背弯得更厉害了，每一秒钟都等候着打击，推撞或者子弹。

　　现在他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住在犹太人区，已经不拉小提琴了，而是在战俘营里锯木头。他那纤细的手指变得粗糙不堪，两手开始发抖，音乐早就在他心中泯灭了。他每天早晨都匆匆忙忙赶去干活，每天傍晚再勿匆忙忙返回。

　　一辆汽车在他身旁夏然而止。他的一双灵敏的大耳朵准确无误地断定，停下的是一辆小轿车，但他并没有朝它望一眼。看是被禁止的，听——同样如此，因此他继续往前走去，一双破鞋继续在泥途中走自己的路。

　　“犹太！”

　　他驯服地转过了身子，脱下了帽子，打了个立正。一个德国少校从打开了的车门里探出了身子。

　　“会讲俄国话吗？”

　　“是的，少校先生。”

　　“上车。”

　　斯维茨基顺从地坐在后座的一角。后座上已经坐着一个人：斯维茨基没敢朝那里看，但用眼角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将军，于是他瑟缩在边上，尽量少占地方。

　　汽车行驶得很快。斯维茨基凝视着足前，始终没敢抬起过头，不过，他还是瞥见汽车拐向了栗树大街，这时他明白了，他们是带他到要塞去。不知为什么他更为害怕了，尽管对他来说，似乎已不可能有更为可怕的事情出现。他吓得蜷缩着身子，甚至在汽车停下来时也动都没动。

　　“下车！”

　　斯维茨基忙不迭地爬出了车门。将军的黑色“霍尔赫”牌汽车停在废墟上。在这一片瓦砾之中他立即看到一个通往地下的窟窿，包围这个窟窿的德国士兵还有稍远处被斗篷蒙着的两具尸体。斗篷底缘露出了笨重的德国皮靴。再远处——在这废墟的后面，包围圈以外，两具尸体后面，——妇女们在拣砖头；看守已把她们忘之脑后，此时正在引颈翘望，瞧着黑色的“霍尔赫”。

　　一声命令，士兵们即时立正，一个年轻的中尉走到将军面前作了报告。他报告的声音很响，斯维茨基从中得悉，在地底下有一名俄罗斯士兵：早晨他射倒了两个巡逻兵，追逐结果是把他赶到了这个没有第二个出口的掩蔽室里。将军听取了报告，小声对少校说了点什么。

　　“犹太！”

　　斯维茨基脱下帽子。他已明白要他做什么事情了。

　　“在那里地底下，有一个俄国狂热分子。你下去，劝服他自动放下武器。假若你留在他那里不出来，那就用火焰喷射器把你们烧死，假若你一个人出来，而他留在里面，那就把你枪毙。把电筒给他。”

　　斯维茨基跌跌撞撞地踏着碎砖慢慢下到黑暗里去。光亮逐渐消失，但是碎砖地很快就到头了：出现了一条堆满碎砖的通道。斯维茨基打亮了电筒，刹那间从晦暗中传来了暗哑的声音：“站住！我开枪啦！”

　　“别开枪！”斯维茨基停住后喊道，“我不是德国人！请不要开枪！他们派我来的！”

　　“照一下自己的脸。”

　　斯维茨基驯服地掉过电筒，在明亮的灯光中眨巴着视力甚弱的眼睛。

　　“过来吧。照着点脚底下。”

　　“请别开枪，”斯维茨基一面央求，一面艰辛地沿着通道走，“他们派我来劝服您出去。要是您拒绝的话，他们就要把您烧死，把我给枪毙……”

　　他沉默了，突然感觉到自己附近的什么地方有深沉的呼吸声。

　　“把电筒关上。”

　　斯维茨基摸了摸按钮，灯光熄了，浓重的晦暗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你是谁？”

　　“我？是犹太人。”

　　“翻译？”

　　“有什么两样呢？”斯维茨基沉重地叹了口气，“我是谁——这有什么两样呢？我曾经忘记过我是犹太人，然而他们又提醒我这一点。于是现在我又是个犹太人了。我只不过仅仅是个犹太人而已。他们将把您烧死，而把我枪毙。”

　　“他们把我驱赶到陷阱里了，”一种沉痛的声音说道，“在亮处我视力很坏，所以他们把我赶进了罗网。”

　　“他们人很多。”

　　“反正我也没有子弹了。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你听到什么消息吗？我们的人在哪里？”

　　“您知道吗，传出了风声，”斯维茨基压低了嗓音，悄声说，“传出了好消息，说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溃败了。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们的莫斯科怎么样？德国人没占领莫斯科吧？”

　　“没有，没有，您怎么啦！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了。在莫斯科城下，您懂吗？”

　　在晦暗中他俩出乎意外地笑开了。暗哑的笑声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斯维茨基都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现在我可以出去啦。现在我应当出去，我要最后一次正面瞧瞧他们。帮帮我的忙，同志。”

　　“同志！”一种惊异的声音咕嘟一下从斯维茨基的喉咙里挣脱出来，“您说的是‘同志’？……天哪，我以为我永远也听不见这种称呼了！”

　　“帮帮我。我的两条腿不知怎么有点不听使唤了。让我扶着你的肩。”

　　一只皮包骨的瘦手抓在小提琴手的肩上，斯维茨基感觉到脸腮上扑来喘吁吁的呼吸气息。

　　“走吧。不用打电筒：在黑暗里我看得见。”

　　他们缓慢地顺着通道往外走。斯维茨基从这位陌生人的呼吸来判断，他每移动一步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你告诉我们的人……”陌生人声音很轻他说，“等我们的人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说我保存着……”他突然迟疑了一下，“不，你告诉他们，说我没有把要塞交出去。让他们搜寻一下。让他们把所有的掩蔽室都挨个儿查一查。要塞并未陷落。要塞没有陷落：它只是流尽了血。我是它最后的一滴血……今天是几号？”

　　“四月十二号。”

　　“二十岁。”陌生人苦笑了一下，“可我错数了整整七天……”

　　“什么二十岁？”

　　陌生人没有回答，往上走的整个路上他们都再也没有作声。他们吃力地踩着碎砖，爬出了洞口，在这里陌生人松开了斯维茨基的肩膀，挺起腰，两手交叉在胸前。小提琴手连忙退向一旁，朝陌生人看了一眼，这才看到被他从深邃的掩蔽室里带出来的这个人的模样。

　　在地下室的洞口处，站着一个形销骨立、已难分辨多大年龄的人。他没有戴帽子，长长的苍白头发触及肩头，砖灰渗进了他那皮带紧束的棉袄，透过裤子上的破洞裸露出满是瘀结血斑的肿胀的膝盖。他那肿得可怕、冻僵了的发黑的足趾，从裂开的破皮靴里露了出来。他挺起胸、昂着头肃立在那儿，一双失去了视力的眸子凝望着远方的太阳。从这双直勾勾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

　　在场的人都默默无声。士兵和军官们沉默着，将军也同样沉默着。远处，妇女们放下了手中的活木然伫立，她们的看守也默然地站在一旁。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这个严峻的、屹立不动、宛如一尊石像的人。后来，将军声音不大地说了些什么。

　　“说出您的身分和姓名。”斯维茨基翻译道。

　　“我——俄罗斯士兵。”

　　声音嘶哑但很洪亮，比要求的响得多：这个人生活在沉默中已有很久，现在已经不大会控制自己的声音了。斯维茨基把他的回答翻译了过去，将军又问了句什么。

　　“将军先生一定要求您说出自己的身分和姓名……”

　　斯维茨基的声音颤抖了，他嘤嘤啜泣了起来，哭啊哭啊，哭个不停，两只颤悠悠的手不住地擦着凹陷的面颊上的泪水。

　　突然，陌生人慢慢转过了脸，他那直勾勾的目光直逼着将军。在一种奇异的、胜利的冷笑中，那浓密的胡须微微颤动了一下：“怎么样，将军，现在您知道在俄罗斯每一俄里的路程有多少步了吧？”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斯维茨基还翻译了将军提出的一些别的问题，但是陌生人一概置之不理，依然凝视着他已看不见的太阳。

　　救护车开了过来，一个医生和两个抬担架的救护人员从车里急速跳出。将军摆头示意，医生和救护人员立即向陌生人跑去。救护人员打开了担架，医生则说了些什么话，但是陌主人默然无语地推开了他，径直向救护车走去。

　　他威严地向前走着，什么也瞧不见，但是根据发动机的声音他准确地辨明了方向。所有的人都站在原地不动，他一个人往前走着，艰辛地迈着他那肿胀的、冻伤了的两腿。

　　突然，德国中尉象在检阅仪式上那样，注意力集中地、响亮地喊了一声口令，士兵们碰响脚跟立正以后，立即整齐地举枪敬礼。稍后，德国将军也把手举到了帽檐上，而他，踉踉跄跄，缓慢地从此刻给予他最高军人荣誉的敌人队伍中间走过。然而，他没有看见这种荣誉，要是看见了，对他来说也已是无所谓的了。他远远高于一切可以设想的荣誉，高于光荣，高于生活和高于死亡。

　　妇女们拖着哭亡灵似的可怕声调号陶大哭了起来。她们一个个地跪倒在料峭的四月里的泥泞地上。她们一面号哭，一面伸开两手俯首于地，向他——最终也未被征服的要塞里的最后一个保卫者致意。

　　他缓慢地挪动着脚步，跌跌撞撞，趔趄着走向马达声响的地方。一只靴底向下屈曲而脱落了，那只光脚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血迹。他不停地走着，走着，骄傲而执拗地走着，象他昔日走过的道路那样，只是在他走到了的时候，他才倒了下来。

　　倒在救护车旁边。

　　他背朝下，仰天倒下了，舒展地伸开着两臂，把自己那视而不能见的、大大睁着的眼睛对着太阳。即使倒下死了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以死还死。

尾声

　　布列斯特要塞位于我国西部边陲。距莫斯科并不甚远：乘火车不到一昼夜的路程。不仅仅是旅游者，所有出国或回国的过往者都一定会到要塞去参观。

　　在这里，人们是不会大声说话的：四一年的那些日子实在怵目惊心，这些石头铭记着无数可歌可泣的事情。沉着的导游者领着一批批参观的人们去凭吊战斗过的地方，你们可以下到第三百三十三团的一些地下室里，可以触摸那些被火焰喷射器熔化了的砖块，可以走到杰列斯波里大门和霍尔姆斯基大门，或者在昔日教堂的穹顶底下默默地站上一会儿。

　　请不要匆忙。回忆一下。也表示一下对死者的敬意。

　　博物馆里展出了曾经使用过的武器，还有战士的鞋，这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某个战士匆忙穿在脚上的那双。向你们展出的还有保卫者们的个人物品，并且会向你们讲解战士们如何把水留给了儿童和水压机关枪，而自己却渴得发疯。你们也一定会停留在迄今所找到的唯一的一面旗帜跟前。然而人们一直在寻找旗帜，在不停地寻找，因为要塞未被交出去，德国人未能缴获这里的任何一面军旗。

　　要塞未被攻陷。要塞流尽了血。

　　历史学家是不喜欢传说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对你叙述一个不知名的保卫者的事迹，德国人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第十个月，即一九四二年四月，才得以抓住他。这个人战斗了几乎一年。在杏无音信中度过了战斗的一年，左右无邻，无命令可从也无后方可依，既无人接替也收不到家书。时间既没有把他的姓名也没有把他的身分留传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俄罗斯士兵。

　　要塞博物馆里保存了很多实物。这些实物如要全部展览，在展览台上是放不下的：它们的很大一部分都储备在那里。假如你们有机会看一看这些储备展品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一条套着半截女鞋的小小的木头假腿。它是在距白宫——要塞保卫者们这样称呼工程部大楼——围墙不远的一个弹坑里挖掘出来的。

　　每年六月二十二日布列斯特都隆重而悲哀地纪念战争的开始。幸存的保卫者们驱车前往，人们献上花圈，光荣的哨兵默然肃立。

　　每年六月二十二日有一位年迈的妇女总是乘头班火车来到布列斯特。她不急于离开嘈杂的车站，而且一次也没有到要塞去过。她来到车站广场上，在车站的入口处镶着一方大理石纪念牌：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日

　　在中尉尼古拉（姓氏不详）和准尉巴维尔·巴斯涅夫领导下

　　军人们和铁路员工们英勇地保卫了车站

　　整个一天这位老妇都在反复读这个纪念牌上镌刻着的话。她站在牌前，有如一个光荣的哨兵肃立在那里。离去了。带来了鲜花。又站在那里，反复读着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七个字母是：

　　НИКОЛАЙ（尼古拉）

　　嘈杂的火车站象平日一样繁忙。列车东来西往，播音员在广播，提醒乘客不要忘记自己的车票，音乐声缭绕不绝，人们沉浸在欢声笑语中。而在大理石纪念牌的前面，一位年迈的妇女默默无语地仁立。

　　无需对她解释：我们的孩子在何处安息。重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

　　1974年

　　【全书完】

我不想再写战争了——鲍·华西里耶夫言谈录

　　问：鲍里斯·李沃维奇，对于战争的的许多参加者来说，他们在生活中做了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事情，请问，战争题材在您的创作中占主要地位吗？

　　答：完全不是。战争题材的作品我只有四部。《明天将发生战争》，主要描写人们必须去牺牲的事。而《这里黎明静悄悄》则描写战争发生了，妇女被打死了。还有《未列入名册》和《遭遇战》。战争题材的东西我不想再写了，对我来说这个题材可取之处已经耗尽了。有关战争的内容已经使我失去了兴趣。

　　问：据悉一家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您的一本回忆录，其中您主要讲1941年被围困的人。

　　答：是的，当时我把这部作品叫作《布雷区的勿忘草》，关于莫斯科的围困我们还不曾写过，我本人也曾是被围困者。但这并不是对战争题材的回归与重复，只是我曾有过那样的回忆，我的20世纪。

　　问：您认为，今天战争题材会消失吗？

　　答：不应该宣布去有组织地描写战争，为什么？如果作家本人有诉求，他就绝对不会去沉默，只是现在谁还在从事这个行当呢？还剩下谁在干呢？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我、巴克兰诺夫、邦达列夫……，只有阿斯塔菲耶夫还在不停地写呵！还有值得说的吗？比如，失踪战士的题材。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写，而寻找他们应竭尽全力。我们的人？上帝呵！看看美国人！他们对每一个自己人都不会落下。寻找查询直至找到。而后庄严地带着荣誉安葬，而我们呢？想一想吧！

　　从另一方面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闻，胜利纪念日变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时光岁月在流逝，我们并不认为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失去了什么，也同样不会为在祖国大地与法国士兵做殊死决战而献身的军人写些什么，至今我们仍没有去埋葬他们。为什么这样！

　　然而，我们并没有把道德观点与国家混淆起来。但有时不免听说在祖国的大地上仍然还有曝尸天地间的士兵，在俯首山上还在建造青铜的胜利女神。我们所在作的一切是那样的富丽堂皇，我们的水平就是这样，这种欣赏力从何而来，对知识分子茫然若失，从小木屋里？算了吧——另一种水平。

　　实际上纪念碑是需要的，而葬地却可有可无。于是我们现在需要带点忧伤色彩地寻找一种理由，我们打败了德国人！还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吗？

　　问：关于眼前发生过的战争：阿富汗、车臣、南斯拉夫，您不想写点什么？

　　答：不，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由于是“热点”，我要说明自己的意见——也只能这样。1941年时我们保家卫国。不是制度，不是政权，也不是政府——而是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一街一巷，自己的亲朋好友。我们后代现在仍不明白为什么而战。小小的多山之国对他们来说是别人的。而军人们则从不怀疑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是正确的。那些去过阿富汗特别是去过车臣的人只有一种感觉——必须杀他们。不是作战，而是杀死。对车臣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卫国战争，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因此我们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孩子白白地葬身他乡，糊里湖涂地死去，无声无息地倒下，那些活下来的人们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心理上的转变与断裂。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斯间则是另外的样子。囚犯从各个地区以志愿者身份走上前线……

　　至于涉及到南斯拉夫，欧洲的中心遭到了轰炸。是的，米洛舍维奇确实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屠杀。但可采取另一种示威方式。人民并没有错误。现在借助于我们的努力一切都趋于和平了，当然了切尔诺梅尔金功不可没。

　　问：除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之外您还有喜爱的政治家吗？您会与你们的国务活动家中的哪一位去野游呢？

　　答：会同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一同去，他们是俄罗斯的明天。他们意志坚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够承受各种打击，去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外表非常讨我喜欢——同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那些整日里在电视里露头显脸的市侩，我们的国家杜马里有多少这样的丑八怪呵！我对他们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伙子呵！我坚信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能力并祝愿他们取得胜利，在大选中也能成功。

　　问：当代军队没有激起您的写作兴趣吗？

　　答：我没有权力去创作这方面的东西。我没有再入军队。这是复杂的机构，要想了解它必须从内部来谈。它的颓丧，它的被损害、它的被玷辱——这些都是事实，但它依旧强大无比，它还能战斗。

　　问：整个国家都为您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孩儿而哭泣。为什么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会牺牲？他们是那么的希望活下去，好好地活着，而最终还是告别人世了，为什么？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大多是以悲剧形式呈现的，而非喜剧，俄罗斯就活在悲剧体裁中，整个20世纪皆是如此……

　　问：您说过关于欧洲文化的问题，在现在，在20世纪末期，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的文化状况如何？

　　答：问题很有趣，首先要更准确地说明文化的概念。这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文学。这是道德与法律，书籍，剧院——这是文化的招牌、文化的正面。谈到民族文化应该从社会道德和国家的法律方面来看。道德在我们这里已沦丧到底，我们这儿被称之为文化的不过是“蹦迪碴舞”。你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些，这种文化谁也不用教，也不必去解释，俄国文学像电弧似的把两个曾分开的社会组织联在一起——农奴和地主。因此农奴制度被废除也很容易。而苏维埃文学干了什么呢？苏维埃文学在宣扬什么呢？久加诺夫到现在还不能平静下来，艺术现在挣扎着想站起来。艺术的主要任务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小党派的问题。

　　问：在您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触及到知识分子题目，您是否有这种感觉，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可以消失了？

　　答：这个事物开始灭绝。从旧俄罗斯走过来的那一代已经过气了。他们经历过“古拉格群岛”，战争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散。而继承性却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很贵族气的，这并不指的是贵族血统方面，我指的是独立性这一点。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服务型的。这种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的力量。用教育来代替了独立性。这完全是不相同的事。我不喜欢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受教育者”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苛同。

　　问：人们现在称索尔仁尼琴为救世主，称您为真正的经典作家。您对这种涉及您创作的评价怎么看？

　　答：我不知道。20年后是否有人仍读我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靠这种称呼活着。我们很喜欢挂上什么标签：经典作家，救世主，不应该这样，后代人自己会分清是非的。

　　问：听说您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在在创作什么呢？

　　答：最近在研读历史。秋末会在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关开斯科别列娃的长篇小说《只有一瞬间》。还在创作关于奥列佳女大公的长篇小说。

　　问：有您喜欢的出版家吗？您认为现代的出版业应是什么样的？

　　答：书籍出版业变得商业化了，这在当今俄罗斯相当自然——你写的好，就给印发。现在图书市场对每个人都开放，这是好事，不是灾难。

　　问：但许多出版社向市场抛售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书籍。

　　答：这是沉淀物。这是泡沫。他们会消失的，当我们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觉悟提高后，他就不会再买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了。

　　我认为最喜爱的出版社为瓦格利武斯，他们印发我的小说没有收回成本。但出版家并不看中这些，但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也得不出一些通俗文学的东西。谢谢他们所作的一切。

　　现在谁也不能而且不会影响我的创作。过去常常专注于第二本书。现在全都印出来，每一本都不会放太长时间。任何时候我都对政府中的人没有最喜欢的。但民族教会了我。对叶利钦我没有特别喜欢，不是涉及到我的文学创作上的事，而是政论文章的事。但我不打算沉默。叶利钦吗？向他深深地鞠躬，如果有什么事儿出现，我会立刻坐到书桌前，马上开写。报纸和杂志都高兴地等着呢。（左右译）

　　【附】：鲍里斯·华西里耶夫（1924－），俄罗斯作家。生于职业军官家庭。1941年中学毕业，志愿入伍。1948年毕业于装甲部队军事学院。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根据小说拍制的电影获奖1975年苏联国家奖金）、《最后一天》（1970）、《他们可能同我一起去侦察》（1980），长篇小说《不要想白天鹅开枪》（1973）、《未列入名册》（1974）等。他的作品以战争题材为主，以揭示普通战士的人道主义品质和人性美为特点。